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0章抗黑暗星星之火

　　北京西郊，一座寺庙历史悠久，能称作京城第一寺，可想而知。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潭柘寺官方名字是敕建岫云禅寺，为清代康熙皇帝御赐，但因寺内有柘树，山上有龙潭，被当地人叫做潭柘寺。潭柘寺有17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也是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修建的第一座寺庙。
　　潭柘寺庄严古朴，同时也充满野趣。周边的村民们将桃木削成整齐的一根根小棍售卖，还有据说是潭柘寺门前菩提树的果子无患子，泡水喝可以治疗慢性胃病。
　　潭柘寺依山就势，层层升高，气势恢宏。寺内饱含历史的特色建筑、苍劲挺拔的参天古树，历经1700多年经久不衰的佛教文化，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潭柘寺的寂静幽旷，感受到北京城外的天高云淡，感受到内心的清新平和。没有能量了，来潭柘寺走走，或许你能找回心中最初的力量。
　　宇宙高层在这里举行元曲元杂剧研讨会。元曲四大家和其他主要作家都接受了盛情邀请，积极参加。
　　任烛：“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又称词余、乐府，有时专指杂剧。杂剧，宋代以滑稽调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流行于大都（今北京）一带。明清两代也有杂剧，但每本不限四折。散曲，盛行于元、明、清三代的没有宾白的曲子形式。内容以抒情为主，有小令和散套两种。”
　　寿闯：“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毕昇：“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
　　仓颉：“元曲是汉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灿烂的花朵，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李世民：“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杂剧是戏曲，散曲是诗歌，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但也有相同之处。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因此，散曲，剧曲又称之为乐府。散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蔡伦：“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武则天：“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女娲：“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叨叨令》、《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
　　伏羲：“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
　　李世民：“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马致远：“散曲产生于金元之际，产生于民歌俚谣。金代的词已经出现曲的特点，倾向俚俗、率直、诙谐、浅白。金词对大量北方俚歌俗调的吸收，金词中的许多词牌实际上已经是亦词亦曲，很多词在文学风格上已经接近后代的曲。”
　　关汉卿：“散曲输入文坛成为散曲文学的主要途径。金末元初文人没有科举取仕这条路可走，加上避世——玩世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出入秦楼楚馆，而大量名妓会制乐府、唱曲，她们将民间的歌曲大量修改、传唱。文人与她们诗酒相乐、丝竹相和，久而久之，必然导致民歌时调与文人创作的结合。”
　　白朴：“宋金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他们带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一种新的乐曲。散曲便应运而生。”
　　盘古：“散曲是继词以后在我国文学发起史上独具一格的一种抒情诗，它和诗词一样，后来在元代文学史上，夺得了盟主的地位，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诗体。在元代九十多年间，涌现了大批作家和作品。《全元散曲》收录了二百一十二人(不包括无名氏)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数四百五十七套(残曲在外)，这比起四万八千多首唐诗、二万多首宋词来说，是为数不多的；但就元代仅有九十多年来说，却也不失一代文宗之誉。”
　　周文王：“在这四千三百多篇散曲中，从其题材内容看，尽管大多表现为田园归隐、描摹自然，叹世怀古、题情别怨，但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仍不乏其作，即就上述该作品，只要我们‘拂尘见真’，仍能从美化田园归隐的曲作中，窥得作家所回避了的现实的‘一斑’。”
　　归绿：“从那些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中，看到祖国山河的‘神工鬼斧’，也可以从那些叹世怀古的精心制作中，听出当时人们的屏息、愤懑和呼号，从题恃别怨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映出的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封适上层适筑被破坏的现实真实。在艺术上，散曲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途径。”
　　盘古：“对于金钱的诅咒，也是元散曲反映现实的一个方面。从南宋后半期开始，簇聚于我国江南沿海一带的工商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在沉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逐渐滋生出商品经济。货币流通也随之活跃。”
　　任烛：“元代，由于对农业中小农经济的进一步破坏，破产农民的大批涌入城镇，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的发展。明人徐一夔著的《织工对》，说明元后期在浙杭一带出现了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的资本家，雇佣着十几个一无所有的工人进行生产，计日发给工资，雇主与工人之间，除了雇佣关系外，没有其他身份隶属关系。这就是说，当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
　　文更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货币逐渐在商品界的价位表现中，夺得了独占权，变为货币商品了。在一些人的生活和思想上处于支配地位。晋时成公绥和鲁褒写过一篇《钱神论》，对那种污浊的金钱世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任烛：“这种异端思想和理论，无疑是后代一般文人不敢承继的思想，而元散曲作家，却大胆地用艺术的语言，把这一掌握人们突贵生死寿天的恶神打翻在地。钱霖著作有《江湖清思集》和《醉边余兴》等。)的套曲《般涉哨遍:试把贤愚穷究》通过一个看钱奴的爱钱如命，痛快淋漓地抒发了对金钱的看法。”
