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走在故乡的那片土地（父亲）

　　父亲
　　爷爷最大的功劳不是建起一幢连三间的泥砖青瓦屋。这个在生活的艰难中顽强挣扎的冲里汉子不泛胆识和远见，他从牙缝里省下几个浸透汗渍味儿的铜钱，不顾当时家族长辈们的坚决反对，决计要送一双儿女读书，我的父亲和我的姑姑也便得以幸运地在流着鼻涕打着赤脚的面黄饥瘦的乡里娃羡慕不已的眼神中背着书包哼着儿歌去屈子庙读书。冲里人都说到屈子庙读书，其实父亲和姑姑就读的是屈子祠完全小学。屈子祠作为教学场地具有很悠长的历史，宋大中祥符年间，汨罗书院始建于公悦围北，与屈子祠成为一体，元延五年元仁宗加封屈原为“清洁忠烈公”，屈子祠也就更名为“忠洁清烈庙”，书院亦更名为“清烈书院”，至元年间茶陵举人张希辙任清烈书院山长，书院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清乾隆二十年，徙建于玉笥山对岸的汨罗庙由于江水侵蚀重又徙建于玉笥山，书院也随之而搬迁到玉笥山上，1924年省参议员、前清邑庠生彭熙治等人认为：汨罗乃湘北重镇，并有书院之历史和建筑，需设新学，以兴教化。便于汨罗书院旧址创办了汨罗公学。1929年更名为汨罗中学，分设庙董会校董会，将屈子祠所收租谷每年划拨七百担作为办学用，并于祠西新建教学楼一栋，与书院建筑对称，与屈子祠成为一个整体。新中国成立以后，汨罗中学停办，改办屈子祠完全小学于内。父亲和姑姑就读的就是承接了将近千年教学历史与千古伟人同枕而息的这所屈子祠完全小学。
　　父亲和姑姑背着奶奶用缝缝补补而剩下的旧布缝起来的布书包走出冲里，然后沿着汨罗江畔的一条砂石路唱着小嘛小儿郎上学了。一清早，父亲还在朦胧睡梦中，就听见爷爷在堂屋里的咳嗽声，接着就听到他姐姐在喊着：“上学了，快起床。”父亲便从床上惊地鹊起，胡乱地拉扯几下皱巴巴的棉布衣服，急匆匆地到灶屋里扒拉几口夹着大半红薯丝的小米饭。姑姑在门前的苦楝树下急急地等着父亲，父亲就朝还在灶屋里忙乎着的奶奶嚷一声“姆妈我读书去了”，然后就跟在姐姐的背后沐着朝雾踏着一路露水蹦蹦跳跳地上学。此时，奶奶就忙着从灶屋出来，把湿漉漉的双手在身前的围裙上擦几擦，然后急急地嘱咐一声：“别在路上贪玩，早点到学校。”
　　散学了，父亲一般不很快就回家，他喜欢在屈子祠玩，特别是喜欢在屈子祠前面的梧桐树下捡圆圆的梧桐籽儿。在学校右前方屈子祠的正前面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夏季开满淡黄色的小小的一簇簇圆锥形花序，一到秋天就结成一簇簇球形的果儿，渐渐地裂开成小艇形，随着深秋的一阵风儿就簌簌地落下来。父亲就常常猫在梧桐树下捡梧桐籽儿，一小口袋一小口装满身上所有的衣袋，回来一古脑儿地交给奶奶。奶奶便在闪烁的煤油灯下用砂锅爆炒，把梧桐籽儿炒得香喷喷的，然后一家四口人围在苦楝树做的小几上，快乐地度过一个个无聊的夜晚。
　　姑姑是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她贪玩的弟弟的。当夕阳依偎在屈子祠后那几丛桃树梢儿上时，她便急急地来到梧桐树下，催促着还猫在梧桐树下层层枯黄的落叶里恋恋不舍的父亲，拉着他的衣袖回家。杨柳依依，扬起一路晚归的渔歌，姑姑牵拉着父亲，又在沿着汨罗江的砂石路上留下两个快乐的美丽身影。
　　童年对于父亲来说就是一缕明媚的阳光下摇曳的依依杨柳，快乐是唯一的色调。父亲在爷爷的坚强的翅膀下真的就是一只幸福的鹅黄色的小鸟雏儿。可惜坚强的爷爷在生活的重负下没有挺过来，长年积劳成疾，让不到四十岁的他无奈地撒手人寰，只丢下不多的田地空荡荡的槽房以及悲痛欲绝的孀妇和儿女。
　　爷爷得的是肺痨。
　　那段时间，爷爷喝的酒越来越多了，吃的饭却是越来越少。
　　奶奶说：“看你要得个酒痨的。”
