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章至八十五章

　　八十一、真的开工建设了
　　
　　这是一个阴郁的夜晚，我在客栈的小公园散步。偶尔有一星半点的水珠落在身上。这不是雨滴，而是雾气实在太大凝聚而成的水珠。整个天地之间充塞满潮湿，我有一种被围困的感觉，逃跑的欲念控制着我，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逃跑，也不知道要逃往哪里。
　　童年时，据村里的老者讲，这样的天气人不舒服的，对于一种小白鱼则是好天气。在这样的天气里，这种小白鱼会兴奋地从水中跃起、凭借潮湿的空气游动，犹如鸟的飞翔。
　　这些小白鱼会从一个池塘飞到另一个池塘。讲这事的老人，为了旁证他说的是事实，还补充说他在路上就捡到过这样飞落的小鱼，拿回家喂了猫。
　　我很不解，一个池塘与另一个池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不知名的小白鱼（当时，我很想知道这种小白鱼叫什么，一直不得而知。现在我才明白，知道小白鱼的名称与不知道小白鱼的名称，对于无论人还是小白鱼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冒死的危险去飞？当时我很不解的，也因此很同情小白鱼悲壮的事迹，痛恨那把小白鱼捡回家喂猫的老妖。
　　后来，我在生活期间，多次接触过像小白鱼一样愚蠢的“佛朗机”人，他们明明知道做一项事情并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还有极大的风险。可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能做，所以做。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小白鱼的逻辑应该是：能飞，所以飞。
　　时过境迁，我到如今依然不能理解这种小白鱼和像这种小白鱼一样的“佛朗机”人。不过，我改变了开始仅仅对他们的同情态度，对他们增加了尊重，甚至崇敬。
　　我忽然想起在学堂建设工地的边上有一条小河，里面一定生活着许多这样的小白鱼，在这样的天气，他们一定会跃出水面，在潮湿的空气中上飞翔，看到一条或者数条小白鱼从我面前飞过，我将会是如何的惊喜而快乐。
　　我要司机载我去学堂建设工地。司机自作聪明地以为我担心工地的施工，就对我说：“这样的天气会影响交通，对施工不会有任何影响的，您就放心吧。”听他如此说，我没有作答，一脸的严肃。他就去发动大巴士了。
　　大巴士有四十七个座位，我之前无聊时仔细地数过。始终就坐我一个人，有一种冷清的感觉，今天尤其如此。
　　我在学堂开工建设之后，我也曾以学校筹建总管理的身份申请购买一辆轿车，没有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他们拒绝我的理由是筹建总管理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并不具备购买轿车的资格。况且，即便这个临时职务也是我自己分的，没有任何部门发文认可。他们给我面子，没有直说，如果直说，那我就是在欺骗政府部门了。
　　工地上的工主们在工地上鬼鬼祟祟地来回窜动，这是我对他们的感觉，理智告诉我，他们是在忙碌。
　　一丛丛的钢筋竖在地面上，像一丛丛的竹子，我联想起一个成语“茁壮成长”。想想还真不如“竹壮成长”更形象，“茁壮成长”与“竹壮成长”相比，终究还是隔了一层。
　　建成的学堂环境优美，宁静。过往的鸟也会在这里驻足、小息、观赏。小随学们在这里快乐地生活、学习。我就守着这学堂，直到死去。
　　忽然停电，也停止了我的遐思。四周一片漆黑。我忽然好像失去了某种依凭，有一种无助的感觉。
　　我用略显惊恐的声音叫喊司机。司机将大巴车发动，将灯光开启。灯光所照，正照到边上的小河，我就顺着灯光朝小河走去。站在河边好一会，也没有看见一条飞翔的小白鱼。
　　我很失望，就逆着灯光朝大巴士走去。司机担心刺我眼，就熄灭了灯。灯一熄灭，一片漆黑。可能害怕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他又将灯打开，可能又害怕刺我的眼睛，又很快将灯熄灭。这样反复，反把我的眼睛弄花了。在他又一次开启灯光时，我就恼怒地朝他大幅度地摆手。终于，他找到了合适的方法，他开了小灯，一直不熄灭。想想，他为我服务也是不容易的，通过灯光的变化，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害怕服务不好的慌乱。
　　好像有一条小白鱼从我面前飞过，我定定神，小白鱼又不见了，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幻觉。
