九丫（四十）

第三节
——为了开学能顺利返校，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也是为了活得更好给雷文国看，我决定去找校长。


我轻轻打开母亲的房门。
这是跟三哥说好的第二天晚饭后。
屋内床铺是上次打扫好的，依然整整洁洁。
弟弟夫妻俩见我进了母亲屋里，就跟我说：“姐，你一个人住不怕吗？是不是叫四哥家的莲英来陪你住？”
我没同意。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地方不敢住呢？何况，这是母亲的房间，父亲在世时住过，儿子生前住过，他们都是我最亲的人我怕什么？我不仅不怕，相反希望真有魂灵出现。倘若真有魂灵，我不是就能看到父亲和娇儿了吗？
我环顾了一下这两小间旧屋，只见堂屋后墙的水泥条几上，放着父亲的遗像。戴着旧毡帽、穿着黑旧得发灰的棉袄的父亲，默默地看着我。我也仔细地端详着父亲。看着看着，泪眼又模糊起来。
突然，我发现父亲那慈祥的目光里，隐隐地透出一种关爱、一种牵挂。
呀！父亲的眼睛似乎活了，有神了，而且正对着我流泪呢，只是没有泪水溢出眼眶，但那不动的眼睛却明显是湿润的。我想，大概父亲对我现在的处境很担忧，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顾不上我了。想起小时候的那一年春节，我们兄弟姐妹十个，拥挤在这两间小屋里，围着小方桌，叽叽喳喳，争争吵吵，嘻嘻哈哈地吃着年夜饭，声音能把屋顶掀翻，老父老母看着我们跟小猪一样地抢槽争食，乐不可支，他们并不厌烦这些吵闹声，虽然他们很累、很苦。因为，面前是他们的儿女，吃的是一家团圆饭呵！如今，屋还是那个小屋，人却只剩下我一个，往日的喧闹，变成了今天的寂寞，老父呵，望着这空荡荡的屋，望着孤苦伶仃的我，你能不心酸吗？能不落泪吗？?想过父亲，便想母亲。天各一方的母亲，不知今年春节过得可好，她一定记挂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常说母亲是揽草绳，是她将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揽在一起，并让我们各自成了家。如果母亲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又不知会怎样难过。她一定会说：“唉，如果不是那个孩子，怎么有今天这般磨难！”为儿女操心，是天下父母亲的共性，我真害怕母亲知道真情。我想，如果母亲回来，雷文国的“捉奸”事件一定得瞒着她，虽然纸里包不住火，但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道出此事。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哥哥及弟弟，早已带着孩子入睡。我们乡下人不像城里，大年三十能守岁到天明。难得能闲下来，所以，他们很快就进入梦乡。
我仍静静地坐在灯下苦思冥想。
无意间，我的目光被母亲放在墙角纸箱上的花布包被吸引去了。那个花布包被是儿子小时我在街上买来的一块三尺长宽的碎花布用来缝制的小被子。
一看到碎花布包被，我就想到儿子盖它的情景。那时儿子才十个多月，调皮得很。你一把小花被给他盖上，他就踢蹬着小腿，几下便把花被踢掉了，露出光滑嫩藕般的小腿。每到这时，母亲便会疼爱地重新给他盖上，嘴里不住地嗔骂：“小坏蛋，调皮的小坏蛋！”儿子听到外婆的骂，似乎心有灵犀般，咧开长着四颗嫩牙的小嘴，格格地笑着，又蹬，像是成心跟外婆逗乐似的。
儿子不在两个月了，花布包被依然如昨日般鲜艳。被子不用了，母亲将里面被胎掏掉，然后用它包东西，里面会包些什么呢？碎布头？旧袜子？还是针头线脑？
出于好奇心，我轻轻走过去，双手捧起花布包。捧起这个被儿子盖过的花布包，我似乎能感知到儿子生前的气息，能品味到做母亲的那份对儿子的关爱。
