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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农中情节》第三章《离校通知》

作品名称:含泪的选择      作者:悠悠岁月      发布时间:2013-03-26 13:57:32      字数:5628

  
  
   二农中情结
  我很勇敢,可是我又非常粗心大意,这是我一辈子也改不了的缺点,就像吸烟者戒不了烟瘾一样。我学绣花是为了让自己能细心,可是绣花学会了,生活中的我还是个粗人。我没有其他女孩子那种遇事惊慌失措的尖叫。我能杀鸡、宰羊,捕蛇捉蛤蟆,可是我没有女孩子应有的那种细致和耐心。童年的艰苦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同时也造就了我的粗糙。
  1961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了。在父亲支持下,我参加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上午考算术,一切正常。可是,下午语文考试的铃声响后,同学们都纷纷进入了考场,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准考证》,就独自一个人在操场上急得团团转。等到我的班主任——陈仰周老师发现考场里没有我,再来找到我时,已经开考了好长时间。陈老师连忙把我送进考场。由于我的语文底子本来就差,又耽误了几十分钟宝贵时间,心情格外紧张。题目做了不到一半,考试结束的铃声已经响了。这次考试我彻底失败,普通中学也就与我无缘了。
  一个月后,我参加了农业中学的招生考试,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大同农业中学录取。上农业中学,就意味着将来进不了大学。农业中学的学生都是普通中学挑剩下来的,所以毕业后也只能考农业高中,考大学根本竞争不过普通高中学生。社会上对我们这些农中学生都要看低三分,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悲观情绪,觉得抬不起头来。有人甚至给我们这些农中学生编了个顺口溜:“农中、农中,懒汉集中。”
  我进大同农业中学时,初一只有一个班,初二、初三各有二个班级。一年后,国家取消了农业中学编制,初三学生正常毕业,初一、初二的学生以历届生的身份参加1962年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我们学校只有我和陆红兴、胡国昌考进了普通中学,其余学生全部回到农村务农。
  65年考高中时,由于重读过一年,年龄就成为我们考虑前途问题的重要因素,胡国昌上了中专。我的理想是想考大学,中考志愿毫不犹豫地填了大新高中,我的年龄要比班里的同学要大一、二岁。
  上农中读书可以说是我人生中非常失败的一次经历,理应是不愉快的记忆。然而,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有时曲折一下反而风光无限好。在小学里我是边缘生,在班级里是一棵可有可无、无人注意的小草。进了农业中学立刻改变了我在同学中的地位,我的自信心得到了空前增长。我不再是躲在旁边看热闹的人,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了,并且很快成了核心人物。我的潜力从此得到了充分发挥,这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次重要飞跃。
  农中时我们班一共有52名学生,其中20名女生。由于学生基础差,老师教课的进度相对较慢,而教科书是跟普通中学相同的。教程慢了,就没有很多的期末复习时间,只能完成正常的授课。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感到特别轻松,老师课上布置的作业,我一般都在下课前就完成了。除了经常有同学要我帮一下忙外,我基本上没有课外作业的负担。
  我们这些农业中学的孩子,在学习上肯定不如普通中学的孩子,但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强。例如参加个社会活动,搞个文娱活动,倒是人才辈出。同学们对考大学都不抱希望,所以学习生活十分轻松,没有一点竞争压力,不像普通中学学生那样分秒必争地搞题海战术。我有了很多空余时间,老师经常把组织参加社会活动的事交给我去负责,公社里有什么大会,就让我们这些学习不太紧张的农中学生去参加文艺表演。
