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父爱》第十四章 《革新》第十五《期望》

　　十三《父爱》
　　文革前我们在学校读了十来年的书，文革时认为这些书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我们已经中毒了，所以现在必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中学生，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有多少毒，但相信我们一定中毒很深。而我出身成分又不好，不但读书中了毒，而且还留有原来资产阶级家庭的烙印，所以我更应该积极地接受再教育。
　　从学校刚回来时，村里派我去畜牧场养鸡。听说养鸡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的，但每次培训、学习交流，从来都没有我的份。而我非常珍惜养鸡这份工作，所以同伴们每次培训学习回来，我都把她们带回来的材料手写抄下来，还千方百计找养鸡书籍和资料自学。我在美国的三姊、哈尔滨的大哥都给我寄来了很多养鸡方面的书。我还找了一些人用药理方面的书，进行触类旁通地应用。
　　我想接受再教育，就要认认真真养好鸡，不怕吃苦是一个方面，但工作做出成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养的鸡一直很好，场长王才狗一直想留用我。可是，我的出身成分不好，他想留也留不成。于是，我被村里撵到了更能锻炼人的垦区。
　　垦区的劳动强度很大，生活也很艰苦，海风把我们的脸吹得一层层地脱皮。我三十六岁那年从农学院进修回来时，别人都说我比在垦区时年轻得多。在垦区时我只有二十多岁呀！但我在垦区也觉得蛮好，因为那里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底层人物，他们不太在意我的政治面貌。
　　劳动休息时，我教大家唱唱歌，还组织了个文艺小分队。下雨天，大家唱唱跳跳感到很开心。在那片荒滩上，我被那些闷得慌的朋友们当作百灵鸟了。以致后来我离开垦区去启东养鸡时，他们都哭了。雪才这样的大男子汉竟然也失声痛哭，品芳和云丽还苦苦央求我不要走。老胡子说：“这次如果不是调曹钟菊去养鸡，我肯定要设法留住她的。但这是她的一个机会，我们应该祝贺她。”朋友们哭着把我送到拖拉机上，我泪眼朦胧地离开了让我享有尊严的垦区。
　　我在垦区时，村里派黄希论在那里负责。我在初中时就跟村里有较熟的关系，三个村干部，高关祥、陆惠章、黄希论都跟我有较多的联系。后来高关祥和陆惠章都参军去了，就留下黄希论。黄希论有点习惯了，有事常跟我谈谈，因为我们办红专小组时就是这样的。
　　当时垦区里确实没有人才，我分在雪才这片。雪才是干农活的老把式，但没有多少文化，遇到算算工分，计算个土地面积，传达垦区领导的指示，书面汇报本组的好人好事，组织学习《毛选》等用得着文化的事情，就有点困难了。他就把这些文差都交给了我。垦区的领导也没有认真调查我的政治面貌，只知道我是高中生，就让我当了副片长。我有时去交材料时，垦区领导也交给我一些工作，有时在广播里播音一些东西，其实我也不太称职，只是那里实在缺乏人才。那个文艺小分队，由于实在找不到人，又让我当了队长。这些工作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对我的政治生命一点作用也没有。可是，还是被某些当权者发现了他们认为我这种人不应享受的尊严。
　　领导一般不来垦区的，只有在搞活动时才来一下，况且怕晒黑皮肤还要戴顶大凉帽。他们一到垦区就觉得不对头，对垦区给我的安排有点不舒服，可又说不出什么名堂来。其实，我根本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我什么希望也没有。他们入党、升官，县内县外培训学习，上工农兵大学，好事连连，我想都不敢想一下，就连畜牧场这种又脏又累得地方都被赶出来。我像一棵杂草被他们仍来扔去，现在扔到了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垦区了。他们还想对我怎么样？
