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生命册（第十一章）（连载）

　
你走过鬼门关么?
　　你真正面对过死亡的威胁么?
　　坦白地说，我是面对过的，也就是一刹那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有想，是来不及想什么。后来我曾无数次地回忆过面对死亡时的感觉，感觉是没有感觉。实话说，那一刻，我愣住了，就见对面一辆大卡车迎面冲过来……愣了一秒钟的时间，大约就一秒钟，只听见咚的一声巨响，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满脸是血，一身的碎玻璃，一身的痛。这时候，我才有感觉了。我的感觉是:哦，还活着。
　　那时候，我慢慢地从车里爬出来，站在301国道的一个十字路口厂动的血人!
　　你喝过自己的血么?
　　我喝过，有点咸。稍咸。
　　后来，当我被送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仍然迷迷瞪瞪的，我怎么就出了车祸呢?
　　我记得我听到骆驼跳楼的消息后，原本是想尽快找一个出口，先下高速公路，而后调头往南。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共过患难……可我调头之后，转过301国道，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看见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轰轰隆隆地，迎面向我冲来。
　　当时，从车里爬出来，我站在十字路口，天整个是红的，太阳像是一汪红刺儿。我就那么站在路口上，一身是血，血像红色的瀑布，从我头上、脸上流下来，流不及了，就喝。那一刻，我浑身上下都是红的，像一面旗……我记得，我伸手拦车的时候，先后有四辆小车从我身旁开过去了。他们躲避我这个血人就像是躲避瘟疫一样。那时，我已经几近绝望。人在绝望的时候，会勇气倍增。后来，当一辆警车开过来的时候，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公路的正中央，伸出一只血手，大喝一声:站住!
　　就是这辆路过的警车把我救了。
　　应该说，我捡了一条命。我想，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或者说是一种警示。我被送进医院后，先后上过两个手术台。一个是外科的，一个是眼科的。外科手术简单，只是做一些外伤的缝合。外科医生说:你有两处动脉破了。看来，你伤得最重的是眼。于是，就把我转到了眼科。在眼科的手术台上，眼科医生说得更为可怕。他说:签字吧。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左眼的角膜破了，虹膜破了，晶体破了，玻璃体也流出来了，怕是眼保不住了，说不定要摘除。另外，一旦感染，还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右眼，有失明的危险……他好像说了一大堆话，每一句都像是扎在心窝里的刀子。这时候，我又一次绝望了。非常绝望。出车祸后，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眼睛。那时候，好像天还是蓝的，可天马上就要黑了。
　　最后，医生说:你签字么?
　　我说:签。我签。
　　这一刻，我心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呼唤。我脱口而出。你知道我喊的是什么?我喉咙里突兀地冒出一声:妈，妈呀——可我早就没有妈了。
　　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一个灼热的聚光灯照在我的眼上，那带线的针一针一针从眼上穿过，我感觉那拉出的线很长，那疼也很长，很长很长……疼就像是一个接一个的逗号，没有句号;而后又是一针，长长、长长的……就像是在眼上绣花。你一定不明白在眼上绣花是什么滋味吧?那其实就是万念俱灰，那就是生不如死，那就是细疼，一脉一脉地疼，针虽在眼上，浑身上下都是针，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你就只有针的感觉。
　　当做完手术，我蒙着两眼，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像是长了刺儿，很敏感、很扎人的刺儿。我暴跳如雷，一天跟扎针输液的护士吵了三架!我不知道天空的颜色，我看不见周围的动静，我上卫生间是让人扶着走的。针是凉的，风是热的，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时间是停止的。我脑海里只剩下了回忆，仿佛只有回忆是真实的。
　　我心里很灰。我眼前总像慢放的胶卷一样，把过去的日子一段一段地回放，用回放昔日的时光来镇压那锥心的疼痛……这时候，我总是看见骆驼。我看见骆驼甩着袖子向我走来，骆驼一边走一边唱着“花儿”:城头上跑马没打过尬，我打虚空里过了。刀尖上出了没带上血，我们的想心上到了……每每，放过一段后，我的眼角凉凉的。我知道，我还有泪。
　　我嫉妒窗外的树，我嫉妒健康人的笑声，我嫉妒自由来去的风，我甚至会嫉妒落在窗台上的麻雀，我看不见，但我听见麻雀“啾啾”的叫声和那一下一下地跳步，还有扇动翅膀的声音，我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麻雀:去你妈的！我还常常会听到钟声，从心底里幻化出来的钟声，那钟声一下一下，仿佛正在计算着我跌向黑暗深渊的时间。
　　我就这样躺在病床上，蒙着两眼度过了整个夏天。我一天天地熬着。每每，只有窗外蝉的叫声，是我仍还活着的证明。夜里，我的耳朵极为灵敏，哪怕一片树叶掉下来，我也能听到。有时候，我背诵“心静自然凉”，这是我创的五字法则。我一遍一遍地背，可我心不静。一个将走向黑暗的人，心怎么也静不下来。
　　我告诉你，这时候我有很多钱。厚朴堂的股票曾经涨到很高。你很难弄清楚一个人有了钱之后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我的感觉。首先是恐惧。这么多钱，放在哪里好呢?一种可能是投资，投资又怕赔。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呀，钱可以存在银行里。可存在银行里也不放心，万一银行账号被人盗了呢?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惴惴不安，我后来甚至专门去请教了一位搞计算机的专家。这位专家给我支了一个招儿，说当今世界，有一种最新的保密方法，叫“云保存”。简单地说，这就需要设置一连串的密码，把密码保存在虚拟的空间里，在大气层里飘着。我问他，总得有个地方吧?他说:理论上说，有地方。我还是迷迷糊糊的，问:在哪儿?他说:全世界所有计算机的数据，最终保存地点，在美国的一个山洞里。我还是很迷瞪。我的钱，怎么就日弄到“美国的山洞里”去了?你说，这操的是什么心?
　　是啊，我有钱了。我躺在病床上，两眼蒙着，要钱有什么用?一个一个的念头，纷至沓来的念头，逼得人想疯!