　　就在小白鱼消失无影无踪之际，我恍然大悟。小河、池塘里能够借助潮湿的空气飞翔的小白鱼可能是不存在的，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企望飞翔的小白鱼，即便我们村里那个行将就木的老者的心里也有。或许，小白鱼的故事就是他编的，是他心灵的映现。
　　
　　
　　八十二、面对媒体的演讲
　　
　　教育总署相关负责人员通知我，在下周有一次媒体见面会。部落各新闻媒体要对我办学的义举将有一次全方位的报道。在媒体见面会上，有我作演讲的程序，通知要求我尽快准备好演讲稿。
　　这个通知令我兴奋不已，彻夜未眠。我在脑子里谋划如何激情地演讲。讲我童年对学堂的渴求？讲我的奋斗？讲我办学的宏图？讲我对部落的热爱？……
　　就这样胡思乱想到午夜，这样的胡思乱想，重点与其说是在思、在想，不如说是在享受。过了午夜，决定开始写，又不知道从何写起，趴在桌子上半天也没有写一个字出来。索性上床睡觉，无论如何又睡不着。又返回桌子前，强迫自己胡乱地开始写。
　　凌晨，我的脑子被来回奔突的激情冲撞得疲惫不堪，终于昏昏欲睡了。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忽然想起了我们部落历史上一位抗倭将军，该将军是我们部落的民族英雄。联想到这位将军，我就把写好的演讲稿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这位抗倭将军当时握有重兵，控守部落的门户。倭寇企图拉拢、同化、收编他。这个将军有一个倭籍朋友，也是倭国高官。倭国高层就派遣他去说服这个将军。双方对话最精彩的一问一答是这样的：
　　倭国的说客：“将军！以上就是我国政府承诺为您所做到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您就放心吧。”
　　将军答：“贵国政府为我和家人考虑得确实周到备至。唯一没有考虑到的是我是什么部落的人。”
　　倭国的说客听将军如此作答，转眼间就感觉将军极其陌生，好像不是之前的朋友。接着便张口结舌，僵在那里。
　　这样的回答掷地有声，被我们部落的民众所传诵，称赞将军为民族英雄。
　　我在“佛朗机”期间，曾经在图书馆读到过这个将军的回忆录，而他对当年那样的回答很后悔。称自己当时幼稚。
　　那样的回答是“文学”的回答，不是“政治”的回答。“文学”的回答，固然能够撩动部落民众的情绪，没有实际的功用。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倭寇铁了心要消灭掉这个将军和他率领的军队。当时，该将军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从该将军的经历汲取了教训，重新起草了一份报告给部落教育总署，请求教育总署安排人员代替我写演讲稿。教育总署拒绝了我的请求报告，并一再表示，演讲应该体现自己的思想、个性。如果他们让越俎代庖，无论对我还是对他们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而他们切切又成了不光彩的剥夺者……
　　教育总署的答复是合情合理的。我知道，这样的演讲稿我来写，一定会如将军那幼稚的回答。
　　于是，我改变策略，给教育总署重新打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我叙说了自己文字水平有限，几乎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时间紧迫，请求教育总署派员协助我完成这个事关重大的演讲稿。因为这次，我是有困难请求帮助，无关言论自由。报告很快得到了教育总署的同意。并派两个文字秘书郎撰写演讲稿，很快演讲稿就完成了。
　　媒体见面会那天，我只是照本宣科、有口无心地诵读演讲稿。在我诵读期间，我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我很享受这样热烈的掌声。后来，我就刻意在适当的段落停顿，让掌声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响起。此刻的掌声在其他人听来也许就是嘈杂的“啪啪”声，可是，在我听来实实在在就是美妙的音乐。
　　热烈的掌声传来一次，我的身体就被鼓荡地膨胀一次，心绪也被鼓荡地飞扬一次。如此反复，到演讲结束时，我已感觉自己高大了许多，强大了许多。
　　一位记者女士过来和我攀谈，她脸形刻薄，身形极其消瘦，她似乎就是皮肤和骨头组成的，没有血肉，整个好像一个节肢动物。我想象假如和这样的女人做爱，她浑身外露的骨头一定会磕得我疼痛难忍，而失去了做爱的兴趣；或者，在做爱时间，我把她的骨头压断，使做爱变成了摧残。她说话的声音有奇妙的音响效果，因为，明明只有她一个人在说话，却好像有一窝好几个老鼠在“吱吱嘎嘎”地乱叫。
　　这样的女人，我是避之惟恐不及的。出于维护自己的形象，也出于礼貌。我还是和她并行。她有一问，我有一答。直到她离开。
　　她问了什么，我答了什么，我没有深刻的印象。没有深刻的印象也说明了，在我看来，我和她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很重要的。