  农忙季节,我们组织小分队去田头慰问演出,参加田间劳动。农闲时,我们到老贫农家里访贫问苦。有时老师还要求我们把老贫农的事迹编排成故事或小节目。我们还经常配合公社里搞一些中心活动,例如除四害、扫文盲、张贴宣传标语、街头演出等。晚上我们到有竹园和树林的地方抓麻雀,那时麻雀也被定为四害之一。我们还参加一些游行活动。我常被老师当作领头雁,做个小红旗、小红花啊,老师都让我去完成。正式上路游行时,老师就让我领喊口号。
  我们的教学计划中还有专门的学农课时,内容就是集体去生产队里干农活,老师请一些老农教我们农业生产技能。我们也利用课余时间去做一些好人好事,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给幼儿园的孩子讲故事,与农民互助、互学。晚上去参加一些农村青年的活动,我参加了大队里的红专小组,与农村青年结下了深厚友谊,以至后来在读普通初级中学的三年内,仍然没有离开过红专小组。直到上了高中,因为要寄宿在校,才依依不舍地放弃。
  在农业中学时,因为我有充裕的时间,兴趣爱好又十分广泛,所以各种活动我都参加,而且一直是个主角。
  农业中学的学习,在外人看来太松垮,学习气氛不浓,有点像误人子弟。我却不这么看,虽然在课本学习上比普通中学浅一些,然而,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却学到了影响我们一生的生活经验和做人的善良本分。我们没有普通中学学生那么多的理想和选择,我们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紧紧地与农民、农村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深知,我们将来要扎根在农村。农村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所以我们必须自觉地融入到农民、农村中,学习各种将来能适应农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技能。而对我来说,更得到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发展空间,使处在定型期的我增强了自信,发挥了潜力,锤炼了意志,得到了锻炼社交和组织能力的机会,在情商得到充分成长的同时,智商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为我后来在普通中学里担任三年文体委员,组织班级同学参加各种比赛都能得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我踏上社会后,在逆境中逢凶化吉、绝处逢生,不断攀登事业高峰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人的机遇各不相同,人的学习、成长环境更是多种多样。尖端人才有尖端人才的用处,广普人才有广普人才的用武之地。我们大同农业中学的那些同学,后来极大多数成了农业战线的骨干,有的甚至位居市农委一级。而我考入普通中学后,虽然如愿上了高中,可是终究未能实现上大学的梦。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热潮中,我匆匆忙忙去追赶那些已经在农村站稳脚跟的农中同学,为时已晚。要是我在农中毕业,我是农中的尖子生,回到农村应该得到重用。
  我上农业中学,粗看是一种非常懊恼、逼仄的无奈选择。一年后我重新考进普通中学,是件多么光鲜、荣耀的事,全家欣喜若狂。我终于用重读一年的代价,弥补了因我粗心大意造成的损失。然而,转了一圈我还是回到了农村。上帝真会开玩笑、捉弄人。当年我的农中同学羡慕我考进了普通中学,无意之中他们与我有了差距,他们将永远留在农村,我却得到了远走高飞、实现美好理想的阶梯。如今,我反而羡慕他们了,因为他们中的极大多数人已是农村各级组织的骨干,是我的领导。他们虽然没有取笑我的意思,然而我成了他们再教学的对象。要是我在农业中学毕业,早几年回到农村,这时文革尚未开始,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要宽松得多。后来,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阶级斗争象阴霾一样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我连安身立命都感到挤压、窒息,更不用说被提拔重用了。
  就在我这棵杂草被扔来扔去,处境十分艰难痛苦时,公社里一批生产过剩的苗鸡把我带到了启东,从此彻底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喧嚣之地。
  我这个与“农”永远割不断的农业中学学生,在农业战线上忙碌了一辈子。懊丧痛苦、失落无奈在农村,扬眉吐气、春风得意也在农村,我的心、我的根永远在农村!