　　终于有一天，一只小手递过来了。一只小小的、软软乎乎的手。这小手伸过来，递到我的手里，说:麻沙沙的。
　　这是一个小姑娘。最早，小姑娘只是在门口站着，那脚步声稍远，后来她走近了，走到我的病床前，把小手递给我。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只有五岁，嘴里也总爱说一句话:麻沙沙的。
　　这是最早给我带来快乐、并使我转移疼痛的一个小女孩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麻沙沙”是什么意思?我像童年里品尝一个小糖豆似的，总在心里顺摸“麻沙沙”这三个字。一次次地去猜，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就叫她“玛莎”。一听到细碎的脚步声，我说:玛莎，你过来。
　　玛莎就过来了。她很乖，把她的小手递到我心里，让我握一会儿。她的手倒是小，很软，指头肚儿光光的，肉乎乎的，像是一块软玉。我看不见，就想，这小女孩一定很漂亮。而后她趴在我的脸前，看一会儿，说:麻沙沙的。
　　她一这么说，我就笑了。
　　有时候，小玛莎在过道里走着走着，“咚”的一下，接着“哇”一声哭起来。我便知道，这准是她又撞在墙上了。心里的泪涌上来。
　　一直到两个月后，我第二次拆了线，去掉了眼上的纱布，露出一只眼来。我才知道，这小姑娘果然像鲜花一样漂亮。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童裙，白袜子，红色的小皮鞋，有两只水灵灵的眼睛，苹果一样的小脸儿，就像是从童话里走出的小公主一样，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可就是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脑袋里却长了一个小瘤子。这个长在脑袋里的小瘤子压迫住了她的视神经，她看不见，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常常，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撞在墙上。她的妈妈一脸愁容，说:孩子太小，不能做开颅手术，只能保守治疗……等她长大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是啊，这么小的孩子，你说她招谁惹谁了?这时候，我才明白，“麻沙沙”是一个孩子对眼前事物的准确表达。
　　而后，每当她走过我的病床前，我都会叫上一声:玛莎。
　　玛莎的小脸扭过来，笑着，像葵花一样，说:麻沙沙的。
　　我也说:麻沙沙的。
　　玛莎说:伯伯，你开颅了么?
　　我说:你呢?
　　玛莎说:黄医生说，九岁。我九岁开颅。
　　我眼角一凉，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孩子告诉我，希望还在。
　　后来，第一次手术不成功，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当我试着用一只眼睛去看人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原以为，一只眼和两只眼，是没有差别的。最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差别。下了病床，揭开一只眼的纱布后，天还是蓝的……只是后来我才发现，我缺了一种叫做“交叉视角”的东西。也就是说，缺的是一种视力的自我校正与平衡，灯光是双影，太阳两个，凡是有光的地方都是双的，重影儿……还有无边的恐惧。因为医生告诉我一个词儿，他加重语气说:“交叉感染”你懂么?一旦交叉感染，你的两只眼都完了。
　　说实话，我害怕交叉感染。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四个字，我怕极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交叉感染的厄运会降临在我的头上……
　　拆了一只眼上的纱布后，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病房外边的花坛旁，仰望星空。心想，也许哪一天，我就再也看不到了。在城市的夜空里，天是灰的，星星很远，在灰里藏着，你得找，用心去找。我望着夜空，一颗一颗地在天上找星星。找一颗，再找一颗……每找到一颗，心里就会生出一股爱意。多好，星星。那北斗七星，我怎么也找不全，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了“勺儿”，却找不全“把儿”。
　　白天里，我也常常坐在那里一个人发愣。这时候，我望望东边，东边是内科病房，那里边走出来的病人，要么是黄瘦，一脸黄皮，肚子鼓着;要么是一人腰上挂着一个特制的塑料袋，那是装粪便的，远远的，你就会闻到一股味，可怕的、接近死亡的气味;回过头来，再看西边，是心脑血管科，里边的病人大多是轮椅推出来的，也有的是一歪一歪地走，蜷缩着手，咧着嘴，滴着涎水，活得很挣扎。医院里住的都是有病的人，这里的人最渴望的是健康。有时候，我会坐到很晚很晚。夜凉的时候，心也很凉。
　　有时候，我会试着想骆驼站在十八层大楼上往下跳时的感觉。他都想了些什么?我无法想象。骆驼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怎么就狠下心跳下去了。骆驼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他只有一只胳膊，可他活得很坚韧。每每他用一只手开车的时候，也是他最放松、最自豪的时候。最近几年，他的爱好也变了。他喜欢好车，接连换了好几辆。骆驼最后买的那部车，是意大利产的兰博基尼，价值四百八十七万!可他一次也没坐过，至今还在车库里停放着。在他面前，好像所有的困难都是不困难。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必须拿下!
　　可他为什么非要跳下去呢?他摆平了那么多事情。这一次，他怎么就……我真是想不明白。有时，我甚至觉得，我还不如他呢。死，对他来说，是完结。可我呢，路还要走下去，还有可能面临一世的黑暗。
　　我的思绪一直是飘忽不定的。
　　还有的时候，我还会想起童年的那些时光。那日子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现。每每，在睡梦中，总觉得有人在喊我。一夜一夜，我听见有人在喊:孩儿，回来吧。孩儿，回来吧。
　　我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就那种密密、绵绵、无声、像牛毛一样的细雨。扎在身上的时候，软绵绵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它不是扎在身上，它是润，是一丝儿一丝儿的润意。就像人们说的，没有声音，有一点点凉、一点点寒意、一点点含在雾气里的那种雨丝儿。当你在田野里奔跑的时候，那雨一针一针地把你罩着，久了会有一点痒，真的，落在脸上的时候，有一点点湿意，凉意，很孩子气的痒意。而后，它一点点透，那湿气慢慢地浸润在你身上，等你跑回茅屋的时候，当你站在屋檐下的时候，回过身，你会发现，在天光的映照下，那雨丝才开始斜了，丝丝亮着。
　　我怀念瓦檐儿上的滴水。雨后初停，瓦檐儿上的水一串一串地滴下来，先还是密的连珠儿，而后就缓了，晶莹着，亮着一嘟一嘟的，就像是白色的葡萄汁，一点点浓。当它滴下来的时候，在房前的黄土地上滴出一个一个的小圆坑。把地上的黄土砸成一个个正圆的沙窝状，那小圆坑一个一个地在房檐下排列着，先是“奔儿、奔儿”的，而后是“叭”声，再后是“啾”声，那声音是有琴意的。