　　印象深刻的是我和她握手，我好像握了四根长短不齐冰冷的小棍子。刚和她一握我就因为惊诧而松开，并朝地上看，指望这四根非同寻常的小棍子掉在地上。这四根小棍子并没有如我想象掉在地上，而是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朝我款款地摇晃起来。
　　我从惊异的状态脱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一面尴尬地朝这“节肢动物”微笑，一面把我那只受了惊吓的右手举起来摇晃。
　　
　　
　　八十三、这是为什么？
　　
　　媒体见面会当晚，我再一次兴奋地彻夜难眠。想象整个部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想象故乡的父母、乡邻从媒体上知道我的所作所为，看见我神采飞扬的照片，他们一定会以为这一切都是梦幻。
　　夜深人静，失眠的人都在为自己的失眠烦躁、焦虑，甚至痛不欲生，而我这个失眠的人，却乐滋滋地躺在床上，偶尔还会情不自禁地“呵呵”笑出声来，如同一个傻子。
　　第二天上午，服务人员送来了报纸。按我的想象，头版一定是关于我办学的报道，我接过报纸，将头版从头看到尾，没有一个字有关我办学的报道，连消息都没有发。
　　我想，在二版也可以的，看二版还是没有。我有些慌乱了，继续翻看后面，没有。我又将报纸重新翻看一遍，这一次我的眼睛就像猎狗一样搜寻到报纸的每一个角落。确实没有关于我办学的任何报道，真的没有。我还是固执地不相信，继续重新翻看着报纸。
　　当我终于相信报纸上没有关于我的任何报道时，我已精疲力竭的瘫在床上，如一团烂泥。想侧身伸手去拿床头的茶碗，也不能做到。此时，我才体会到“力不从心”的痛苦。
　　昨天的媒体见面会在我脑海清晰地浮现了，从头至尾，我都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因为这一切都是部落教育总署完全符合原则的安排。我只是遵循导演安排的演员而已。
　　问题一定出在我和“节肢动物”——那瘦削的女记者对话上。可我实在想不起来说了什么。既然想不起来的，按道理一定也是无关紧要的。
　　忽然，我意识到某种不祥。就像某些癔症病人因为突发事件康复一样，我的力量又回到了我的躯体，我如断了弦的弯弓，从床上弹起。
　　
　　
　　八十四、去工地
　　
　　我急如星火地急跑到停车场，直奔停靠在那里的大巴士。见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瞌睡。我急躁地使劲拍打车门。司机惊醒，见是我，慌忙按了一个电钮，车门“哗啦”一声打开。
　　我命令司机送我去工地。
　　也许是司机刚睡醒的缘故，也许是我心急的缘故，我感觉今天的车开得特别的慢。我就催促司机开快一点。司机听我催促他，有些不满，不过在我望他一眼的霎那间，他努力将不满的情绪藏到我看不见的地方，情绪哪里又是好收藏的玩意？他还是有点生硬地回答：“已经够快的了，如果再快，这样的路，这样的车，早就颠散的了。”
　　司机说话的态度有点生硬，说的内容倒是实在的，当我把注意力集中于大巴士，大巴士到处都发出声响，好像每一个零部件都因为不堪重负在挣扎、挣脱。
　　于是，我说：“是我太心急了，你正常驾驶。”司机可能意识到刚才对我说话态度不怎么好，就故意显得委屈地进一步解释说：“不是我不服从您的命令，这应该是最佳的速度了，如果按您的命令执行，快跑不远一定会抛锚的。”接着，他又改用调侃的口气说：“如果这辆大巴士坏了，您啊！下次只好坐牛车去工地了哦。”
　　这样的调侃，并不是很好笑的调侃。他想用自己的笑来强化调侃的效果，于是，他就将负责笑的表情肌调动起来，希望在不好笑的情况下发笑。我已经在他脸上看见了笑意，那即将展开的笑。
　　就在此时，他的脸忽然就那样的僵住了。如同一个初生的婴儿被速冻成标本。真是一个奇怪而可怕的表情。我的心都由此提起来了。终于，他抽紧如石头一样的脸融化开来，变得煞白。他不安地一次、两次地偏头朝我张望。
　　透过这一切，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恐惧和对我的哀求。
　　我理解了司机，更担心他这样的状况会影响行车安全，就故意接着他的话大声说：“是啊！如果再快一点会把车颠簸坏的，那样我就只好坐驴车去工地了。”说完，我又故作轻松地笑起来，我知道我的笑不是很自然，起码还是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了司机。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着重加了一句：“你尽管放心，我不会怪罪你的。”司机已不再如之前那么恐惧，用充满感激的眼光回望我一下，安稳地开车。
　　我也为自己巧妙的回答沾沾自喜。
