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3章新纪元海外贸易

　　由于女贞贵族的掠夺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农民只得忍受征敛的加多加重，在极艰苦地条件进行生产。同时，金军虽曾在南宋初年渡过长江，但在广大军民的坚决抵抗下很快被迫北撤。此后金军数次南下，皆因北方兵民的牵制和南方军民的堵击，未能再过长江。南方经济生产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斗争保障了南方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再加上北方人民不愿受女贞贵族的压迫剥削纷纷南迁。
　　1159年，南方人口1680万，1179年，即达2950万，20年间，增加了四分之三。这是继五代十国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徙。这不仅为南方各经济部门提供了劳动人手，且加速了各地区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交流，结果使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十分封建的社会，几乎所有的贸易都靠自己国内解决，很少会发生对外贸易的事情。但是在宋朝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宋代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宋朝是如何做到的？宋朝为什么能成为当时世界外贸第一大国？
　　宋朝特别重视发展海外贸易，把海外贸易看成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宋神宗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指吴越政权）、刘（指南汉政权）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指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者，亦由笼海商得法也。”宋廷积极推动经济外交，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造船业的规模和制作技术，都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所造海船载重量大、速度快、船身稳，能调节航向，船板厚，船舱密隔。载重量之大，抗风涛性能之佳，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航海技术的进步表现在海员能熟练运用信风规律出海或返航，通过天象来判断潮汛、风向和阴晴。舟师还掌握了“牵星术”、深水探测技术，使用罗盘导航，指南针引路，并编制了海道图。
　　南宋朝廷为提高海外交通能力，促进经济外交，还曾对本国海商采取“饶税”政策，规定出海商船“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在一年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之上，许从本司根究”。这项政策的实施，显然有利于刺激宋代海船造船技术向快速性方向发展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提高。
　　宋代海外贸易规模大，经营者身份复杂。宋朝政府鼓励大批海外蕃客来华贸易且居住在当地。1114年，宋朝政府专门就“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的财产继承问题，作出了规定。
　　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宋朝政府在广州和泉州专门为侨居中国的外商子弟建立起“蕃学”，也就是阿拉伯语学校、波斯语学校，一些侨商甚至还同当地土著居民通婚。
　　宋朝政府对外国侨民政策的怀柔性质，从而促进了外国侨民与中国土著居民的融合。在广州、泉州等地，还有集中的“蕃客墓”。
　　宋朝政府对中国商人“住蕃”，即侨居国外做生意也持开放态度。宋代海商的“住蕃”国家，主要在高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这些都大大促成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与唐代相比，宋代海外贸易体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经济交流的内容明显增加，甚至开始成为对外交流的主体；二是对外交流的路线由西北陆路改成了东南水路，交易成本降低。
　　宋人赵汝适在其著作《诸蕃志》中列出了与宋代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名称超过了60个，为写这本书，他在泉州亲自“询诸贾胡，稗列其国名”。宋代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
　　宋代与中南半岛、南海诸国、大食诸国、西亚诸国的贸易比前代更为红火，与日本、高丽的来往也比前更为密切，日本和高丽都辟有专门对宋贸易的港口。
　　宋代的对外贸易依托两个平台来进行：一个是官方贸易，主要体现为朝贡贸易、贡赐贸易；另一个是民间贸易、私人贸易。宋朝政府对这两种贸易都持鼓励态度。官方贸易既是经济行为，更是政治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商贸的空前繁荣，使得商人在宋朝与邻国的政治交往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030年以后，宋丽一度中断官方交往，1045年宋朝曾试图恢复两国官方交往，派人到登州，与知州刘涣商议寻找高丽商人，令其回国传达恢复朝贡关系的意愿，但没有实际结果。
