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五章 第三节 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平反昭雪“冤

　　访贫问苦中，六子的母亲向省委调研工作队的田厅长他们申诉了自己的冤情心结：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大跃进的运动中，因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案件的牵连，儿子和媳妇双双都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之后，老头子也因为遭受精神刺激而去世，六子的父亲是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地下共产党员，当年有人告密，说他通共、通匪，曾被国民党的伪保安团拉去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严刑拷打三天三夜，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都没有吐露党和游击队机密的半个字。那么坚强的人，他没有能够经受得起解放以后，已经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儿子、儿媳却被当成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残酷现实变故的打击，从此以后，他成天不吃不喝，变得疯疯癫癫，半夜三更地在山上奔跑呐喊，不慎跌落崖沟，瘫痪在床，半年不到便郁郁而死，临死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着：“我的儿子和媳妇咋就是叛徒、反革命呢？我想见他们一面，向他们问问清楚……老头子死后，因为儿子、儿媳妇“反革命”案件的牵连，没有个名分，一个老地下党员连个“追悼会”的荣誉资格都没能享受得到，公社的马书记只派人用一页草席卷着草草地掩埋了！一个曾经被乡邻四社的乡亲们誉为“红色革命家庭”，子散父亡，只剩下了我这样一个死老婆子。本来自己也想寻短见一去了之，但是又想，说不准儿子、媳妇不是“反革命集团”成员，根本就没有反党的那么一回事情，他们的冤案冤情还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自己要等等，要等到那一天，将来好给死去了的那老头子带个明确的信息。这几年，自己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婆子，生活疾苦倒不是什么大事情，一切都无所谓。虽然吃糠咽菜几近饿死，还是多亏了乡亲们的暗中周济，公共食堂的管理员、炊事员们时不时偷偷地为我送吃送喝，自己还是凑合着活了下来。自己只是觉得儿子和媳妇双双都是从解放前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彭德怀的革命队伍的人，在和国民党部队打仗的战场上，那样的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出生入死地都过来了，儿子和媳妇经常给自己说：“妈，新中国来之不易呀，我们要趁着年轻，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流汗，多做贡献！”为了党的事业，他们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没有想到，儿子这个共产党的副县长，媳妇这个共产党的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他们都干得好好的，咋就会一夜间成为“反革命”了呢？我没有想明白，麻烦你们给他们调查调查。
　　田厅长组织专案调查组，翻阅了前三年关于“许、张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全部资料，发现当时的定案材料依据有不实之处，有些东西纯粹是为了迎合极左路线形势而凭空主观臆造、捕风掠影的不实之词。随即汇报省委，省委即刻另派专案组进行了全面复查后，认为：此案纯属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个别问题只是属于基层同志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而已，反革命集团案件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为了纠正这一冤案造成的严重恶果，消除其影响，省委决定：
　　一、所谓“许、张反革命集团”，纯属“左”的思想指导下造成的一起重大冤案，予以彻底平反。一九五八年省委既没有深入调查，也没有详细审查核对材料，便草率定案，是严重错误的，给党的威信和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使受害者蒙受了极大冤屈，教训是沉痛的。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由省委承担。
　　二、对凡因此案被迫害致死和被错误处理、受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彻底推倒一切污蔑的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并由县委做好善后工作。
　　三、以前在此案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虚假材料，均按反右倾运动材料的处理办法，应由有关部门清理销毁。
　　随之“许、张”冤案中被株连蒙冤的六子和曹同志菊霞终于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名誉和工作。六子被调省公安厅担任副厅长，曹菊霞同志调陇西地区担任副专员职务。
　　县委也成立了甄别平反委员会，对于在以前农村“大辩论”、“拔白旗”、“兴无灭资”、“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改造落后社队”、“新三反”等等的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斗争、处理的人员，进行了甄别平反。被甄别平反的人员四千九百二十五人，占应甄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三。其中脱产干部二百七十五人，不脱产干部二千零一十一人，工人三十五人，农民群众二千六百零四人。水沟滩洼生产队的满田叔被脱掉了“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张守业（外号秦州歹）也被脱掉了破坏农业生产的“坏分子”的帽子。
　　县委对于以前几年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做法作了检讨：
　　（一）高征购，造成群众生活困难，有饿死人的事故发生。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就存在高征购的倾向，粮食总产量为一亿八千九百五十五万斤，比一九五三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但是，征购任务却多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四千九百六十二万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二。一九五七年是歉收年份，仍然征收了四千八百四十二万斤，占到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三年征收的任务均超过了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九。一九六零年，在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还征收了五千二百五十四万斤的任务，购了过头粮，造成了群众生活困难。
　　（二）不结合实际，大刮共产风，劳民伤财，失信于民。从一九五五年的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工程就开始形成了刮共产风的风气，一九五八年达到了顶峰。虽然通过“下楼运动”（注：指干部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过纠正，但是在后季反右倾时又否定了纠正的做法，重蹈覆辙，继续了以前的错误，共产风熄而又起，平调的数量相当惊人。全县一千二百个核算单位中，程度不同的都有。一九五八年后季的大炼钢铁运动中，由于忽视了所有制的概念，一次就平调去了农村劳力三万八千多名。水利建设大上马中，全县最多的时候抽调七万多名民工劳动力。致使当时留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多为老、妇、童的辅助劳力。牲畜也大部分抽调支援炼钢铁运动了，加上农村又大搞土地深翻，造成牲畜大量羸弱死亡。为了完成大炼钢铁的任务，收缴打毁群众的吃饭锅五万多口。
　　（三）强迫命令，瞎指挥，有损党的形象。大办工厂，不切合资源实际的大上项目，有些工厂投资大量资金刚刚办起来，因为缺乏原料、燃料，技术不过关，年年赔钱逼迫下马。由于下达了过高的生产指标、大计划，下面的干部就不得不虚报浮夸，说了不少假话，放了不少的假卫星，使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做法愈演愈烈，使许多了解真情的同志不敢说老实话，下情不能上达。更重要的是，有些同志在粮食产量上也虚报不少，结果给社员的分配算了“空空帐”，群众一闹粮，便进行批判斗争或打击报复，造成的损失是惨痛的。
　　通过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通过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即十二条）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即六十条）精神，县委开始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忆苦思甜，取信于民，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四清”的活动，全县的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复苏。
　　
　　在新上任的队长张来福同志的主持下，水沟滩洼生产队全面、重新地清理了生产队的帐目、仓库、财务、工分，进行了张榜公布，实行民主理财的生产队经营管理制度。在生产管理方面还做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改变大锅饭，改固定工分为计件工分，实行包工、包料、包工分、包报酬，多劳多得，按劳计酬，区别奖罚的管理模式。同时按照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对集体饲养场的家畜实行分槽分户喂养，按照人口给社员多划拨了二分地的自留地，划拨了每人五分地的山沟造林地，对于一些薄产三荒地进行了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归承包人所有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水果滩洼的农业生产又有了轰轰烈烈的新局面，群众的生活水平开始好转和提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