　　意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大家刚出完早工，有人通知我去食堂。我问雪才：“什么事？”雪才也不知道。于是，我只好自己去。在去食堂的路旁草堆边，我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父亲！
　　父亲也看到了我，他连忙把头低下，尽量把身子缩到人群后，想不让我看到。父亲的那个眼神、那个退缩震撼了我，一股热流顿时冲到我的头顶和脚底，这就是父爱！已经失去自由的父亲为了保护我的尊严，想躲避我。
　　我曾经无数次痛恨过的亲生父亲，曾经给我带来无尽失望和痛苦的父亲，这时在我面前显得何等高大而又亲切！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受。由于当年亲生父母相信迷信，我出生第二天就送给了曹家。脑海中几乎找不到亲生父亲对我爱的记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父亲也是疼爱我的。虽然养父在培养我上初中和高中时，为我花了很多的钱，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而且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可是，我始终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父爱。这也许是养父在我幼年时那种不顾家，而使我经历了艰苦的童年留下的阴影吧。尽管后来我极力去寻找父爱，可是终究没有找到。父爱是一种心灵的感受！我今天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我匆匆来到食堂，什么事也没有，只有二个饭师傅在洗刷锅子。我明白了，这是头头们给我的下马威。我想啊想，想想是否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还是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再想想莫非是巧合？我实在想不出来。今天，我为父亲遭到批斗而难过，同时也感到欣慰，因为我得到了父爱！
　　从此，我不再回避，坦然地接受了我灰暗的出身成分。我想父亲为了我们儿女的体面，一定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我甚至还勇敢地去问黄希论，我父亲怎么做了，你们才能不绑他、不批斗他？当然黄希论也是答不上来的，只说了句：“现在被绑的人多得很，许多老八路都被绑、带着高帽子游街呢。”。
　　党的“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四类分子的帽子已不复存在。我就把从来没有抚养过我的父母亲接到我的身边，给他们一个稳定、体面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快过年了，我给他们送去鱼、肉、水果、干果、衣服、袜子、鞋子等各种年货。父亲老泪纵横地说：“像这样红红火火的年，我都记不起来了，今年终于过了个像样的年。不知有多少年了，一直生活在十分贫困窘迫的日子里。每当快过年时，第一件事就是想怎么还债。家里一大群孩子，明天该吃什么呢？到哪里去借点粗粮来，哪怕一斗高粱、一袋山芋也好呀！长期处在忧愁中。”
　　父母和我的婆婆一起吃、住，我尽量孝敬他们，让他们能在我的树下得到安宁和幸福。鸡场上的工人说：“你真是好心肠，能把三方面的老人都安排好！”我说：“我是在寻找亲情，尤其是父爱，在赡养老人的同时我也得到了天伦之乐。”
　　后来，在我大哥主持下，我们还给父亲办了个生日宴会。大哥请来了不少贵客。宴会上大哥说：“谢谢各位贵客的光临，使我们盛家蓬荜生辉……”是啊！从前的家才是蓬荜呢。要什么没什么，说有多卑微就多卑微，像纸一样簿，像尘一样轻，一阵风就能吹散了、吹没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生前在垦区里的那个眼神、那次退缩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十四 革新
　　陆企良从四川调到启东后，我就决定离开惠丰渔场。在惠丰渔场工作5年多，我始终小心翼翼，一步一个脚印，因此虽然没有什么建树，却非常平稳，基本上能为雇主挣钱。然而，我的内心一点也不平静，我看了不少的书，一直激励着我要去作一些新的尝试，但得不到雇主的支持。在惠丰渔场，我除了卖苦力外一点创新的机会也没有。