　　刚才司机无意间说了一个犯忌的词：“牛车”。“牛车”本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词，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卑微的词。因为使用这个词的人大多数是普通民众，达官贵人几乎不用，几乎也没有使用的机会。
　　自T师爷执政以来，他喜欢坐牛车外出视察。“牛车”这个词也随之变得高贵，成为专用名词。普通民众但凡需要说“牛车”的地方都改说“大车。”
　　刚才司机说我坐“牛车”去工地，可做如下两种解释：
　　一， 我和T师爷平起平坐。
　　二， 我取而代之T师爷。（“牛车”象征宝座。）
　　这两种解释，无论哪种解释都是致命的。我故意以“驴车”作答，在回答中巧妙地否定了他说过“牛车”一词。所以，他转恐为安。
　　
　　
　　八十五、寂静的工地
　　
　　昨天工地上还是黑压压的一片蚂蚁一样忙碌的工主们，现在一个也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钢筋们酸楚地立在那里，它们很多，可是，每一根又都很孤单。古诗云：“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在工地入口处站立一个警察。但是，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警察。因为在我们部落的许多乡镇的许多地方，比如路口，比如戏院的入口处等等经常会树立一个警察模型，以起到警示、震慑作用。这个创意来自于农业工主们用稻草人吓唬小鸟。
　　当我走到这人不远的地方，我已经断定他是一个警察模型了，而且是粗制滥造的警察模型。于是，我放开胆子，大步走上前去。当我离他比较近时，忽然，这个警察模型严肃的大声断喝：“站住!”我大吃一惊，仔细一看，原来，这个我认为是警察模型的，切切是一个真正的警察，只是可能由于吃喝无度，他的脸已经严重变形而已。“警戒线严禁跨越。”接着，他又补充一句。
　　我低头一看，紧靠脚前果真有一道石灰线。我再抬头，见他紧握自动步枪在手。我站在原地，不敢前进。战战兢兢壮着胆子说：“我是这个工地的总管理，请问您，您可以告诉我这里为什么停工，被您接管的吗？”警察一字一顿严正地回答：“我接上级命令，来这里执勤。不管你是谁，请你立即离开，不要影响我执行公务。”
　　我不敢再问，准备回头离开，一眼瞥见警察脚边不远处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停工通知”四个大字，下面许多的小字因为远的缘故，模糊一片，我不能看清。
　　我讪讪地、满腹狐疑地朝大巴士走去。司机见我走向大巴士，开始发动，调头。我想这个司机还是不错的，知道我要回，就先将车调整好。我在心里这样默默地称赞他。
　　可是，还不等我靠近，他已经将大巴士开动，我见此情景，慌忙边朝大巴士跑去边朝司机招手，嘴里大喊：“停下。我还没有上车呢。”
　　大巴士不但没有停下，反而开始加速，飞快地离去。我站在它扬起的尘土里，痛骂司机神经病。
　　工地在郊区，这里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只好步行朝回走。等我赶到下榻的客栈，已是午夜。我疲乏交加，很想尽快回到房间，洗澡睡觉。
　　在门厅，我被客房主管接住，他告诉我，由于特殊原因，客栈将被占用，请我立即搬出。我气恼地质问他：“现在深更半夜的，你叫我朝哪里搬？”客房主管无奈地对我说：“你朝哪里搬我怎么知道？反正你得搬。”我更加气愤，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就不搬，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服务态度的。”客房主管听我如此说。也蛮横起来，大声说：“这不是服务态度问题，是政治问题，你懂不懂？”
　　一听说是政治问题，我立即联想到学校工地被停工、司机弃我而去。这些可能都与政治有关。当时，我就软下来，低三下四地说：“将就一晚吧。现在确实太晚了，深更半夜的，你叫我到哪里去寻找新的住处？你们总不能逼我流落街头吧？”客房主管严厉地说：“你到哪里寻找住处是你自己的事情，反正我们这里你是不能住了。”
　　这时，一个服务人员跑过来对客房主管说：“主管！您就同意让他住一宿吧。”没想到一个服务人员这样善良，能向他的上级给我说情。我很感激。
　　客房主管听了服务人员竟然和他说这样的话，非常诧异，将眼睛瞪得圆圆的，气呼呼地质问服务人员：“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个？”服务人员慌忙陪着笑脸对客房主管说：“我不是为这厮说情的，是因为账务已经上报，如果现在让他搬走，我们就不能收他今天的房费，可是，上报的数字里面已经包含了他今天的房费，他搬走，我们谁能贴得起这个房费？不贴，上面追查下来，谁承担得了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