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宁都会议多争论 毛润之请假养病

　　上一回正说到，后方中央局针对前方中央局的领导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行动，决定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以解决前方同志的错误问题。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由于周恩来在前线还没有到会，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任弼时首先作讲话。任弼时说：“同志们，这个会本来应该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但是呢，周恩来同志还在前线有些事情要办，他通知我首先代替他主持一下会议。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这个会，目的是要解决一些问题。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想同志们已经知道了。在前一阶段，在我们中央局的内部，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如果不尽快解决，将不利于我们红军最高领导层的团结，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任弼时喝口茶，伸手压压眼镜，把会场扫视一遍，继续说：“同志们，以秦邦宪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根据远在苏联的陈绍禹同志的指示，已经在七月二十一日给我们发来指示电，我们这个会议，就是要对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很好地学习讨论，认真的加以贯彻执行。下面我就把这个文件给大家念一念，希望同志们作好笔记。”任弼时伸手压压银镜，补充说，“由于这个文件比较长，我就择要地念一些重点段落。”
　　任弼时轻咳两声开始念文件。
　　任弼时念完文件，说：“现在大家休息一会，然后大家讨论讨论，结合我们苏区几个月来的军事行动，很好地查一查，我们在哪些方面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说直白一点，就是要好好检讨我们前面一个时期在工作方针上所犯下的错误。”
　　讨论开始了，年轻气盛的邓发首先发言，邓发怀着激动的情绪大声说：“在我看来，我们在前方的一些同志，凭着自己在红军中的老资格，对中央的领导有些不以为然了。前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就从前面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我看出了一些问题。同志们都知道，部队打下乐安宜黄后，我们经请示临时中央，要求前方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向西挺进，打下吉安或者抚州。目的是挽回赣州惨败的影响，继续执行中央原定的首先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计划。但是呢？前方的同志不同意我们的意见，理由当然是说了一大堆。好呀，我们在后方，前方的同志们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提出要攻打南城。好啊，我们不得不迁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我们同意了前方同志的意见。想不到前方同志又来电，说南城不好打，好啊，你们前方同志不想打，我们能够强行要求你们打吗？我们又一次迁就了前方同志，答应你们退回乐安宜黄南丰一带。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前方的同志是被陈诚吓怕了，还是处于什么原因，居然不经战斗就拱手让出乐安宜黄南丰三座县城，带着部队一路退却到东韶、洛口，最后又退却到了宁都青塘。这一路的退却，说得不好听一点，简直是开溜！这种逃跑行为，不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吗？”
　　邓发说了这一大套，连年轻的王稼祥也听不下去了，说：“邓发同志，话不要说得这样难听吧，前方同志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
　　“我说得难听？你们一而再再二三地违背临时中央的指示，你们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们还要中央的领导吗？”邓发步步紧逼。
　　毛泽东此时的脸色很不好看，低着头，从口中吐出一串串烟雾。平时，毛泽东在集体场合也尽量做到不抽烟，但是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很烦躁，他不顾有的人已经被烟雾呛得连连打喷嚏，仍然在不停地吐出一串串烟雾。尽管邓发的说话已经让他很反感，但是他并不说话。
　　一向沉稳的朱德看着邓发说：“年轻人，不要火气那么大，心平气和地谈么。”
　　刘伯承接着朱德的话说：“是啊，朱德同志说得好，有问题可以心平气和地谈，在后方的同志比较考虑临时中央的意见，但是在前方的同志比较注重实际情况。但是不管是后方的同志或者是前方的同志，都是为了红军的胜利，为了苏区的发展，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没有什么不可以达到一致的。”
　　朱德和刘伯承的话让大家平静下来，于是讨论继续进行。
　　顾作霖接着朱德的话说：“刚才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都说得好，不管是后方的同志或者是前方的同志，都是为了红军的胜利，为了苏区的发展，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个人认为，临时中央的七月来信是一个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已经通过陈绍禹同志的审阅批准，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正如中央长信分析的那样，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临时中央顺应这个高潮的到来，及时提出了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的正确战略方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率领我们强大的红军部队，向着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大中城市发起攻击，夺取这些作为战略要地的大中城市，作为我们向全国发展大好革命形势的后方基地。我很希望我们在前方英勇战斗的同志们能够发挥革命先锋的作用。但是，从前面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前方同志们很令人失望。他们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这方面的缺点泽东同志表现最多。毛泽东同志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表现得很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有些消极怠工。毛泽东同志那一种所谓游击战理论，简直可以说是‘上山主义’。”
　　项英接着说：“我个人认为，在执行临时中央和陈绍禹同志指示方面，在前方的几个同志可能显得比较被动。前面一段时间，后方中央局曾经多次向前方同志传达临时中央的指示，但是前方几位同志表现出对执行中央指示的被动。陈绍禹同志和秦邦宪同志都曾经说过，所谓的‘诱敌深入’方针，不过是‘守株待兔’、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这里我还要说一说，毛泽东同志在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是很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行为，这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终于听不下去了，他打断项英的说话，仍然保持了沉稳的语气说：“项英同志请停一停，我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一字不露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重要，还是中国革命的前途重要？”
　　毛泽东此言一出，所有的与会者都大出意外！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大家一时间无法回答。又听到毛泽东继续说：
　　“按照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下级是应该服从上级，全党都应该服从中央。但是，目前中央的战略方针很明显是错误的。夺取中心城市，夺取一个或几个省的首先胜利，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让我们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请问，你们想过我们红军目前的武器装备吗？攻打大中城市需要强大的火力，目前我们的红军有多少炮火？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红军的火力也就只有数量极为有限的山炮、迫击炮，都是从战败的国军部队缴获的，重型火炮根本就没有。靠红军的英勇战斗精神？我们的红军官兵也都是肉做的，是从娘肚子生下的肉身生命，没有什么刀枪不入的神话。我们作为红军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命令红军往国军的强大火力硬碰，我们有责任珍惜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生命。攻打赣州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这一番话有理有据，尽管后方的年轻派对毛泽东心存不服，但是慑于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老资格，慑于从毛泽东身上透出的那种威严和巨大的气质力量，一时间也不敢再说话。接着是朱德和王稼祥都发表了意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
　　会议达不到目的，双方也再无话可说。任弼时看到会议陷入了僵局，只得宣布休会。
　　第二天，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
　　“同志们，前面一段时间，我也在前方。关于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这是我们几个前方同志的共同意见，也许毛泽东同志更加占主动一些。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我们是不同意的，有等待倾向。但是，我不同意有些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横加指责，据说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过分了。这样做是很不好的。”
　　后方的几个同志被周恩来打了一个软棍子，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任弼时代表后方中央局给临时中央发报，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临时中央立刻给周恩来发报，指示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问题。周恩来不敢违抗中央命令，于是召集了会议，专门讨论对毛泽东的处理。
　　关于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几个人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指挥红军作战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毛泽东的长处和兴趣也在指挥作战方面。有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对红军的作战是大有好处的。于是，周恩来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让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让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由周恩来负则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是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是后方中央局成员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周恩来无力回天，反毛派手中握有临时中央的令箭，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已成定局。
　　周恩来把处理毛泽东的情况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好吧，我走，我明天就走。你也不必为我说话了，你也不必为我担心，我能够挺住的。我已经很疲劳了，需要好好休息，从明天开始，我就请病假养病，你应该会批准吧？”
　　周恩来难过地说：“泽东同志，后方中央局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让你继续留在前方，不过你可以暂时请病假，必要时，我们会请你到前方的。”
　　第二天，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还想挽留毛泽东，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