　　78年秋天，我告别惠丰渔场，来到了惠和17大队。这是个已经办了二年的村办鸡场，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一直没有好好的赚过钱，而且鸡舍里的这批鸡看得出来病得也不轻。别人劝我不要去趟这潭浑水。可是场里答应我革新的要求，我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使出了浑身招术，然而终究未能挽回败局。村里说：“这样的败局，我们不去追究是谁的责任，但我们没钱发工资。”我半年的工资就这样泡汤了，这对我的家庭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一些人说起闲话：“曹钟菊在惠丰渔场干得好好的，一年500多元的收入，到那里去找啊！非要出来搞什么革新，现在好了，革得一分钱都没有了。这么多年夫妻两地分居，好不容易团聚了，不去好好过几年太平日子，发什么疯？小女人不当，偏要干男人们的事体……”也有好心人劝我回惠丰渔场，还有人帮我另寻新枝。
　　我坚决不走。我说：“我当时信誓旦旦要为他们挣钱，他们也支持我的改革要求。现在，我怎能丢下个烂摊子，一走了之呢？”
　　我和这里的工人共事时间不长，他们对我信心不足。原来的四个工人走了三个，留下一个小姑娘，也不太踏实。村里新派来三个工人，不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可赔不起的，家里都是靠我们拿钱回去买米的。”但我已经没有了73年刚来启东时的那种忐忑，我很自信。我坚信我的革新想法肯定是对的，我一定能搞出成果的。
　　大队里说：“要不你就不要搞什么革新了，先赚了钱再说。”我说：“革新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我们现在拖欠各方面的资金太多，如果按部就班地干，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突破。请你们相信我，我既然敢于坚守这副烂摊子，我就一定能在我们17大队鸡场打个翻身仗！”
　　鸡场的资金很紧张，连起码的消毒药水都买不起。好在我来启东已5年多，曾帮助过不少鸡场治病打翻身仗，所以在我困难时，他们也会帮我的忙。我们就靠东拼西凑地借，完成了进鸡前的准备工作。但买饲料、进苗鸡，要大笔的资金，不是靠借能解决的，必须要得到银行的贷款。我就把银行的信贷员请到鸡场，请他参观我们所做的准备工作。我又谈了我不离开这里的理由，他觉得有点道理。大队里也帮着说了很多好话，例如：“曹师傅来了把鸡场打扫得如何干净。她自己又是怎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做什么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像以前请的师傅，布置一下让工人去做，自己躲着玩清闲。下雨了，为了收木屑，宁愿让二个孩子淋得像落汤鸡，先要把木屑收进去，我们看了也心疼。我们第一次请到这样负责的师傅……”银行最后答应先贷一部分，等苗鸡一个月时看看长势再说。
　　鸡场的资金紧张，我家里更困难。没有了半年的工资垫底，平日里我们一家四口就靠陆企良拿回家的16元，精打细算地过着日子。我们自己种点蔬菜，空下来帮豆腐店干点活，他们就把做豆腐干裁下来的边角料送给我们，烧烧黄芽菜；有时给二个孩子蒸碗鸡蛋羹，有时弄碗荠菜蛋汤。别人都说我们过得太艰苦了，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
　　陆企良在厂里上三班倒，有很多的空余时间，把家务都揽了下来。天天特懂事，带着妹妹在鸡场里摸爬打滚。二个孩子一天玩到夜，鼻子嘴巴都认不出来了，有时在土堆旁、有时在屋檐下、有时在场边睡着了，我就找条毯子给他们盖一下，又忙我自己的了。孩子们渴了像牛一样把头伸到水缸里喝几口，饿了到家里找一点吃的，没什么好吃的就抓一把饭团。他们知道妈妈是不会停下来管他们的。只有看到爸爸回来了，才像黑天鹅似的扑过去，跟着爸爸到菜田地摘菜烧夜晚。