  
  
   三离校通知
  1968年冬季,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我理应是某所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然而,那时我却在崇明冰天雪地的北海滩战天斗地。大新中学通知我们这届学生毕业了。说是通知,也只不过是一句口信而已。
  我已经蛮长时间没有回学校了。我虽然非常想念学校里的老师和同窗好友,可是,每次到学校既见不到同窗好友,许多老师又被关进了“牛棚”,我总是无所事事,因此点卯一下就回家了。
  今天,突然听到通知:“大新中学68届高中生毕业了,寄宿生回校把被头铺盖取回家”。我正挑着一担烂泥,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密布芦苇根的冰泥中苦战。听完通知,脚下的冰水似乎一下子涌到了心田,心里凉透了。一阵西北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仅存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虽然,从学校停课闹革命起,我就回到家里进入了农民的角色,但在心底里仍然把自己当作高中学生;虽然,早已知道我们这批高中生要回乡务农的,但可怜的风筝还有一根细细的绳子系着,现在维系风筝的绳子断了,今后风筝不知要被大风刮向何方?海阔天空必须自己去面对!
  中午,我回到宿营地,一头钻进宿舍,把脸深深地埋在毛巾里,任凭泪水涌入毛巾,不敢哭出声来,心里呼喊着“永别了,母校!莘莘学子从此断了学业!”听到负责烧饭的徐才根喊:“吃饭了!”我偷偷擦去满脸的泪痕,木然地钻出宿舍。徐给我送来一碗饭,一碗肉丝豆腐汤。我就坐在芦苇墩上,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送到嘴里如同嚼蜡。
  我们的宿舍没有一砖一木,用芦苇搭成一个窝棚,既没有窗,也没有门。人进出的地方剩一个洞,白天供我们进出,晚上用几个芦苇个子堵上,遮挡风雨。窝棚的中间用芦苇个子隔一堵“墙”,里边的五六个平方米,是我们七个女孩的宿舍,外间大一点是男宿舍。地上堆起半米高的芦苇,就是我们的床。男宿舍的边上剩出一条走道,全队民工的用具、鞋子,全放在这条走道里。晚上就寢时,我们就把鞋子脱了放在走道里,然后爬进女宿舍。我们的衣物都用绳子吊在窝棚的边上或顶上。睡觉的地方实在太挤了,晚上睡觉时翻个身都要说好了一起翻,最起码需要旁边的人让一下,不然翻不过。
  厨房也是窝棚,比宿舍更简陋,在露天堆一个泥堆,挖二个洞放二口锅,一生火满屋子的烟。下雨天,棚顶盖块油篷布。有一次风雨特别大,把油篷布吹了,雨水把灶台上的泥浆冲到锅里,就成了泥饭。队长说“吃吧,吃不死人的。”想想也是,那时的粮食比较紧张,怎舍得倒掉呢!吃在嘴里沙沙的,要直着喉咙才能咽下去。吃饭的时候,饭碗反正是端在手里的,菜碗有时放在地上,有时就放在泥堆上。后来我从家里带块木板,放在泥堆上,大家就晒着太阳,就着风沙围着木板开开心心地吃饭。
  晚上,挤在窝棚里倒也非常热闹,里间外间的喘气声都能听清楚。大家劳累了一天,晚饭后就开始娱乐了。黄建龙经常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教大家唱唱歌。这时候大家早已把白天的辛苦忘得一干二净,无拘无束地在床上跳啊、唱啊。年纪大一点的,弄个小菜,坐在被窝里喝起酒来。五更里,我小哥和高关祥等几个小伙子,到海滩上拾些冻死的野鸭、野鸟回来,改善改善伙食。这种窝棚看起来像个柴垛,住在里面倒也蛮暖和的。可是,经不起雨淋。有一次半夜里,突然下起雨来,到处漏雨。于是,大家冒雨出去搬来很多的稻草和芦苇,在窝棚里再搭个小窝棚,让我们女孩子睡在里面,他们男的就发扬风格到别的地方去躲雨。
  我刚来工地时,一点也不习惯,况且劳动强度又大。最难受的是早晨出工时,干脚刚踏进冰泥里,真是冷得钻心的疼。挑了几十担泥之后,身上暖和起来,脚上也不冷了。我的肩膀刚来时磨出了许多血泡,待到这些血泡变成了老茧,已经练成铁骨钢身了,100多斤的泥担,压在肩头像玩挑灯草一样随心所欲。