　　我怀念家乡夜半的狗咬声。我甚至怀念走夜路时的恐惧。在无边的黑夜里，夜气是流动着的，一墨一墨地流。特别是没有星星的夜晚，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眼前是无边的黑暗，身后也是无边的黑暗，那黑织得很密，浓得化不开，看不到方向，没有方向，你只有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你有一点点怕，越走越害怕，或许远处有一两星“鬼火”，你就更怕！可是，突然就听见了狗咬声，一通狗咬。那声音并不暴烈，只是连声、断句、热烈，还有亲人般的温馨。在黑暗中，听到狗咬声，脚步不由得就慢了，心也就松下来，眼前就像是有了照路的灯，那狗咬处就是你的灯。也仿佛在给你打招呼，说:孩儿，到家了。
　　我怀念藏在平原夜色里的咳嗽声或是问候语，那咳嗽声就是远远的一声招呼，就是一份保险和身份证明，也可说是一种尊严，或许还夹杂着对小辈人的关照呢。在夜色里，那问候也极简短:谁?一一嗯——咋?——耶。短的、远远的、以声辨人，简单、直白、毫无修饰，声来声去，这里边却藏着亲情，藏着世故，藏着几代人的熟悉和透骨的了解。
　　我怀念蟋蟀的叫声。每当夜静的时候，蟋蟀就来给你说话了，一声长一声短儿，永远是那种不离不弃的态度，永远是那种不高不低的枯语。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你心里有了什么淤积的时候，你叹它也叹，你喃它也喃，就伴着你，安慰你，直到天亮。天一亮，它就息声了。
　　我怀念倒沫的老牛。在槽前卧着，一盏风灯，两只牛眼，一嘴白沫，那份安然，宁人。我甚至怀念牛粪的气味。黄昏时分，在氤氲着炊烟的黄昏，牛粪的气味和着炊烟在村庄的上空飘荡着，烟烟的，呛呛的，泛着一丝丝日子的腥臭和草香，还有嚼过后老牛反当的那种发酵过的气味，臭臭的，有一种续命的腥香……它游走在一堵一堵的矮墙后边，温霞霞的，那是一种混杂着各种青色植物的气场。在这样的气场里，你会自如、自贱、心态低低的，也不为什么，就安详得多，淡然得多。偶然，你抬起头，就会听到老牛哞的一声，像是要把日子定住似的。
　　我怀念冬日里失落在黄土路上的老牛蹄印。在有雪的日子里，那蹄印冻在了黄土路上，像一个一个透明的砚台，拾不起来的砚台。偶尔，砚台里也会有墨，那是老牛奋力踏出来的泥，蘸着一点黑湿。夏日里，那又像是一只只土做的月饼，一凹一凹的月饼，印模很清晰，可你拿不起来。你一捧一捧地去捉，你一捉，它就粉了，碎了，那是儿时最好的土玩具……那也是唯一抹去后，可以再现的东西。
　　我怀念静静的场院和一个一个的谷草垛。在望着大月亮的秋日的夜晚，我怀念那些坐在草垛上的日子，也许是圆垛，也许是方垛。那时候，天上一个月亮，灿灿地，就照着你，仿佛是为你一个人而亮。你托着下巴，会静静地想一些什么，其实也没想什么，就是想，多好。偶尔，你会钻进谷草垛里，扒一个热窝儿，或是在垛里挖一条长窖儿，再掏一个台儿，藏几颗红柿，等着红柿变软的时候，把自己藏起来，偷着吃。更有一些时候，外边下雨的时候，你会睡在里边，枕着一捆谷草，抱着一捆谷草，把自己睡成一捆谷草。
　　我怀念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儿。那木橛儿楔在墙上，经汗手摩擎出来的、在岁月里已发腥发黑发亮的那种。上边挂有套牲口用的皮绳、皮搭儿、牛笼嘴;挂有夏日才用的镰刀、桑又、锄头、草帽；挂有红红的辣椒串、黄黄的玉米串和风千后发黑了的红薯叶；上边挂有落满灰尘的小孩儿风帽和大人遗忘了的旧烟袋……如果墙上的窟窿大了，在木橛儿的旁边还塞着一团儿一团儿的女人的头发(那是等着换针用的)，或许是一包遗忘很久了的、纸已发黄了的菜籽或老鼠药什么的。那是一种敢于遗忘的陈旧，是挂出来的、晒在太阳下的日子。
　　我怀念那种简易的、有着四条木腿儿的小凳。那刁说到处都是，它就撂在村街上或是谁家的院子里，也不管是谁家的，坐了也就坐了。那小凳时常被人掂来掂去，从这一家掂到那一家，而后再掂回来，一个个凳面都是黑的，发乌。夏日里，有苍蝇落在上边；冬日里，雪把它埋了，埋了也就埋了，并没人在意。当你坐在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很稳、踏实。那姿态也是最低的。当你坐上去的时候，没有人来推你，也没人想取而代之。
　　我怀念门搭儿的声音。夜里，你从外边回来，或是从屋子里走出去，门搭儿会响一声，那声音吮的一响，荡出去又荡回来，钝钝的，就像是很私密的一声回应，或是问询。这时候，你忍不住要回一下头，那门搭儿仍在晃悠着，甩甩的，和日子一样……碎屑，安然。
　　我甚至于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黄风，刮起来昏天黑地，人就像是在锅里扣着，闷闷地走，嘴里、眼里都有上气，你弯着腰，嘴里呸着，就见远远的，风一柱一柱地旋，把枯草和干树枝都旋到了半空中，荡荡的，帅帅的，像是扯起了一面黄旗。当你从玉米田里钻出头，当你从风里走出来，当风停了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天宽地阔，焙出来的汗立时就干了，那远去的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你是想跟风走的。此时此刻，你会想，要是能跟着风走，多好。
　　可当我醒来时，四顾茫茫，满脸都是泪水。我只好对自己说:家里没人了。真的，没有一个亲人了。
　　可我知道，我身后有人。
　　
　　后来，不断地有人问我:你身后是不是有人?
　　我都回答说:有人。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喊小玛莎过来。跟玛莎在一起，心里就安静些。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不用说话。她也是人，一个小人儿。
　　小玛莎很好，很懂事。她的小手，让我握着，总是给我很多安慰。她的刁脸红扑扑的，两只眼睛大大的，就那么望着你，一处一处指:鼻子在这儿；嘴，嘴在这儿。偶尔，她说：你看见了么?灯里有刺。她说：水里也有刺。她说：远了，花嗒嗒的。我问：近了呢？她说：近了，麻沙沙的。
　　孩子的话，象声、准确、很有味道。但静下心想一想，又有些酸楚。
　　后来，小玛莎出院了。她还要“麻沙”好多年，等再长大些，才会来做手术。玛莎走后，我闷了很一长一段日子。那一阵，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就愿意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古人有句话叫:慎独。我不慎，是心里独。
　　一天上午，我又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坛边的石阶上，突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说:叫叔叔。
　　一个甜音叫道：叔叔好一一我一激灵，还以为是小玛莎又回来了呢。
　　我回过头来，看见了卫丽丽，臂上戴有黑纱的卫丽丽。卫丽丽整个瘦下来了，瘦得有些变形了，脸成了窄窄的一溜，眼角周围汪着一圈黑，还有皱纹。女人一旦有了皱纹，就显得特别憔悴。看来，骆驼跳楼，给她的打击太大了!还有公司里的事，检察院的人在查账。可她居然挺过来了。她手里牵着一个七岁的孩子，那是骆驼的儿子。
　　我出车祸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可卫丽丽还是来了。她是第一个来看望我的。她身后不远处站着公司的司机，司机手里捧着鲜花，还有礼物。
　　卫丽丽说:你手机关了。我到处打听你的情况。刚刚才知道，你出了车祸。
　　看着卫丽丽，我心里一酸，说：人，送走了？
　　卫丽丽默默地点点头，说：送走了。送回老家去了。
　　我说：老人，都还好？
　　卫丽丽说：还好。
　　我喃喃地说：我本想送他一程，却出了事……入土为安吧。
　　卫丽丽说：在国栋心里，你一直是他最看重的人，最知心的朋友。他一直盼着你能回公司。
　　我沉默着，百感交集。
　　卫丽丽站在那里，瘦削、单薄，一手牵着个孩子。让人忍不住心疼她。我说：你可要挺住啊。
　　这时，卫丽丽看了我一眼，仿佛有什么疑问。我也坦白地望着她。
　　卫丽丽说: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我说:你说。
　　卫丽丽说:公司里人人都在传，说你吴总身后有人，有高人指点。你身后，有人么?