　　过年了，别人家的孩子都要穿新衣服。我跟天天说：“明年我们家一定很有钱，妈给你买最好的新衣服，今年给你改一件，小妹妹反正还小，不懂要好就穿旧的。”天天说：“还是改给妹妹穿吧，我还是穿旧的。”家里也没买什么菜，连一块糖果都没买，我们过了一个清贫而又充满希望的春节。
　　第一批鸡养得很辛苦，因为工人对我还没有信心，有时他们还要发发牢骚，背着我说些难听的话。说什么，我们在这里肯定是白辛苦的，还不如去钓鱼、听蟹来得实惠。因此，经常有人迟到、早退，干活敷衍了事。我也不便批评他们，只好自己多做一点；他们说什么，也只好装作没听见。但还是躲不过去，有时他们就直截了当地问：“我们到底一年能拿多少钱呀？我们就看这批鸡了，如果这批不挣钱，就立马走人。在生产队里一年起马也有个200——300元呢！下雨天还能休息休息。”我虽然有信心，但也无言回答他们。苗鸡在保温阶段，晚上的工作特别多，加煤、接炉子，关灯之后把散落在保温伞外面的苗鸡送进伞内，不然就要被冻死。把未吃完的饲料拿到室外，饮水器里要加满水等等。可是，工人的出勤率一直很低。
　　有一次突然刮大风，下大雨，这时鸡场里只有我们母子三人。我不顾一切地冲进鸡舍，先关窗、再把炉子挑开让温度升高一点。当我回到家里时，狂风大雨从窗里泼进来，把被子、衣服都淋湿，小物件散落一地。二个孩子淋得像落汤鸡，抱在一起哭得鼻涕眼泪一头一面，头发和身上的衣服全湿透。
　　以前养鸡不太讲科学，玉米、小鱼的配比是凭经验，每天喂料数量是看鸡的吃食情况。青饲料，田里多就多喂点，少了就少一点；光照也很随便，不是以鸡的需要而定。现在我要完全按需作业，光照按每一只鸡需要的勒克斯数，算到一个鸡舍需要装多少瓦的灯泡多少只。饲料算到每一只鸡每天应该吃多少。然后，玉米、豆饼、鱼干、麸皮、添加剂等各占多少比例。这群鸡一天应该喂多少，还要考虑蛋白质的比例、能量的比例、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工人们都嫌烦，但我一定要坚持，我说：“这是科学，不按科学做，不但浪费，而且效果不佳。”这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我也是第一次实践，所以特别小心，做的记录也特别详细。
　　第一批鸡很快出售一空，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工人们一下子像换了个人似的，不用我吩咐，他们都非常自觉地争抢着干这干那的，围着我师傅长师傅短地特热情。第二批鸡售完一结账，头头开心得连说要再盖几栋鸡舍。
　　此时公社管副业的陆善飞也三天二头来鸡场，问这问那，甚至还关心我家里的情况。党委书记来了，惠丰渔场的领导来了，县里领导也来了，他们都说：“曹钟菊的改革真灵，效益一下子提高好几倍。”一开始，我有点受宠若惊。可是来的人多了，我渐渐有点厌烦了，开始躲他们。
　　等我和17大队的合同期满，公社里要把我调到他们试点的鸡场去。大队支部书记对我说：“你不要去，他们这个鸡场婆婆比惠丰渔场还要多。这些年不晓得换了多少个养鸡师傅了。别看他们是公社的点，鸡却一直养不好。外面欠了一泼的粮计划，资金更不用说多紧张了，其实比我们更困难。你在这里已经打开了局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工人也非常服你。你在我们17大队可以说已经闯过艰险，正是撑顺风船的时候，现在离开实在太可惜。”
　　虽然我很感动，也很感谢书记的好意，但我并不在意他所说的话，我只想知道公社那边是否有实现我新计划的可能性。我去惠和肉鸡场看了一下，发现那里人浮于事，做的人少，管的人多，几个干部管一个工人。长处是规模比较大，便于发展。公社里更是三番五次来做我的工作。
　　去或不去，我和企良都犹疑起来。企良说：“这边刚顺一点，又要去个新地方，肯定还会遇到许多新问题，不知道又有多少新困难需要克服。”我说：“也许是个新机会呢？”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吃的苦已经太多了，经历的艰难太大了，一直家不像个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就别再折腾了。”他的“折腾”两字，反而一下子激起我的决心。我非要折腾一下不可！。我跑去对大队支书说：“二个场距离不远，我可以两边照顾，随时回来指导。那里规模大，便于发展。我一定要去经历一下！”
　　我们带着一年半的工资，满怀希望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十五 期望