　　曹操：“写铜臭污毒人们的灵魂，入木三分。更可贵的是作者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一一看钱奴，无情地的揭露了金钱主宰一切的元代现实。下面的（九煞）、（八煞）、（七煞）和（六煞），分别从有钱就能高宫坐，‘亏心事尽忌为’，从几个方面，揭示出金钱可以使人‘舍命争寻斗’的残酷无已。”
　　王实甫：“可以看出这篇产生在十四世纪的散曲，为我们提供了多么丰突的元代经济资料，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元代，钱霖则诅咒金钱是‘花月妖’、‘虚耗鬼’，思想竟如此相通，其形象更为逼真。此外，在散曲中痛骂生母爱钱如命，把女儿买给狠心郎的也不少。如无名氏的《满庭芳•胜如继母》、《狠毒阻蝎》等等。”
　　女娲：“元代这类作品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经济根源的。这就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后，在经济领城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货币的权力的增大，在人们思想上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传统的上层建筑的严重破坏和新意识形态的出现。”
　　伏羲：“元散曲立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第四个方面，是代诉。这种代马、牛、羊诉苦的作品，是前代诗词中少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盘古：“元人是以牧畜业为宗的游牧民族，马牛羊作为他们的经济主要来源和生产资料，是可以任忌驱使和宰割的。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农业发达的汉族人民，在他们残酷统治和压迫下的遭遇，正和马牛羊一样:任忌宰杀役使。传统的发达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
　　关汉卿：“广阔肥沃的北方农田，被野蛮的变成牧场，迫使无数农民背乡离井。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元蒙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连年有增无已地征收马牛。据不完全的统计，从至元五年(一二八六)到延佑五年(一三一八)三十二年间，他们竞八次大规模地在全国诸路搜括民间马牛羊，有时是将汉人全下的马搜括殆尽，有时是三十取一，这样，使江南濒于破产的农业生产，又受到极大的摧毁，农业生产赖以发汪的主要生产工兵一一马和牛(这是农民的宝贝哪!)被抢劫一空，在此同时，他们又三令五申，不准汉人养马。”
　　任烛：“这样，引起农民极度的不满，加深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的矛盾。一三一八年十月，零都等地农民就因新课而聚众反抗，至于对整个汉人和知识分子的伤害，更是历史上仅见的。胡侍在《真珠船》里说:这样马牛羊这些最与人们亲近，又能引起人们同情和联想的家畜，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以抒其佛郁悉概之怀’的题材了。”
　　寿闯：“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的套曲《般涉耍孩儿•借马》以深情的笔触，描绘出一个人对马的钟爱。这不是一般牧民或商人的志情，而是以牛马为生的农民忍怜。但却有“邓无知辈”(不做少仁稼的人)，‘出言要借’，使他‘对百难推’。立到后写一马的主.人对借马人的暗骂，都说明这个‘借马者’非同小可。马的主人处于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的情况，所以才有下百马拉出马槽到等马归的细致描写。很显然，作者通过马的主人爱马的一系列动作和复杂心传的入微刻画，道出了当时农民在元蒙统治者‘括马’的境况下的真实心理状态。”
　　郑光祖：“无名氏的《新水令•代马诉冤》，也是借马表达广大人民普遍呼声，具有深刻典型意义的套曲。假使说马致远的《借马》和无名氏的《代马诉冤》还只是曲折、隐晦地表示了当时劳动人民对元蒙统治阶级‘括马’的内心反抗，也是作者在为曲中点明的与耕牛为伍，‘饱谙农务’的农民在哭诉。”
　　李世民：“接着又引出了一个宰辅劝课来，并诙谐的提出元朝廷对耕牛的政策:‘宰耕牛的捕获申路’。但，今是令，谁又执行来?它还是被绑赴杀场，‘一声频叹气长吁，两眼牺惶泪如珠’。最后，他从正面庄严提出:‘我是一个值钱的物，有我时田园开辟，无我时仓凛空虚’。联系元初无休比的括牛括乌，致便大片田园荒芜农村经济雕蔽的历史，我们便会洁楚的了解到，作者是在用牛为六大劳动人民诉括马囊牛之苦，‘借问农夫，气喘因何故?’不是很清楚吗?”
　　夏启：“除此，曾瑞(约一二九四年左右在世)的《哨遍•羊诉冤》，是以羊的二气，倾诉了一代冤仇。在第一只成子中，作者用双关的语言写道:‘舍命于家……’深沉的表达了当时人民的苦难深重和满腔的愤怒。”
　　盘古：“从这些代诉作品的题材看，作者对自己所写马牛羊的生活、性格，不仅共有深刻、细致的了解，从而被这些如诉如泣的哭号所悉动，所激愤。它通过马牛羊的生活和诉冤，揭示了元代社会现实的一个侧百，是一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李世民：“作为一代文宗的元代散曲，也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和唐诗、宋词一样，表现并反映了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精神面貌和思想特征。从我们上方四个方百的简要叙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元散曲是元代社会现实的一百镜子，它忠实地反映了元九十多年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真实景况，迈出了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表现了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这极端野蛮、残酷的社会。”
　　寿闯：“他们欢呼‘红中万岁’的高亢声音，至今还响动在我们的耳际。同时，通过代诉、立叙，从多方面(经济、生活、思想)尽情地揭露了元代封适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吏役的野蛮、残酷和贪得无厌的对广大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
　　任烛：“多方百地反映了元代各阶层人们的思想、生活和要求。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年饥民的哭号，被霸占了土地沦为乞丐、娼妓的流民们的沿街乞讨和卖唱，文人的困境，妓女们的不幸等等。既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也巧妙地反映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该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但由于时代的不同，它又有自己时代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