　　我迟疑了一下，说:有人。不过，不是啥子高人。
　　是的，我身后有人。可我无法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就是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事已至此，我也不再辩白，我是劝过骆驼的。想想，还是有些惭魄。
　　卫丽丽说：我明白了。
　　接下去，卫丽丽突然说：你知道我们两人为什么分居么?
　　我仍然沉默，也只有沉默。在这种时候，我不想再提小乔。
　　卫丽丽说：国栋得了优郁症，很严重，夜夜失眠。有时候，特别焦躁的时候，他头往墙上撞，撞得咚咚响。他怕我睡不好，也怕吓着孩子，孩子也睡不好。他完全是为了孩子，才提出来分居的。
　　我说：是么?骆驼睡眠不好，我是知道的，但说他有忧郁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卫丽丽说：他不让我跟人说。开始他也吃安定，吃到四片，我不让他再吃了。有一段，我们还吵过架。唉，我不该让他一个人睡。
　　我明白了，骆驼的忧郁症是由长期焦虑引起的。这十多年里，骆驼心里一直揣着一个“抢”字，他时刻准备着，一天天地准备着，他弦绷得太紧，终日像一张弓似的，日子长了，人就出问题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骆驼总是抱着一个大茶杯，不停地喝水……那是他心里有火。现在我明白了，他夜夜睡不着觉，肝火太旺，人已烧坏了。
　　卫丽丽还告诉我，骆驼出事前，曾回过家，跟她见了一面。那是个星期天，他回家后，跟儿子待了一个上午。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用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给儿子做了一个“皮牛”，枣木的。过去，他也给孩子带些玩具，都是电动玩具，汽车或是飞机什么的。可这一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来一块枣木，他用那块枣木，给儿子一刀一刀地旋了一个“皮牛”。“皮牛”做好后，在最下面钉上钢珠，还做了一条鞭，牛皮绳做的鞭。爷俩儿在院子里打。中午，卫丽丽问他吃什么，他说:牛肉面。那是他们分居后，第一次在一块吃饭。吃饭时，他也没说什么。卫丽丽问他:好吃么?他说:好吃。而后，吃过午饭，他摸了摸儿子的头，夹上包走了。
　　“皮牛”是平原乡间的说法，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陀螺。是用鞭子抽着玩的。我曾经听骆驼说过，童年里，他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皮牛”，下边镶有钢珠的那种。
　　我问：国栋临走，留下什么话了么？
　　卫丽丽摇了摇头。
　　我说：一句话都没有？
　　卫丽丽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
　　没有遗嘱。那就是说，卫丽丽和他的孩子，是公司的第一序列合法继承人。这么一大摊子，完全落在了卫丽丽的肩上。
　　我望着她，让我吃惊的是，仅仅经历了这么一件事(当然，这不是小事，她的丈夫才没了)，仅仅才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突发事件，不仅成熟了一个女人的智力，竟然完成了一个女人的气度。卫丽丽自始至终没有再提小乔一个字。关于小乔，她一字不提，她甚至都没说夏小羽……她站在那里，一手牵着孩子，目光里透着一种坚毅。
　　临走前，卫丽丽说：吴总，我查过账了。目前，公司投资的其他项目，都是负数。赢利的只有一家，厚朴堂。国栋一直在挖东墙补西墙……现在，从账面上看，你已成了厚朴堂最大的股东。
　　我有些吃惊，说:是么?
　　卫丽丽郑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说:你多保重。这一段，公司有些乱，还有些善后事宜。回头我再来看你。大伙儿还都等着你回来呢。我想，国栋肯定是想把这一摊全交给你的。
　　我抬起头，望着她，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在眼季满房里，我终于找到了对付疼痛的方法。
　　我每晚吃两片安定，这样就可以睡上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里，我可以忘记自己，忘记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黎明时分是最难熬的。每到黎明时分，你醒了，你仍在病床上躺着，有一丝风从你蒙着纱布的眼前刮过，刚有了一点凉意，可你的思想已经行动起来了。它在走，它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它常常去追逐那辆大货车，就像电影胶片一样，一次次地回放，它不知道那辆大货车究竟是怎么回事。沿着这条线，它又会追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如果时间能退回去，那有多好。
　　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后，你知道我最想干什么?我想说话了，与陌生人说活。在此后的那些日子里，我蒙着一只眼，每天在眼科病区走来走去。那时候，我最先认识了9床。而后又认识了1l床。
　　9床的这位，比我年龄大一些。他姓许，人们都叫他老许。老许胖胖的，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无论天气如何，他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出来打水的时候，走得很慢，有时候他也捎带着给人打水，放水瓶时，小心翼翼的，给人以很稳重的感觉。可我，每次见老许的时候，都觉得怪怪的。也说不清怪在哪里。
　　有一天，老许在医院走廊的过道里叫住了我:兄弟，你来，你来。
　　于是，我走进了老许的病房。老许是一个讲究的人。病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小柜上的茶杯、药瓶也都摆得很规整，每个药瓶上，都贴着他写的字条，那是每次该吃的药量和次数。见我进来，老许搬过一张椅子，说:坐。而后他盘腿坐在病床上，问:老弟，听说你的眼?
　　我说:车祸。
　　接着，老许把自己的一只眼从眼窝里抠出来，说:玻璃的。
　　我怔了一下，说:玻璃的?