　　79年底，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惠和肉鸡场派来五六个工人迎接我们。他们认真地把我家所有的家当装在二辆劳动车上，把天天抱在车柄旁。自己拖着劳动车在前面领路，陆企良用自行车驮着我和笑回紧跟着。陆企良显得心事重重。我迎着朝霞，心中荡扬着无限的期望，情不自禁哼一段小曲。孩子们知道要到新地方了，也很开心。
　　我们来到一栋低矮的鸡舍前。鸡场的场长、公社里抓副业的干部都过来相帮卸车。场里在鸡舍的西边腾出一间25平方米的房间，给我们当宿舍。25平方米比8平方米大多了，我们的家当放下后，还能铺二张床。他们又搬来一张大桌子，我们可以在上面吃饭、写字，孩子们还可以在上面玩游戏。我对场里的安排很满意。
　　场长说：“房顶看起来有点破，我们前天请人修过，不会漏雨的。”我说：“只要不漏雨就好，好看不好看无所谓。”场长又说：“这里的食堂只供应一顿中饭，你们常住这里，拖家带口，我给你们准备了个煤球炉子，你们自己开伙吧。”我说：“好。能不能给我一块菜地？”场长说：“那好办！”
　　安顿下来后，我到整个副业场转了一圈。前面有二栋猪舍，后边有二栋鸡舍，还有加工场、菜园、豆腐坊、孵化场、商代店，办公区域有场长办公室、会计室、后勤办公室、传达室、大队干部办公室、仓库、食堂……简直像个小社会。我想这么多的管理人员，靠什么分配呢？
　　办公室内人声鼎沸，食堂里热气腾腾。猪场、鸡场里杂草丛生，满地的垃圾，一些工具横七竖八地躺在齐腰深的杂草丛中。东一堆西一堆的鸡粪、猪粪，二只野狗撕扯着一只死鸡。
　　“曹师傅！”我正看着想着，忽听有人喊，回头一看，是个姑娘，干练、美丽、朝气、热情。场长过来介绍：“这是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茅建芳。”我开心地说：“啊！好年轻的书记呀！”“你好！我叫茅建芳，今年23岁。”茅书记说着伸出她的右手。我急忙握住她的手说：“我比你大十岁，我叫曹钟菊，以后你是我的父母官，请多多指教。”
　　茅书记把我引进办公室。抓副业的书记、副业办的负责人，村里抓副业的副书记，副业场的场长、会计等一桌子的人在等我吃饭。公社副书记站起来与我握手，并对茅建芳说：“老陆呢？请他一起来吃饭。还有孩子呢？让他们都过来。”茅建芳说：“陆师傅上班去了，天天和笑回让美菊抱到食堂去了。”我惊奇地问：“茅书记怎么知道二个孩子的名字呀？”“我问他们的，这两个孩子真逗。我问他们，你妈看上去很年轻，你们知道你妈今年几岁？你猜他们怎样回答的？”茅书记幽默的一问，大家好奇地追问。她笑哈哈地说：“两个孩子听了我的问话，反问道：你妈今年几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看着一桌子的干部和丰盛的菜肴，想起在惠丰渔场吃脚汤脚水的待遇，心里非常感动。特别是茅书记的一席话，把我与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特别喜欢这个年轻、泼辣的女书记，心想以后与她共事一定很开心。
　　大家入席斟酒。茅书记酒量特好，先干一杯。我十分惭愧地说：“实在对不起，我是滴酒不尝的。不过我还是要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重视，我拿不出喝酒的行动，就让我拿出养好鸡的行动吧！我想有各位领导如此重视和支持，我一定能让我们惠和肉鸡场在同行中刮目相看的。”大家一阵鼓掌。
　　这些年来我第一次受到如此的尊重。从学校回到农村，又从畜牧场到垦区，再从垦区到启东，我一直低着头默默地苦干，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给我敬酒。我顿时心花怒放、热泪盈眶，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热情之余，领导们的担心还是有的。我在启东用老办法养鸡，没有人会怀疑我的能力。如果沿用在17大队的方法，他们也能接受。但我又提出了个更为前沿的方案：不用青饲料，每天的饲料中要加入大量的黄沙，渐渐地把喂湿料改为干料；工人从原来的7个人减到2个人，也就是说，我一个，村里只要再派一个；还有饮水也要改，晚上的光照也要缩短等等。领导听了都很惊讶，有的说：“不用青饲料，光喂粮食，那要多喂多少粮食？这样肯定吃不消的。”场长则小心翼翼地说：“青饲料一项慢一点改，你看有好处吗？”我笑笑说：“这是我整个方案中的最重要部分，如果拿去这部分，这个方案就失去意义了。”茅书记站起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外行，既然请了师傅就要听师傅的。”