放下包袱，将四角系成的两个活结解开，袒露在我面前的，竟是儿子生前穿的几身衣服。最上面的是套服，粉红色带点水白，上衣带着拉链，拉链已经拉上。我紧紧地抓住这身小衣服，眼泪簌簌而下。衣服还是那样大小，儿子呵，你去了哪里？套服下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黄色带红杠杠的毛衣。那是入秋时我在学校为儿子织的。当时织这件毛衣时，同事们都建议我，在胸前织一些图案。织什么好看呢？我一向手拙心笨，无从下手。后来还是同事找来一本编织毛衣图案书让我选。书上图案种类少说也有几十种，挑来挑去，都觉得不合适，最后田佳萍建议我织个小猫好。她说曾经给她儿子织过，既好看又好织。我心有所动，准备织，可是，转而一想，不能织。我儿属老鼠，怎能织猫呢？后来改织一个大耳朵红眼睛的小白兔。鼠兔是能和睦相处的。我织好白兔，又在兔旁边织了一个绿叶红萝卜。我心很粗，也不会织毛衣，但这是给我儿子织的，所以，再笨也得织，而且织得尽心尽力，织得一丝不苟，织得有滋有味。只要一想起儿子穿这件小白兔毛衣的那份可爱模样时，心里就泛起一种母性的愉悦。
织带图案的毛衣，的确花费了我不少时间、不少心血。我每天加班加点，只要有一点空闲就织。织图案要一针一针计算，哪几针该织什么，哪几针不该织什么，分毫不能错。我常常会数错针，一数错，织的图案必然错，但是错的图案需织出来才能看到，错了就得改，于是，拆了重织。如此拆了织，织了拆，拆拆织织，织织拆拆，拆织了好长时间，才把小白兔织好。这件毛衣织得又大，又厚。大，能多穿几年；厚，儿子穿了暖和。可是，万万没想到，毛衣织好后，儿子才穿两三次，就再也不能穿了。毛衣还是崭新的，小白兔依然鲜活，几条水浪般的红杠杠还在毛衣上起伏着。
我抚摸着毛衣上的针针线线，一股痛失爱子的悲凉、凄惨、辛酸之情又涌上心头，我再也控制不住感情，暗暗地哭泣起来。我努力把哭声压到最低限度，我怕影响弟弟一家的节日情绪。那种想大哭不能大哭而且只能小哭到低泣，泣到别人听不到，这种滋味真让我无法忍受，但我还是忍受了。我紧紧把儿子的毛衣贴到胸前，贴到胸前的毛衣，就像是儿子的身子、儿子的娇态、儿子的气息。
有时，我真恨这间屋。六年前，这间屋送走了我的慈父；六年后，这间屋又送走了我的娇儿。他们迈出这门槛，就再也没回来过。要是这间屋不送他们走呢，我怎能没了父亲没了儿子！
哭一阵，想一阵，叹息一阵，待心情平静后，我又小心地将花布包展开，将儿子生前的衣服重新折叠整齐，小心翼翼包好，放在纸箱上。我的心里此刻升起一种渴望，渴望儿子早日回来穿上这些衣服。虽然，这是梦想，是痴人做梦，但，我仍希望梦想成真。
我一个人住在母亲房里，几乎夜夜不能入睡，夜夜泪伴孤灯。没人知道我心有多痛，情有多伤。起初，哥嫂们还挺关心我，认为母亲不在家，我孤身一人住在房里会产生无限伤感；时间一长，他们也就习以为常。相反还认为我这样冷静冷静好，头脑能清醒些。说实在的，他们一直希望我回高山镇。最令我无法忍受的，他们竟一致认为，许多事情都是我造成的。只不过，他们这种看法没在我跟前说罢了。我真不明白，自家人为何不帮自家人，却偏向雷家，雷家到底给他们什么好处。尤其是大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雷文国打电话给他，他还津津乐道，不失热情。大哥竟公然跟雷文国说，只要雷文国上门说一句软话，就是逼，也要把我逼回雷家。在大哥眼里，雷家有权有势，我跟雷文国过不去，无疑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大哥多次在我跟前说，他在沙塘是有头有脸的人，不能做没头没脸的事。他始终认为，我同雷文国分手是丢了他的人，辱没李家的门风。他非坚持让我回高山镇不行。其他哥嫂也一致赞同大哥的看法，所以，平时常劝我，要当个好女人，做个好母亲。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又何曾不想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过个平平淡淡的日子？我并不奢望富有，只希望大人小孩平平安安、家里家外和和睦睦。我不怕吃苦，不怕清贫，更不想离开自己苦心营造的小家。今天落到这种地步，能怨我吗？我一次次无缘无故挨打受骂？你们为什么看不到？他整日游荡，寻花问柳，屡教不改，你们为什么不说？做女人就该容忍这一切吗？难道能容忍这一切的女人就是好女人？
哥嫂是做不通我思想工作的。我本身就是做人工作的，如果自己脑子有毛病，怎么会对别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哥嫂说我太顽固，太固执。我承认自己固执，承认自己顽固。如果没有这种对生命的固执，恐怕早就成为黄土堆下的冤魂了！
