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2章明太祖洪武之治

　　朱元璋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祥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但是到了晚年，朱元璋逐步废除了锦衣卫及其特权，以及一些比较残酷的刑法。
　　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朱元璋登基之初曾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问题。结果，国书送达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面对日本的羞辱，朱元璋恼羞成怒，扬言出兵，要征服日本。但最终并未真正出兵，在留给接班人的丹书铁券中，朱元璋规定日本为“不征之国”。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外地州县官来朝见，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重要的是休养生息”。
　　1370年，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成绩卓然。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在他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大明建国之初，由于连年战乱，加上疫病流行，黄河、淮河、运河连连泛滥，中原、江南人口锐减，而山西却未经大战，人口稠密。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相加，还不及山西人口的一半。洪武八年，洪水暴发，淹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数省，洪水冲垮海堤，海水倒灌，把明朝廷的主要税收----盐场也一并冲毁。中原大地赤野千里，人迹罕见。正所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为此，朱元障下决心从山西大规模移民整修河堤、恢复盐场、发展生产。增加中原和江南人口。
　　明朝洪武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迁移行动，涉及人数达百万之众。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旷古绝今。自古就有民谚“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洪武移民不仅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空间，而且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交融交换，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照应，培育出新的文明种子，为大明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为汉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登基后，他就采取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
　　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呵呵，可以想见，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尤其整天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国子学官们，日子真是如履薄冰！
　　朱元璋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内部通婚，明代回族没有优待身份。但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以及明皇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族的宗教生活。
　　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怕有关部门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
　　为了让居家养老者有人服侍，洪武六年，明太祖朱元璋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差役。”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让70岁以上的老人安度晚年，国家允许老人的一个儿子免于服役。
　　对于那些孝敬老人的人，朝廷不但给予精神表扬，还给予物质奖励，赏赐衣物，发放奖金。而且，这些孝子孝女年老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当他们年届60岁就可以享受普通老人80岁时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如果孝亲模范不幸成为孤老，那么他们在家就可以享受到在养济院的同等待遇，当地养济院会每月按标准把钱粮送到他们家中；去世后，政府还会发放三两银子作为丧葬费。
　　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各地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被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的《郑氏规范》是中国传统家法族规的代表作，其中规定，每逢朔望，家长率领众人参谒祠堂后要派人击鼓，同时族中子弟大声说：“听！听！听！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以示对全族的训诫。族规规定：“男女年六十者，礼宜益膳。旧管尽心奉养，务在合宜。违者罚之。”“诸妇主馈，十日一轮，年至六十者免之。”所谓“旧管”是家族中负责婚丧嫁娶以及饮食的人员。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族人，应得到尽心侍养，餐饮方面应更加精良，还应免除老年妇女的厨房工作。
　　为了贬抑商人，朱元璋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朱元璋神明天纵，默契书法。朱元璋书法行笔自然流畅，仪态生动。风神独具特色，如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行草第二十五》所评：“明太祖书雄强无敌”。惟笔画稍欠法度，然雅拙中不乏挺拔。
　　朱元璋尽管出身寒微，没有受过孔孟的诗书礼乐的教育，但他并非仅仅是一个草莽英雄，在戎马生涯中也写过诗词，并有《御制文集》传世，集中就有朱元璋的一百多首诗词。其韵律意境自然不及李白苏轼，但豪情壮志却也有相当的艺术震撼力。
　　朱元璋最重要的功绩是驱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民族，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政策，恢复了中华。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