　　经过几个小时激烈争论，最后定下来：鸡场可以冒一次风险，但要我跟他们共同承担。鸡场不发工资，年底一起结帐，亏了我也得承担一部分，盈利了给我10％的分成，再给一些生活补贴。我开心得不顾一切，立马在合同上签了字。
　　企良回来，皱着眉、咂着嘴怪我太冲动了，这样的大事也不等他回来商量就签了字。我说：“我就怕他们有变化。我能得到这个试验的好机会，还能等吗？”企良气得只摇头，但也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了。我窃窃私笑，幸亏他不在场，否则我梦寐以求的事就砸了。
　　大队里派来个25岁的姑娘——朱惠珍，特别能干，总是争着抢着干活。我们二人通过10来天的努力，把一个又脏又乱的鸡场整理得整整齐齐，窗明几净。茅书记每天都来察看，公社里也每天派人来了解情况。
　　第一批苗鸡进到了场里，就按照我的方案一步一步地实行。我很兴奋，每天拿着一堆记录，飞来飞去地作业着。朱惠珍说：“曹师傅，你看上去很年轻，要是不带着二个孩子，谁相信你是个妈妈，就像跟我差不多年纪。”我说：“我现在心里充满阳光，干劲特别大。当然显得年轻。”她还说：“天天和笑回真让人喜欢，别人家小囡，都要吵吵闹闹，总让大人烦心，这两个小囡倒好，不看见他们吵架的。”我说：“他们习惯了，我总是忙我的，根本管不上他们，他们只好自己相依为伴。有一次笑回到崇明去了几十天，回来我就问她：想不想爸爸、妈妈？她说：‘不想，我想阿哥。’还有一次，一个朋友过来，给笑回一个月饼，我叫她赶紧吃掉，等会儿哥哥回来看见了，我拿不出第二个月饼。笑回说：‘那么我吃半个，留半个给阿哥吃。’笑回泼辣一点，天天胆子特别小。有一天，有个叔叔跟天天开玩笑，在天天头上拍了一记，天天哭了，笑回到家里拿了把菜刀，追着叔叔就砍，弄得大人都叫饶。”
　　第一批鸡长到四十天时，我们又进了一批。场长说：“你们二个人来得及吗？来不及可不能请帮工的，请帮工就是雇工剥削，是不允许的。”我们很有把握地说：“当然来得及。”朱惠珍每次吃完饭来上班时总看到我在鸡舍里忙，焦急地说：“曹师傅，这样我就比你少做了，你必须等我来了再动手啊！”我说：“什么多做少做，只要做好就行，你跟着我闯新生事物怕不怕？”她说：“不怕，我跟着你干活太开心了，不但能学到很多东西，还能听到许多新故事，我这样跟着你做，就是不拿铜钿也情愿。”我说：“跟着我干，应该多拿铜钿才对。”我们都笑了。
　　鸡场的料槽是用砖砌的，不方便消毒，于是我们每天晚上用铁铲把它铲一遍，清除残留物。早晨天没亮，我们就要提100多桶井水，把所有的用具清洗消毒，把垫料换好。等到大家来上班时，我们已经把鸡场的清扫工作做完了。
　　鸡场里洋溢着我们的笑声。办公室人员有时也要来转一转，或者坐一会儿，他们是因为担心不用青饲料后，怕粮食超标才来的。为此仓库保管员控制得特别严，一斤粮食也不肯多发。其实我也有点担心，我有把握养好鸡，但粮食超不超，心中却没有底，毕竟是第一次尝试。朱惠珍建议弄点蚯蚓喂鸡，可以节省粮食。我认为很好，于是我们两人又到处去挖蚯蚓。
　　转眼到了年底。一结账，按合同，我的年收入是3600元，朱惠珍2400元！
　　这下可难倒了所有的干部，如此一大笔奖金，到底发还是不发？不发，怕我被别的鸡场挖走；发吧，又怕犯错误。公社领导谁都不敢作这个主。最后上交到县农宣会上讨论，意见还是不能统一。眼看着要订第二年的合同了，鸡场领导非常焦急。就在会议闭幕的那天，县委书记谢丕岳大胆摆明了观点：
　　“我看这个奖金应该发。她们既没有雇工剥削，也不是非正当收入。”
　　会场里先是一片哗然，而后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我拿到这笔奖金时，很多热心人为我提了不少建议。有的建议我回崇明老家盖幢四楼四底的楼房；有的说苦了那么多年，得好好享受一番；有的劝我不要做了，一个人一生能挣到3600元已经不错了，把它存在银行里坐吃到老也够了……
　　面对众多建议，我说出了让他们都震惊的话：
　　“我要自费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