　　他说:进口的，有机玻璃。
　　老许是学中医的。他在中医学院上了五年。毕业后，分到一个县级医院当中医大夫，那时候他还是很有雄心的，一本《本草纲目》他都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下来。后来，他一个同学当了院长，院长很器重他，提拔他当了院里的办公室主任。老许问我: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好事。有人器重你，你不能说是坏事吧?老许当办公室主任一当就当了二十五年。他当办公室主任也就是管管后勤、写写上报材料什么的。有时候，上边来了人，也陪着接待，喝喝酒。就这样，一天一天，倒把业务给荒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医院先后换过好几任院长，有脾气躁的，也有小心眼的，由于他为人可靠，不占不贪，也都应付过去了。后来调来的这位院长霸道些，把什么事都揽了，不让他管事了。他想，再过些年我就退休了，不让管就不管吧。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上班就是打瓶水、泡杯茶、看看报，下班打打太极拳什么的，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去年，也就是去年秋天，他在办公室里坐着，看院子里的树叶落了，满地黄叶，金灿灿的。他说，也不知哪根筋起了作用，他合上报纸(也许是那一天的新闻没什么可看的)，还愣了一阵儿，这才站起身来，去门后拿上一把答帚，到院子里扫地去了。他是院里的办公室主任，院里有专门打扫卫生的勤杂工，不用他扫地。要说，他已十多年没掂过管帚了，那天偏偏拿起了答帚，到院子里扫树叶去了。本来，扫了也就扫了，他把树叶归置成一堆，明天早晨自会有人收拾。可他又多此一举，他怕万一起了风，把树叶给吹散了。于是，他念头又起，索性点了把火，想干脆把树叶烧了算了。烧就烧了叹，他还怕烧不透，可当他拿起一根树枝，低下头去，扒拉着……这时偏偏起了一阵旋风，只听“嘣”的一声，树叶堆里有一个药瓶炸了，很小的一个细脖子眼药瓶，把他的一只眼给炸瞎了。
　　他说，二十五年来，他第一次关心树叶，就炸瞎了一只眼。
　　在眼科病房里，人人都害怕镜子，可人人都是“镜子”。
　　正因为遮住了眼，我们凭感觉在“镜子”里相互看着，感觉就是我们认知的宽度。我们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吃饭时敲着碗，以声辨人，用耳朵当眼使。虽然同病相怜，但还是不由得相互打听着更重些的病人，以此来宽慰自己。1l床是后来才认识的。
　　
　　一天夜里，我眼疼得睡不着，烦躁，跑到楼道里，想偷着吸支烟，这时候我看见了11床的老余。听人说，老余是从乡下来的，是个果树专业户。老余四十来岁的样子，习惯性地缩着一条裤腿，身子趴在玻璃门上，从左边移到右边，又从右边移到左边，正往外看呢。我听人说，老余患的是“视网膜脱落”，老余其实什么也看不见，老余是用“心”在看。
　　我说:老余，吸支烟?
　　老余说朋树，不抽。老余的脸贴在玻璃上，身子移动着，仍趴在玻璃门上往外瞅。
　　我说:老余，你看什么呢?
　　老余说:蚊子。外边草多，肯定有蚊子。
　　不知道老余为什么看蚊子?病房里有规定，夜里十二点锁门，门是锁着的。病房外的蚊子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老余说:兄弟，你帮我看看?那边，模模糊糊的，是不是个影儿?
　　我凑上前去，说:你找什么呢?
　　老余说:我儿子。病房里不让陪护，我儿子在外头呢！
　　夜已深了。我趴玻璃门上，往外看了一阵儿，只看见了路灯，昏昏的路灯，还有一些花草，什么也没有看到。
　　老余说:看见我儿子了么?
　　我摇摇头，说:什么也没有。
　　老余往地上一出溜，就地在玻璃门旁坐了下来，喃喃地说:说话立秋了，就夹了个席，还有个毛毯，别冻着了。
　　老余告诉我说，他承包的地上种有一百棵杉淞，一百棵梨树，一百棵苹果树，都挂果了。是给儿子种的。他说，今年的果结得特别多，特别稠。果儿一个个都用塑料袋子罩着，一个果儿包一袋儿，比侍候女人还精心呢。他说，收成好，可也怕果儿生虫，每隔十天半月都得打一次药，打的是“乐果”，按比例配的。他说他那天一共打了九十七棵苹果树，还剩三棵没打。那天确实累，他想打完算了。可打着打着，头一晕，眼看不见了。你说，好好的，眼看不见了。就赶紧上医院，县医院看不了，就来省里，一查，说是“视网膜脱落”。这叫啥病?
　　
　　往下，老余说:这些果树都是给儿子种的。儿子今年上大四，明年就毕业了。他想考研究生。
　　我说:这是好事。
　　老余说:儿子很努力，假期都不回家，肯定能考上。我说了，干脆一直往上读，读个博士。你说，我们余家能出个博十么?
　　我安慰他说;能，一定能。
　　老余说:三百棵果树，供一个博士，也值。
　　就在这时，西边的门开了，呼啦啦进来一群人，大呼小叫地推着一辆放有担架的推车——那是又有急诊病人送进来了。
　　老余听见人声，赶忙起身，可他站了几次都没站起来，我上前扶他一把，他喃喃地说:腰，你看我这腰……站起后，他没把话说完，就一只手撑着腰，一只手扶着墙，往西边摸着走。他是找他儿子去了。
　　一个月后，病房过道的走廊里放着一布袋苹果。据说，这袋水果是老余的老婆奉老余之命从一百多里外背来的。她背来了一布袋“落果”，说是送给医生和护士的。可护士们全都不要，大约嫌是打过药的，还是“落果”(好果还长在树上，老余也不舍得送)，就放在过道里，谁都可以吃。
　　在眼科病房里，一些老病号，住得久了，跟医生护士相互熟了，说话也就随便些了。这天，来打针的护士小张说:老余的儿子太不像话了。
　　我问:怎么了?
　　小张说:老余种了三百棵果树，却从未吃过一个好苹果。你想想，连给医院送的都是“落果”。好果子都卖成钱，给他儿子上学用了。可他这个儿子，不争气，天天在医院对面的网吧里打游戏。整夜打，白天来晃一下，根本不管老余。老余不知道，老余还夸他呢。
　　我说:他不是给老余打过饭么?我见过他一次。
　　小张说:就打了一次饭，再没来过。
　　我说:老余不是说，他儿子学习很好，要供一个博士么?
　　小张说:博士个屁。护士长的爱人就是那所大学的。早打听了，说这个名叫余心宽的学生，都大四了，好几门不及格，天天打游戏。
　　我说:老余……不知道?
　　小张说：没人敢告诉他，老余还做着博士梦呢。可惜了他那三百棵果树。
　　老余患“视网膜脱落”，刚刚做完手术，两眼蒙着，每日里摸着走路，只吃馒头、咸菜。可他很快乐。他逢人就说：余家要出个博士了。
　　人们也迎合着他，说:是啊。多好。
　　小乔看我来了。
　　我万万想不到，小乔会来看我。
　　这一天，小乔穿得很素。这在小乔，是从未有过的。小乔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职业装，正装，是那种很规范的套裙。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既未露胸，也未暴乳，头发也一改过去，梳成了有刘海的那种学生头。她的指甲洗得很净，没有涂任何颜色。她人也瘦了许多，显得有些憔悴。她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站在我病床前，轻轻地叫一声:吴总。
　　我扭过身，很吃惊地望着她，说:小乔，你怎么来了?
　　小乔说:在您手下工作了这么多年，来看看你，不应该么?