　　爷爷说：“我也不想喝的，咋就饭量就这么小了，不喝点酒咋就能度得这把老命呢。”
　　爷爷的话并没有引起全家人的重视。乡里人的命贱，有个三病两灾的算什么，只要睡一觉，第二天爬起来还不是照样地能挑三十担家粪犁遍三斗田。
　　直到爷爷一天清早起来，他从水缸里舀了一大碗清水来刷牙，感觉口里有一股甜甜的酸酸的腥腥的味道，爷爷想忍住，做了十分的努力却没有忍住，一个喷嚏把一团粘粘的稠稠的血红的东西吐了出来。爷爷赶紧走过去用脚踩踏了好了几下以遮掩那些刺眼的血色。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是爷爷时时在心里头所担心的一个事实。而爷爷却害怕这样一个事实为人所知，特别是被奶奶所知道。爷爷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不想因为这个可怕的事实为他赢来同情的目光，他更不想被这个可怕的事实打倒。
　　而当爷爷渐渐地变得面浮肢肿了，木讷的奶奶终于也知道爷爷患上了可怕的肺痨了。肺痨在冲里是一种常见的病，冲里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死于它的魔爪的。伤心的奶奶给爷爷请了冲里老中医郎中，这位老郎中曾让一位患轻度病症的年轻人延长了十二年的生命而被冲里人奉为起死回生的神仙。老郎中的药物对已成朽木的爷爷已经是无能为力了，爷爷逐渐面色晃白，最后已是失音。奶奶剩下就是拿一把香日日守在供奉着灵官菩萨的一座小小的庙里，跪在这座冲里人谓之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前面的蒲团上虔诚地祈祷，就像在期待日出西边的奇迹般地在等待着爷爷的死亡。
　　爷爷去了，那一天天阴阴的，从纸窗外透进来的只有微弱的亮光。爷爷突然睁大眼睛一声嘶力竭的嚎叫，生命中最后的一口血液喷口而出，爷爷然后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了，只把僵死的眼睛定格在跪在病床前恸哭的他的儿子——父亲的身上。爷爷离开他的阳世间而远去了，奶奶说，一连几天，她总听到爷爷跟在黑白二常后面久驻在奈何桥边的那无奈的痛苦的哭声。
　　读了一点书的姑姑不安分小冲的贫穷与闭塞，跟了一个当兵的而去。有幸这个当兵的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父混了个一官半职，后来转业到地方粮食部门当了一个主任。姑姑也就随着姑父到了粮食部门当了一名临时工。在那个年代里，温饱问题还是东方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一个最大问题，能够进入这个解决国家最大问题的国家重要的部门，姑姑可真是冲里人从骨子里所羡慕不已的对象。让人羡慕不已的姑姑没有忘记爷爷临终前拉着她的手时干涸眼眶里镶嵌的殷切之情，就从牙缝里挤出并不是冲里人想像的那么多的宽裕出资一直支持父亲在县城读完高中。
　　读完高中的那一年正好是一九六六年，父亲带着三斤粮票乘着免费的闷罐子车搞串连到了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清早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人山人海中，他根本没有看清楚主席下巴上那个硕大的痣，也并没有听清楚在天安门的上空回旋的他老人家雄浑有力的声音，但这一直是父亲一生引以为骄傲的事。而他从北京回来，他也只是揣着优秀的成绩单背着被窝回到岗地的沟谷回到周家冲，命运并没有因为他的成绩好也没有他见到过毛主席而给他特别的惠顾，他还是不得不背着被窝回到老家这个江南丘陵里最普通最平常的小冲来，蜗缩在竹园苦楝树掩映的三间泥砖青瓦屋子里。