  虽然,我已经适应了开河筑岸的远征生活。可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母校,盼望什么时候能重新坐到教室里听老师上课。现在这个念想彻底地断了。吃了晚饭,我一个人借着月光,骑了二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到浜镇家里,准备第二天到大新中学取行李。
  第二天,我和妈妈一起去学校取行李。偌大的校园里已没有朗朗书声,稀稀拉拉的有些学生,也不认识,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先到教室里,想再坐一会,可是,桌子椅子上都是灰尘,北边的五六张课桌并在一起,上面灰尘更厚。其余的桌椅,也是横七竖八的,一片狼籍。黑板上“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大字也已落满了灰尘。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课桌,默默地站了一会,无法落座。
  我心里非常思念往日的同学,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重现着一幕幕紧张而又愉快的学习生活。清晨,风华正茂的班主任严老师到教室里来布置一天的工作;课堂上,老师们妙语连珠的讲解,引来同学们阵阵笑声;还有,陈娟娟委婉动听的歌声,施兴珍回答老师提问时像电脑一样的敏捷反应;中午,我们叮叮当当地敲着饭盆子到食堂里去吃饭;傍晚课外活动,青春、活泼的同学们,相互招呼着奔向后操场,欢歌笑语顿时洒满了操场……如今,我又来到大新中学的“南京路”上,高大的梧桐树光秃秃地站立在西北风里,树下已经看不到往日熙熙攘攘的学生了。
  我到宿舍整理衣被,宿舍里空无一人,有的室友已把行李取走,有的床铺上的衣被还在。我整理着自己的东西,心里空落落的,感到非常的凄凉,床铺上虽然落满了灰尘,但排列依旧,我们宿舍里六张的上下铺床。其实只住着9位同学,空出来的铺位供我们放书籍和日用品。我的下铺是乙班的黄丽英,南边是乙班的陈锦芳,陈的下铺是黄品英,对面还有张宗琴、陈娟娟、万淑平、盛秀娟、郭美菊。
  每天清晨,我们把宿舍里的脸盆全搬到一口大水井旁,然后逐只打满清水,再端进宿舍。梳洗完毕,我们愉快地到大食堂里用早餐。食堂里摆了几十张的方桌子,全都没有凳子的,八个人一桌,围在桌子四周站着吃。早晨食堂只供应粥,咸菜是自己带的。中、晚饭供应干饭,加上一款大锅菜。厨房给每张桌子配一只饭桶和一个菜盆。到了开饭时间,饭师傅把每个桌上的饭菜,分别盛在桶里和盆里,我们自己再分到每个人的碗里。
  我们这一届学生没有《毕业证书》,也没有人组织我们拍毕业照,更找不到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道个别,相互留个言和通信地址,倒像是战乱中的逃兵。我亲爱的同窗好友,你们现在哪里?是否也在哭泣?是否也在痴痴地望着月亮发呆?是否也在为前途迷茫?哦!你们或插队、或回乡,都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们一定也会想我的。可是,我们闹了几年的“革命”后,匆匆地背起行囊奔向农村时,连相互留个通信地址、打个招呼都来不及。我们从此失散了,天涯海角各自的苦楚只能自己收藏!
  当我挑着行李,万般无奈地准备离开学校时,一阵风吹来一片“红叶”,定睛一看是一个红卫兵袖章。不知道是谁不小心遗失的?还是迷茫中遗弃的?还是因为痛苦而扔掉的?我跨过从来都与我不相干的那个红袖章,黯然地离开了母校,心里凄然地说一声:“我走了,亲爱的母校!这是永别吗?我还能回来吗?”回头留恋地再望一下,多么希望突然有人追出来喊:“同学!你不要走,明天复课了!”然而,只见寒风卷着落叶在寂静的校园里旋转。
  我孤零零地离开了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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