农历正月初四，沙塘人习惯在这天接老少姑娘。虽然今年母亲不在家，惯例照样进行。一大早，大哥就叫三哥四哥去接大姐和三姐。二姐因为早逝，每年春节就没去接。虽说没接，但心里还是思念的。兄弟姊妹聚在一起，哪次都给二姐留个位，酒杯、筷子照上，酒照敬。
大姐家在土窑，离家三四十里，每次接她都得开车去。因为路不好，来回得两三个小时。大姐出嫁最早，娘家一去人，她就亲得了不得，非留饭不可，所以，一大早去，得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赶回。还在很小的时候，大姐每次来都带些糕点、糖块、水果之类东西，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美食一次。所以，年年都盼大姐来。当然，也不全都是为了吃，兄弟姊妹不常在一起，一到逢年过节，总是要想念的。
三姐家近些，只有几里路。但是，年年忙，抽不开身，很少来。去年又刚娶过儿媳妇，恐怕更忙得捞不到来。年年接不到，年年还得接，这是礼节。我真希望两个姐姐都能来。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支持我。大姐、三姐的婚姻史上都有过不愉快的时候，所以，她们能理解我。也只有经过不幸婚姻的人才能理解不幸婚姻者的不幸。
正如预料的那样，三哥开车接大姐到下午才到家。出乎预料的是，估计来不了的三姐也跟大姐脚前脚后到了。三姐妹相见，亲得没法说。我忧郁多年的心，似乎一下豁然开朗起来。
大姐三姐跟其他人打过招呼后，便和我聚在母亲屋里，别人知道我们有话要拉。，也不来打扰。因为是大哥家先招待，所以他们都到大哥家帮忙去了。
大姐比我大得多，所以，把我搂在怀里像搂孩子似的。她心疼地望着我说：“九丫，你瘦多了，脸色也不太好看，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到医院看了没有？”我摇摇头，心里酸酸地说：“我什么病也没有，主要是心情不好。”三姐关切地询问我个人情况。我便把所有的遭遇和不幸一五一十地跟两个姐姐说了。
说来真巧，三姐的儿媳妇也姓雷，而且是雷文国的远房侄女。这种关系开始并不知道，嫁到三姐家后，她跟三姐的闺女闲聊，说她有个婶子姓李，沙塘人，在高山镇教书。三姐的闺女问她婶子叫什么，她说叫李天芳。
三姐的闺女听后，拍手大笑说：“真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李天芳就是俺小姨！”
“听说小叔跟婶子关系不太好。”三姐的儿媳妇试探着说。
“咳，他俩早就离婚了，小姨夫那人太差劲了。小姨这人，才有才人有人的，他上哪去找！”三姐的闺女抱怨说。
“他俩离过婚了，我才敢说。小叔真不是人。还是很早，他俩还没离婚，一天小叔骑个破摩托，车上带了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来到俺家，并告诉我说，那女人是我婶子。既然是婶子，我当然得热情招待。正准备买酒买菜，我妈回来了，我赶紧跟妈说，高山镇的叔叔婶子来了。妈妈很高兴，忙到屋里去看，转回来骂我说：”死丫头，那哪是你婶子，你婶子我又不是没见过，人家是个高挑个，文文静静、朴朴实实的，哪像这女人又矮又胖，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大概母亲的话给小叔听到了，小叔感到很不好意思，跟母亲说几句话，就带着那女人走了。母亲和我一个劲留小叔吃饭也没留下来。”三姐的媳妇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唉，好端端的一个家，硬是给小叔搞散了。”
三姐的闺女听过这事，当时就告诉了三姐。这次，三姐又告诉了我。
我说：“随他跟哪个女人我也不问了，反正我这次跟他一刀两断了。”接着，我又把雷文国在村里如何污辱我的事说了一遍。
大姐听后，气得大骂雷文国不是东西。三姐默声不语，过了好一会才说：“像这样骚里骚气不务正业的人，是不能跟他过，跟他过等于活受罪！”大姐也同意三姐的看法，但又关切地问：“雷文国是个痞子，你这样跟他断，要再纠缠怎么办？”
“我不怕他纠缠，大不了不在学校教书。”?