　　一时，我心里很温暖，也不知该怎么说了。我说:够朋友，谢谢你。
　　这时候，小乔眼里涌出了泪水，小乔说:吴总，一听说你出了车祸，我头皮都炸了。怎么这么倒霉呀?我都担心死了……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我说;没什么，都过去了。
　　小乔说:是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吴总，公司上下，都在夸你呢。
　　我笑了笑，摇摇头，说:我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夸我什么?
　　小乔说:夸你是高人，不战而胜。现在你是厚朴堂药业的第一大股东了。
　　什么叫“不战而胜”?好像我搞了什么阴谋似的。我知道，小乔说的是股票，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
　　小乔的眼眨了一下，那股机灵劲又泛上来了，说:大家都知道，您是好人。您是被排挤走的。当初，您给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你说离开就离开了，一点也不抱怨。现在，大伙都明白了，你是真人不露相，大手笔。一定是有高人指点!你身后那人，是位高官吧?
　　我只是笑了笑。我说了，我不解释。
　　小乔说:前几天，还有人说，吴总若是不走，公司绝不会出这样的乱子，董事长也不会，可只有我知道。那年在北京，我就看出来了，吴总是高人，走得正是时候。不然，也会受牵连的。
　　我赶忙说:话不能这样说。事既然出来了，就不要再……是吧?
　　这时，小乔说:吴总，有些话，我没法跟人说，说了也没人信。也只能给您说。公司出事，首先被牵连进去的，就是我。我是代公司受过。吴总，你不知道，我在里边受那罪，真不是人过的。一天到晚，一个大灯泡照着……你说我一个弱女子，招谁惹谁了?可头一个被人带走的，就是我呀。那时候我还在北京，一出门就被人戴上了手铐，丢人死了！整整把我关了一个多月时间，我硬撑下来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我在里边，守口如瓶，没有说过公司一个不字。无论他们怎么逼我，怎么威胁我，我都不说。可以说，我没有做过一件伤害公司的事情。可后来，董事长出了事……这能怪我么?
　　说着说着，小乔哭起来了。小乔哭着说:吴总，你不知道，卫丽丽这样的女人，心比毒蛇还狠!现在，她在公司一手遮天。她是怎样对我的，您知道么?她把我给开了。不但一分钱不给，还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我冤哪，我比窦娥还冤!
　　小乔说:您不知道卫丽丽那个狠劲。您别看她平时装成小鸟依人的样子，说话唠声哮气，那都是装的。现在她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一手牵着个孩子，就像手里托着“尚方宝剑”似的，那脚步声咚咚的，一个楼层都能听到!啥人哪?
　　小乔说:其实，她跟骆董早就分居了，都分居多少年了。两人一直闹着要离婚呢，就差一张纸了。这公司上下谁不知道?现在，骆董一死，你又不在，她打扮得光光鲜鲜的，下山摘桃子来了。昊总，我说句心里话，双峰公司是你和骆董一手创下的。要是你接，大家都没有意见。可她，凭什么?
　　小乔说:卫丽丽这个人，你是没注意，她这人阴着呢。她到处败坏我的名誉，说我勾引骆董。你也知道，骆董这人，平时大大咧咧的，好开个玩笑啥的，没事拿我们这些下属打打牙祭。说白了，就是他真想跟我好，那也是……吃个豆腐，仅此而已。你说，我是这样的人么?
　　小乔说:吴总，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有件事，你是知道的。就那个暴发户，做房地产生意的，那个肉包子脸的宋心泰，提着一箱子钱，哭着跪在我的门前，非要包我。我拉开门，吐他一脸唾沫!我要真是那样的人，有心想勾引谁，还轮到她这样对我?哼，骆董早跟她离婚了!唉，我这人，还是心太善。
　　往下，小乔又压低声音说:吴总，你离开得早，有些内幕情况你可能不清楚。这次公司出事，主要是夏小羽闹的。夏小羽是老范的情人，跟老范好了多少年了，闹着非要一个名分。她都闹到省政府去了，弄得老范下不了台。这夏小羽，表面上看，文文静静的。其实，心里也狠着呢。据说，我也是听别人说，有一段时间，夏小羽竟敢撺掇老范的下属，说是要雇黑道的人，把老范的老婆弄到深山里去，就是说要找人害她了……哎呀，这里边太复杂了。
　　我吃了一惊，我实在不知道她的话有几分可信。再说，她一会儿“您”，一会儿“你”的，把我弄得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接着，小乔说:你知道么，夏小羽判了。老范也完了。
　　是啊，骆驼最终并没有保住谁。
　　后来，范家福还是被“双规”了。范家福先后一共读了二十二年书。先在国内大学读书，而后又不远万里去美国深造，本意是要报效国家的，却走着走着又拐回去了。范家福经过千辛万苦，先是把他母亲给他精心缝制的对襟褂子换成了小翻领的中式学生装，而后又换成了美式西装，再后是美式西装和意大利式休闲夹克换着穿……如今又脱去了夹克衫，先是换了件黄色马甲(未决犯)，据说很快就要改穿绿色马甲(已判决)了。更早的时候，每到夏天，他都会在老家的田野里，帮母亲一个坑一个坑地点种玉米。后来他在美国获的也是农学博士，博士毕业回国后，他又分到了农科所，成了一个全国有名的育种专家，培育过“玉米五号”；到了现在，据说他身穿一件黄马甲，坐在监狱的高墙后边，面对铁窗，一次次地大声说:报告政府，我想申请二十亩地，回去种玉米。范家福走了这么大一个圆圈儿，这能全怪骆驼么?
　　小乔在我的病房里唠唠叨叨地说了一个上午。有很多事，是我知道的，也有些事，是我所不知道的。我虽然真假难辨，可她跟骆驼的那些事，我是清楚的。快到中午时，她还不说走，我就觉得，她可能是有什么想法了。
　　可我不提她工作的事，我也不能提。我故意岔开话题，说:我问你，骆驼他，有忧郁症么?
　　小乔说:忧郁症?谁说的?卫丽丽吧。哼，在北京的时候，睡……
　　我说:你不知道?
　　小乔说:瞎说。他也就是睡眠不太好。都是卫丽丽造的舆论，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好把公司抓在手里。
　　我说:是么?
　　小乔回忆起了往事，说着说着，说漏了嘴:有一回，我见他半夜里，突然坐起来，对着墙说话……怪吓人的。
　　我不再问了，也不能问了。住在眼科病房里，我对小乔那句“瞎说”很敏感。我要再问，也是“瞎说”了。
　　最后，小乔先是主动地拿起暖壶，给我打了一瓶开水，而后又端起床下的洗脸盆，给我打了一盆清水，拿起毛巾在水盆里湿了湿，拧干后上前给我擦脸。我吓了一跳，忙说:使不得，使不得。
　　这时，小乔柔声说:吴总，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我么?
