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生命册（第一章）（1）

　　我是一粒种子。
　　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早在十二岁之前，我已读完了千张脸，吃过了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见识过了各样的生死。此后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过程了。过程是不可超越的。
　　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不带宅基)，近六千只眼睛(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可它们都看着我呢)，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有时候，能把死人说活、也能把活人说死的)嘴巴，它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是为了让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比如说，在我的潜意识里，电话铃响和狗咬声是一样的突兀。不过，现在不同了。狗也到城市里来了。
　　在我最初进人城市的头一个十年里，你要问我最怕什么，我告诉你，我最怕的是电话铃声。每一次电话铃响，都会让我心惊肉跳!
　　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一只楔子。
　　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
　　虽然我满身是芽儿，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长成一棵树。因为，家乡父老还等着我植下的阴凉呢。
　　三十年前，当我背着行李来到省城的时候，下了火车，已是黄昏了。满眼都是灯。灯就像菊花一样一盏一盏开放着，却没有一盏是我的。可我心里仍然充满暖意，因为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了。那时候我顺着柏油马路往前走，公共汽车一辆一辆从我身边开过，自行车的铃声一串串响着，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我知道他们都是有方向的人，回家的人。我也有方向，单位就是我的方向。我不急，我没有乘车。不是钱的问题(那时公共汽车坐一站五分钱，三站一毛)，我是想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扎下来的城市。
　　每当我走过一两个路口，就会看到一个公共汽车的路牌。那时候的路牌很简约，一根刷了蓝白两色漆的铁杆子，杆子上挂着一个刷了红漆的铁牌子，牌刹良多，一路车一个牌。牌子上标着通往各站的站名，那路牌叫人觉得亲切。我以后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了。
　　不客气地说，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像是走在红地毯上一样，很幸福。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那光芒是五彩的，这就是我的未来。周围的自行车铃声也十分悦耳，公共汽车刹车后的那一声“啦”，很温馨，很生动。我很想给这个城市打声招呼，喊一声:你大爷的，我来了。
　　我边走边问，走了一小时四十六分钟，当我摸到单位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失去“方向”了。在学院门口，传达室的老者告诉我说: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我说我是来报到的。老者说:我知道你是来报到的。人事部门的人都下班了。你明天来，明天上午八点。我站在那里，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我有点蒙。我顺着一条条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边走边想，我该往哪儿去呢?我甚至不知道饿。我只是在想，是不是到火车站去蹲一夜?虽然那时我兜里揣着一百二十六块六毛钱(这是我读研节约下来的)，可我没有想到可以住旅馆。我根本就没有住旅馆的意识。再说，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住旅馆是要证明的。在报到之前，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我无处可去。
　　就这么走着走着，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油菜!我紧紧地抓着这个念头不放，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油菜。油菜。油菜。
　　油菜是一个人的儿时小名。他也是无梁村人，吴老根家的儿子，大名叫吴有才。吴有才在部队里当了二年工程兵，复员后转业到颖平市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建筑工人。记得夏天里他回家乡时我跟他见过一面，他穿着一件的确良短袖衫，手上戴着一块手表，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工地迁到省里去了。在省城盖大楼，在某某路某某街。去呀，你们都去，到时找我!我知道，他也就这么顺口一说。他知道村里人没有机会到省城去，才这么说的。这叫“巧让客碰上热粘皮”，可我真的来了。
　　在我苦思冥想之后，我终于想到了这么一个老乡，七不沾八不连的“关系”。可什么路什么街呢?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那是冬天，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雪了，小雪。城市的夜晚有灯撑着，那暖意是彩色的，也是有差别的。城市最寒冷之处，是让人看到了差别。
　　在飘着雪花的夜晚，我顺着马路往前走。那时城市里刚刚时兴羊皮衣，百货商场的橱窗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羊皮;大街上行走的也是羊皮，有驼色、蓝色、红色和黑色的羊皮……羊皮衣一旦穿在女人的身上，皮带子一扎，腰就细溜了，屁股一扭一扭，更显臀肥。马路上响着很时尚的“咯瞪咯瞪”的节奏，圆润饱满的节奏，叫人春心荡漾的节奏(后来，等我穿上羊皮衣的时候，城里已经没人再穿羊皮了，它过时了，成了三陪小姐的着装了)。那时，我的眼是在乡村里经过节俭训练的，尚不敢乱看。
　　省城的路有经、纬之分，我从经一路一直走到经十路，而后从纬九路拐到纬一路、和平路、文化路、黄河路、农业路、京广大道……夜渐深了，天空飞舞着雪花。有灯光的夜晚雪花像粉色的天幔，洋洋洒洒，给女羊皮们那“咯瞪咯瞪”的节奏输送着温文尔雅的诗意。可我，走着走着，却闻到了一股薄荷的气味。
　　灯光里有针，有薄荷，一丝丝的。无论走到哪条路上，我都能闻到一股薄荷的气味，那是从灯光里冒出来的。我的腿很沉，越来越沉。可我的脑海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我先是使用了“联想记忆法”，而后又使用“排除记忆法”、“谐音记忆法”，甚至“油菜记忆法”，每到一个路口，我都站下来看一看路牌，而后去想油菜的面容……油菜，你到底在哪条街上呢?