　　在冲里游荡的这些日子，父亲不知道该把冲前的岭背和坳沟设计成怎么一个不规则的立方体图形，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探测出冲里红土壤中的磁场强度，也就不知道把从学校里所学到的哪丁点儿知识用在什么地方。这让孀居的奶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提了女儿给她的两斤白白的面粉来到了村里的支部书记家里。
　　奶奶说：“送一个孩子读书不容易。”
　　村支书拿了两斤白白的面粉，心里乐开了一朵花儿，于是一个劲儿地点头一个劲儿地说：“是不容易。”
　　“孩子读了几句书，轻的活儿不想干，重的活儿也干不来，真是——”奶奶有点动情，动情了就有点说不出话儿来，最后只能是留下一声“唉”，眼里竟是噙满泪花。
　　不知支书是被奶奶的慈母之情感动了还是两斤白白的面粉在苍白的日子里太具有煽动力，两天后，村支书亲自登门到了爷爷为父亲留下的那三间老屋里，喝了三杯奶奶久藏的窖酒打着酒嗝对父亲说：“秀才，学校里还缺一个老师，你就去糊弄糊弄个三五天吧。”
　　从此以后，父亲就日日起着早床去村里小学去糊弄糊弄那些流着鼻涕的冲里面的孩子们。
　　学校是一座屋梁还是大木三角架撑起的在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旧房子，破碎的青瓦已挡不住雨水灌注，在孩子们的身边打起一个个小水坑;窗户依然是报纸糊裱或者用废旧的塑料薄膜封贴，稍大一点的冷风便足以让孩子们红透脸蛋含满鼻涕。父亲就在这样的教室里踱着，教着孩子们读“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父亲安于这种闲适(起码在乡里人的眼里是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个春秋。免了许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烈日和暴风雨交织的辛劳，得以守候几分轻闲的时光，这样直到他和青梅竹马的母亲结婚，直到期我兄妹仨呱呱落地。那并不是一个重视知识的时代，在当时冲里人的眼里，一个字的价值远远比不上一块草皮，读几句书真还比不上把一堆草皮沤一坑肥粪实用。一个正常劳力一个工日能沤三坑肥粪，按每个工日九分钱计算，每坑肥粪的价值是三分钱，而父亲教一天书算一个八分工日，也就是能创造不到六分钱的价值(这五分钱的价值还是稍有一点水平的大队长姑且这么算的，是冲里人看不见摸不着的)，相当于沤一坑半肥粪。在那个时代，知识的价值真正是可怜巴巴的，就像是堆满堂屋角落里的烂红薯。
　　我家有一个有知识的父亲，我父亲在学校教书轻闲赚取工分。不过，父亲赚取的工分比母亲还少，一年核算下来，没有工分的知识分子家庭便成了冲里出了名的超支户，超支户的概念至今我也没有一点准确的解释，但在我的印象中，往往是一家一年的口粮由父亲从生产队的保管室里一担挑回来，剩下便是在生产队打欠条超支了。生产队里超支户也并非我一家，保管室也管不了那么多超支，因此也就有些上顿不接下顿的日子，也就只能赊东家借西家凑合着艰难地过。那段日子，对于一个大米缺乏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家庭，日子实在是过得紧巴巴的。而确实，在这样一个时代，父亲，一个在冲里人看起来读了不少书的秀才、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远比不上他那个曾在地主家里放过牛的大字不识的为冲里乡里乡亲酿了不少醉人的香醇的父亲，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父亲是一个最不善于经营生活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