　　我说:你说。
　　小乔呢喃着说:我想.我想留下来，照顾你。
　　我心里动了一下。这时候，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她把自己打扮得很“素”，可她还是洒了香水。这香水看似淡，近了很冲的。我曾听人说过，这是法国的名牌，CD，名叫“毒药”。
　　我心里一惊，忙说:不用，不用。
　　小乔说:吴总，我没别的意思。你是老领导，对我帮助很大，我只是……
　　我说:真的不用。我已经快好了，可以自理了，真的。谢谢你来看我。
　　这时，小乔说:吴总，你什么时候回公司?只要你回去，你是最大的股东，卫丽丽就得靠边站了。
　　我说:我离开时间长了，不一定回去了。
　　刁侨望着我，幽幽地说: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说:小乔，你能力强，到哪儿都会干得很好。好自为之。
　　小乔很警觉，问:卫丽丽给你说什么了?
　　我说:没有，真没有。
　　小乔走了，很失望。
　　
　　37床是加床，病房已满了，就躺在楼道里。
　　就是老余找儿子的那天晚上，从急诊室那边又转来了一个病人一一37床。
　　37床进来时身上缠满了带血的绷带，整个脑袋都是包着的，特别惹眼的是，当他被推进来的时候，他身旁跟着一个穿着婚衣的、很漂亮的女子。
　　37床是家里来人最多、也是整个眼科病房议论最多的一个病人。我是在他入院后的第三天才知道的。这是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二岁，刚刚结婚三天。
　　37床是从北边一个县医院送来的。据说，他父亲是个村长。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村长是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国家干部的序列里，村长又不算干部。但如果是比较富裕的村子，当村长有权动用亿万资产，或者相应的人力物力的时候，他就是干部了。而且，他的自由度甚至比乡长、县长还要大些。37床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村长。
　　可是，到了这时候，村长和他的老婆只是在一旁看着，满面焦虑，束手无策。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来探望的人川流不息。一个村子及各种关系，大约几百口，都先后来过。眼科病房的走廊里一时热闹非凡。
　　可37床一直很沉默。无论谁来探望，他都一声不吭。他的整个脸、手都是包着的，看上去血污污的，很吓人。只是到了深夜，他会突然地“嗷”一声!两腿蹬着，长嚎，按都按不住……很吓人的。他胸膛里一定有火焰，那火从牙缝里蹿出来，人就像煎锅里的鱼一样地，一纵一纵地在床上摔!
　　这时候，那做母亲的，就俯在床前，满脸是泪，说:孩儿，你疼?你哪儿疼?而后用目光求告似的看一眼新媳妇，希望她也说点什么。
　　那新媳妇，也一直在病床前站着，一副很无奈、很恐惧的样子。倒还听话，按婆婆的要求，新媳妇握着37床仅剩的一根指头一一大拇指说:灿，你疼么?
　　37床一下子就把那抓着他的手甩掉了，继续号叫。
　　于是，家人慌忙找医生去了。
　　事情是一点一点地从众人的嘴里传出来的。37床是村长唯一的儿子，他在结婚的第三天，一时心血来潮，要去水库里钓鱼。离他们村子不远，有一大水库。于是，三个青年，表兄表弟的，把新媳妇撇在家里，一起去钓鱼。大约钓了一会儿，鱼没钓上来，就找来了雷管、炸药，打算炸鱼……这事过去肯定是做过的。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些东西。结果，那土法制的、装在瓶里的炸药，用电雷管引爆后没有炸。37床跑上前，把装有炸药的瓶子拉上来，说要看一看咋回事，可就在这时候，一两秒钟的时间，炸药瓶却在他手里炸了，立时就炸伤了他的双眼和双手，惨不忍睹!
　　在此后的日子里，37床那炸伤的双眼被摘除了。他的一家人都抱着头，一声不吭。
　　常常，在夜半时分，眼科病房里会陡然响起几声号叫!那号叫声像是染了血的钢丝，枝枝权权的，尖厉无比，很恐怖!
　　那当父亲的，一直抱着头，在地上蹲着，一声声地叹息。
　　是的，才盖的新房，两层小楼，才娶的新媳妇，家里一应俱全，那日子应该是很美好的。就为了一个念头，或者说是从童年里就开始的放纵……这事故就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有时候，我想，37床的父亲如果不是村长，他会出这件事么?他又是从哪里弄来的炸药和雷管呢?再说，那水库管理者会允许他去炸鱼么?有时候，就那一点点特权，也是可以害人的。
　　当然，这事也许与村长没有关系。无论是什么长的儿子也未必都会去炸鱼……可是，他这么年轻，双目失明，又炸没了双手，此后又该怎样生活呢?
　　那一声呼唤，很突兀，我掉泪了。
　　有多少年，没人这样叫过我了。她说:丢哥，不认识了?是我呀。
　　我病床前站着一个女人。看模样还有些俊俏的底子，但心性堆在了脸上，很“钢”。“钢”本是形容男人的，该是男人的本色。可这年头，本应是水做的女人，却一个个都像是淬了火，越来越“钢”，一个比一个“钢”。这不在衣服，她的穿戴还是很得体的。可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你就觉得她“钢”。我猜，一个女人，只有在男人堆里泡久了，在商界厮杀中频繁地搏斗过，才会染上这种“钢”气。
　　她说:丢哥，听不出来么?真不认人了?我闭着眼都扒你三层皮。
　　一听我就知道，这种狠劲是来自家乡的。这话皮糙肉厚，话虽狠却心里近，透着贴骨的熟悉和亲切。于是，我说:慢，慢，叫我想想……苇香，是苇香吧?蔡思凡，蔡总。
　　她说:我说吧，你这大学问人，不会记性这么差。我来看个人(指的是“病人”)，在过道里，看后相(这是家乡话，指“背影”)是你。还真是。丢哥，别笑话我了。听说你这“肿”(总)比我这“肿”(总)发得大，你是腌菜缸，我是和面盆，拔根汗毛比我腰都粗，不错吧?
　　我笑了，苦笑。
　　她说:看看，看你吓的。又不问你借钱。接着又问:咋啦?眼上出毛病了?
　　我说:车祸。
　　她上下看了看，说:咦，不赖。不赖。全全活活的。
　　这话仍然让人觉着亲切。只有吃过苦的人，家乡人，才会这样说:只要“全全活活”的，不缺胳膊少腿儿，就是福分。
　　接下去，她的脸拉下来了，她绷着脸说:丢哥，你得给我平反。你必须给我平反!
　　我笑了，说:我又不是政府部门的人，你也不是梁五方，我给你平啥反呢?
　　她说:要不碰上你，我就不说了。既然碰上你了，我就得说说。那梁瞎子(指的是梁五方，在平原，凡给人算命的，贬称为“瞎子”，褒称为“半仙儿”)，没少在你那儿造我的谣吧?