“你不教书能干什么？现在这个社会，没钱寸步难行。在家跟妈在一起，也总不是个事呀，你又能蹲下去吗？”大姐说。
“实在不行，我想出去打工，人家能到外地干，我不呆不傻精精明明的怎不能在外干呢？”
我们姊妹仨还想絮絮叨叨，大嫂来喊吃饭，只好暂时“休会”。
饭桌上，大哥免不了又是对我训一顿，还是劝我回高山镇。因为两个姐姐在，不想扫她们的兴，我辩白两句便一声不吭，埋头吃饭，这也等于不是抗议的抗议。如果不是两个姐姐在，我肯定会当场筷子一搁，拔腿走人。就是这样，我也是草草吃了几口饭找个借口先走的，让大姐三姐在大哥家多坐一会，管他们拉什么呱吧。
人无论活多大，有父母在，才最幸福。人生的路上，风雨太多，坎坷太多，有时能把人弄到心灰意冷的地步。但是，不管你怎样颓唐，怎样心寒，回到父母身边，你就能得到慰藉，就能得到重闯社会的勇气。父母是儿女心中永不熄灭的巨大火焰，这火焰既给温暖，又给照亮了前途的光明。
现在，父亲离开人世，母亲又远在他乡，家便失去了向心力。大姐、三姐这次回娘家，只能轮流去兄弟家吃饭，今天老大家，明天老二家，老三、老四挨着来。白天转着吃饭，晚上姐妹三人便挤在母亲的床上大被共眠。我们像跑散的小鸡，又回到了窝里，虽然老鸡不在窝中，但窝里还有母亲的余温。
姐妹仨每晚都有讲不完的话，但大多是大姐讲我们小时候的事，有时她也讲到自己。三姐只是默默地听着，偶尔叹息着插上一句说：“俺姐命也够苦的，她小姨过的也不是日子。唉，俺家姊妹几个咋就没一个嫁着好人呢？二姐吧，年纪轻轻地就走了，唉……”
三姐只住了两天，便被她闺女带走了。她家里喂一窝猪，还有驴、鸡、鸭等，如若不因为我，三姐也不可能在母亲家住两天。三姐心软，临走时眼泪汪汪地一再叮嘱我，要想开些，又嘱咐大姐说：“姐，你反正回家也没事，在这儿多住几天，陪陪小妹。”继而又问我：“书还教不教？”我说：“到时候再说吧。”三姐愁眉苦脸地说：“你不教书又干什么呢？天天呆在家里，时间长硬闷就闷死了。”
大姐接话说：“去教，你不去教，人家还真以为你和那老师有什么呢！再说，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开始人家不明白真相会说长道短，时间长了，该说该讲的都说完了讲完了，再讲还有什么意思？你怕啥，姓雷的不怕丢人，你怕什么？去教书，该怎么教就怎么教，气死他们！”
“到开学再说吧，我是什么人，大家心里清楚，我不会因为雷文国的恶意诽谤而逃避的，相反，我要让事实使那些谣言假话烟消云散。”我安慰两个姐姐说。
吃过午饭，三姐就走了。大姐又陪了我几天。白天，大姐在几个哥哥家闲转，我便呆在屋里看书或写几句牢骚怪话。静下心后，再想想如何对付雷文国的骚扰和中伤。
到底还能不能教书呢？我心里没有底。
我不知道，那晚雷文国将被打得半死的孙老师是怎样拖到校长家的；也不知道，他在校长面前如何败坏我，如何信口雌黄；校长对此事如何看？我心中没数。校长跟雷二嫂是同学，俗话说，一辈同学三辈亲，雷二嫂若是去作梗，校长会不会听她的？
为了开学能顺利返校，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也是为了活得更好给雷文国看，我决定去找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