　　油菜的大嘴一次次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看见油菜挥着手，他手腕上的表明锉锉的，他说:“上海全钢防震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建筑工油菜的时髦。这就是那个时期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灯光和狗咬，毛蓝布和的确良。他穿着的确良、戴着“上海全钢防震的”手表向我招手呢！走累的时候，我多次靠在电线杆上，靠着一份冰凉，小心地打量着这个城市。它会属于我么?
　　有一刻，我以为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篙山路，我就问篙山路;走到了篙山路，我又觉得他说的好像是衡山路，而后又是香山路，黄山路，榆树街，椿树街，鼓楼街，清虚街……街边上，楼房里的灯光一盏盏熄了，只有路灯.亮着。我还在走，很机械地走。我实在是不想走了，我累了，这已经不是疲惫，是麻木。我对自己说，再走一条路，只一条。如果还找不到，我就调头回去！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回车站吧，回火车站蹲一夜就是了。可我还是不甘心，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呼吸着寒森森的空气，就像走在荒原上一样，满心的凄凉和荒芜。路边的商场已经关门了，连个借脚取暖的地方都没有。路是陌生的，所有的脸都是陌生的。我在寻找一丝温热。那是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你在哪里?
　　此后我问我自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几乎走了一个晚上，走了半个城市，执着地去寻找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你怎么就这么傻，为什么不先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呢?你还可以打打电话，找一找昔日里的刀陛大学同学。可你连打电话的想法都没有，你没有“电话意识”。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我在走，是我的背景我的家乡在推着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不是在找人，而是找一份庇护。
　　也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要想顺顺利利地在城市里生活，你必须拥有三要素:身份，单位，关系。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没有“身份”， 也没有“单位”，再没有“关系”，那么你就成了一个漂泊者。城市就像是一个迷魂阵，随时都会有危险。商人是最先明白这个道理的。早在几百年前，精明的晋商就在各地建起了“山陕会馆”，这也许是他们有过许多沉痛教训之后，得出的经验。哪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许多办事处，那其实就是一个为了办事方便的“关系处”，一个据点。
　　我知道，在报纸上，人们都反对拉“关系”。岂不知，“关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人们是最离不开“关系”的。尤其在精神世界里，人们靠“关系”活着。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于是，所有的反对者反对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没有人反对自己。我还算幸运，在凌晨两点二十七分，我终于找到了“关系”。
　　我是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油菜的。他是“有才”，不是“油菜”。为了他的体面，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守工地的老头告诉我说:有。有这么个人。
　　建筑工人吴有才睡在一栋正在施工中的七层楼(还没有安装门窗)的毛坯房里。当他穿着裤权子从床上跳下来，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时候，眼瞪得像牛蛋，嘴张得像簸箕，那两只手抖抖嗦嗦，像是大冬天握着两把扇子，扔也不是握也不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找他!油菜傻了。
　　吴有才抱着两只膀子，冻得世喳地说:丢(我儿时的小名)，是丢?你，你你你……怎么来了?我说，看工地的老头人不错，说你在七楼。他说:是老朱吧?朱师傅，老乡，一个县的。说着，他赶忙披上衣服，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操，都两点半了。你咋这时候摸来了?还没、那个啥……吧?说着，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还没粉刷的墙，墙上楔着一个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个提兜，提兜里装着他的碗筷。我说，都啥时候了，早吃过了。找你可真不容易，我都快累死了。你不是说，让来省城找你么?他听我说吃过饭了，一颗心放在狗肚里了，说是啊。是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呢?我说，我是来报到的，来晚了。他看着我，连声说:先睡，都快屯点了，赶紧睡吧。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床，说:这儿，就睡这儿。这狗日的请假回家了。
　　这时候，我一下子松下来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铺了新鲜的谷草，床单是新洗过的，真软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像戮住了似的。可我得说话，必须说话，这是代价。
　　我们两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乡体己话。为了能接住他的体己话，我用心支着眼皮，拼命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好去接他的话头。油菜的话就像是纷乱的线团一样，七缠八绕，像是永远没有头儿。我心里说:油菜，你饶了我吧，让我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