　　这时候，我心里“咯喳”一声，顿时翻江倒海，突然想起了那盆汗血石榴。那棵石榴，我一直带在身边，无论走到哪儿，我都带着它。
　　蔡思凡说:那梁瞎子，亏心不亏心?到处造我的谣，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说我把我老爹的头给割了，种成一盆花。这话你也信?
　　蔡思凡说五叔，一句一个“梁瞎子”，我不好接她的话，只有苦笑。
　　她恨恨地说:梁瞎子，一个流窜犯，骗我多少钱还这样编排我，安的啥心?是，早些年，我是缺钱，求告无门的时候，我上吊的心都有过，可我咋也不会去卖我老爹的头吧?这没影儿的事，还到处传。
　　她说:你也知道，我爹追我娘，从城里追到乡下。他跟我娘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可两人感清好着呢。后来他瘫痪了，出不了门了。那盆石榴，是我给他买的，好让他看个景儿。我娘还怕他“落”(寂寞)，让我给他买了只狗娃，好让他听个应声。后来我老爹下世，有人说那盆石榴是个景儿，很值钱，我这才把它送人了。就这点屁事，传来传去，都把我传成杀人不见血的恶鸡婆了!
　　她说:你不知道现在干企业有多难。那些村里人，你用他，他说你给的工钱低，骂你；你不用他，他说你不给本村人办事，也编排你。这年头，说真话没人信，谣言有人信。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真说不清楚，当初我买下的那盆石榴，是不是一个错误?
　　接着，她又数叨我说:丢哥，你良心让狗吃了?我爹把好处都给你了。一村人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连回去看一眼的心都没有?
　　我诺诺的，无话可说。我想说，我是想回的，我真想，可我……
　　蔡思凡说:你脊梁上湿不湿?
　　我迷惑:湿?
　　蔡思凡笑了，说:背一脊梁唾沫星子，你盖儿不潮啊?还有，脊梁骨没让人捣透吧?又说:怪不得，你穿着西装呢。
　　我明白了。说:村里，骂我的人多么?
　　蔡思万以兑:这我不能瞎说，你自己想吧。
　　借着蔡思凡的话头，我忍不住问:老妹子，你说实话，那些匿名信，是不是你寄的?
　　蔡思凡说:谁说的?谁又编排我的?是梁瞎子?
　　我说:那匿名信上只有一句话:给口奶吃，是不是你?
　　蔡思凡大笑，说:吓坏了吧?不是我，真不是。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收到匿名信，也曾经夜里睡不着觉……那话是老姑父的语气:给口奶吃。可老姑父已经去世了。
　　临走的时候，蔡思凡说:丢哥，你要是有良心，也该回老家看看了。
　　我说:是啊，我也想回去。
　　她说:手里有钱了，给家乡投点资。
　　我喃喃地说:我要回去，就种树。
　　
　　她说:好啊。你种树，我伐树。我那板厂，你去看看，全现代化的。
　　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4床是个很奇怪的人。
　　24床是个小个儿，很精神，我是说他走路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挺”的感觉。在眼科病房，独有他，是挺着身子走路的。他个小，还包着一只伤眼，就在病房的过道里，挺括括地走，身子架着。其实，这很累。在很多的时间里，他手里举着一部手机，慌慌地，头直杠杠地，不看人，就那么直直地、匆匆忙忙地往外走。边走边打电话，很忙的样子。
　　夜里，他也是一个人，围着眼科病房的这栋楼，转来转去、很沉重的样子，一圈又一圈走，也不知在干什么。但是，无论准看到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后来，9床的老许告诉我说:那人，你看那人，24床，小个子儿，头昂着，还老举个手机，一路“喂喂喂”，半个闲人不理。就那主儿，是个大厂的厂长，副的。
　　他说，你猜怎么着?他们厂引进外资，他是慌着跟外国商人谈判呢。他们厂里有个大铁门，工厂都是大铁门。上班铃一响，大铁门就关上了。大铁门上还留有一小铁门，人可以随时进出。他呢，个子小，这铁门他走了很多年了，熟得不能再熟了。可就在谈判这一天，出事了。你猜出了个啥事?想都想不到，大铁门是用铁链子拴的，小铁门上焊的有门鼻儿，铁的，也可以上锁。也就是跟外商谈判这天上午，他急着走，一步跨进了小铁门。他个头低，他的眼正好跟刁、铁门的门鼻儿齐，只听“扑味”一声，他的眼，不，那铁门鼻儿，整个，扎进眼里去了，你说这个寸?
　　是呀，这样的事，无论你给谁说，他都不会相信。那么小的一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一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据他厂里的人说，那一天，他很负责。仅谈判用的会议室，他都督察着打扫了好几遍。连谈判桌上摆放的名签，他都让人修改了三次……就此看来，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一个连开会的名签都检查三遍的人，你能说他不认真么?他很认真。可他的眼珠，却挂在了门鼻儿上。
　　这么说，他是吃了熟悉的亏。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门也是常走的门，闭着眼都能走的门，居然把厂长的眼给扎瞎了!这些事，都是他厂里来看望他的人说出来的，他自己绝口不提，不跟病房里的任何人说。他也许是羞于提起。你看，眼都这样了，你还慌什么呢?可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还是慌。这就
　　是个性了。
　　知道24床的情况后，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们都包着一只眼，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是，有一天，当我在过道里碰上他时，我说:老韦(他姓韦，是别人告诉我的)……
　　他蓦地转过身，说:你哪单位的?
　　我只是想提醒他关于“交叉感染”的事。
　　可他很警觉，很生硬地重复说:你哪单位的?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也不想再说了。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他们围着24四床，正在卿卿喳喳地说着什么。24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而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24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第二天上午，9床的老许跑来说:13床(我是13床)，你知道么，24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说:治好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我说:为啥?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我说:怕什么?
　　他说:这24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着。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我说:出院了?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是啊，24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病人住进来:1,2,3,4,5,6……一直到58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一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梅村。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枝了。
　　我说:你还要么?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错觉和遗憾。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她只要还能说出那句话，我就会……
　　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卫丽丽打过来的。卫丽丽在电话里说:老吴，你决定了么?
　　我迟疑着。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券，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人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每一个节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业，或是有可能给你的企业制造麻烦的人。若是不搞这一套，你会寸步难行。有时候，时间和商机是必须花钱来买的，是需要通融的。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个坏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到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骆驼。
　　我等着梅村的一句话。
　　卫丽丽在等我的一句话。
　　我对着手机说:决定了。
　　窗外的阳光很好。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两个太阳，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驳的，就像是并蒂的向日葵；单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它是圆的、灿烂的、火红的……一看人也一样。
　　说实话，当我看阳光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为我自己、为每一位国人惭愧。我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泪。你想，一个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泪、擦泪，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自己说，你死了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一根线，一根羊肠线，这根羊肠线是国产的。后来做第二次手术，换了进口线，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想大喝一声:我，我的同胞，咱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不就一根线么，咱就从一根线做起……
　　我等着梅村，我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