　　宋神宗即位后想恢复中断了四十余年的宋丽政治交往，需要试探高丽的意向，于是令福建转运使罗拯寻找合适的商人。福建商人是宋丽贸易中最活跃的力量。
　　罗拯选中泉州商人黄真（慎）、洪万。高丽国王王徽得到黄真等传达的信息，不仅给予了热情的回应，解释了中断朝贡的理由，还说自己曾经在梦中来到中华（宋朝），并作诗纪其事，表达对宋朝的敬慕。于是两国重新恢复政治交往。
　　商人也会受雇运送官方使团。商人长期航行海上，熟悉航海技术和海洋知识因而官方使团雇佣商人和商船成为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
　　宋徽宗朝徐兢随官方使团出使高丽。他在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按照“旧例”，宋朝每次出使高丽都要委托福建和两浙转运司雇募商船，并将选中的商船在明州装饰。
　　徐兢使团所用八艘船中有两艘官府自造的神舟，另六艘都是雇用来的商船，即“客舟”。所雇商船显然来自福建，因为船队在海上遭遇风浪，商人祈求告妈祖，平安渡险后特上奏朝廷给妈祖赐庙额曰顺济，列入国家祀典，使妈祖这个起源于福建莆田的地方神传播到两浙，并在官方祭祀体系中地位不断提高。宋朝多次遣使高丽应该都是如徐兢使团一样雇用商船。
　　宋哲宗朝，高丽王子义天访宋也是搭乘商船。1085年四月，义天私带弟子二人登上宋朝商人林宁的船前往宋朝。义天访宋虽是个人行为，但因其王子僧统的特殊身份，宋朝十分重视，完全以使节的方式接待。
　　义天一行到达密州后，宋哲宗派主客员外郎苏注为引伴使，将义天接伴入京。又命范百禄为馆伴，负责在京接待。
　　宋哲宗在垂拱殿接见了义天。义天往杭州求法，哲宗又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为伴送使，陪同前往。高丽宣王对义天访宋也十分重视，上表宋朝，请求遣送义天归国。义天回国前再次应哲宗之召赴汴京朝辞，后搭乘商船回到高丽。
　　正因如此，宋朝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外交最发达、成效最显著的时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同宋朝的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同宋朝对外开放、开明是分不开的。
　　南宋统治地区只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农业生产最丰富的江、淮、湖、广皆在境内，因此物产丰饶，足以裕国。南方水利灌溉事业原本发达，南宋政府为增加赋税收入，奖励州县官兴修陂塘堤堰等水利灌溉工程。湖南潭州的龟塘，镇江练湖的72源，皆可灌田万顷，兴元的山河堰，灌田9000多顷。绍兴被堵塞了的鉴湖，以及会稽、山阴、诸暨等地的旧湖都得到了疏浚。
　　各地圩田面积扩大，州县官大都兼任提举圩田或主管圩田的职务。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3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江东的丹阳、固城、石臼三湖的滨湖之地全成圩田。永丰圩、万春圩、陶新圩等圩长数百里，围垦田达数百顷、上千顷。圩田能够抗旱抗涝，做到稳产高产。涂田、沙田、梯田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绛州（山西新绛）引马壁谷水淤田，使河床淤泥入田，把每亩只收五七斗的盐碱地，变成了能收二三石的良田。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到处垦山导水大造梯田，福建路的耕田大部分是梯田。“梯田”一词即起源于宋代。
　　江浙一带农耕技术进步。农民深耕细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季，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然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从此遇旱不枯，可保丰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
　　南宋初年，江南各地广种占城稻，产量大增，有的地区种早占稻，一年可以两熟。随着大批北人南迁，麦的需要量陡增，江浙湖湘闽广各地广种春小麦。
　　南宋初，植棉地区已由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北移。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向北推进到长江淮河流域和巴蜀各地。南宋的产茶州县比北宋有所增加。两广、两浙、福建和四川，是甘蔗种植区。
　　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官田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情况日渐增多。纺织业是手工业的重要部门。苏州、杭州、成都是丝织业中心，皆有巨大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产品种类繁多，精致美观。随着种棉地区的扩大，各地棉纺织业逐渐发展起来。铁键、弹弓、纺车、织机等新的纺织工具的出现，已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卉的花布。棉织业的兴盛是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后棉布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原料。
　　南宋的造纸业及雕版印刷业颇有发展。各产地的纸各具特色，江浙纸质厚色白，川蜀纸质细而轻，安徽纸轻而且薄，福建建阳纸多自然色竹纸。建阳还产一种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的椒纸，纸性坚韧，且可防虫。南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寺院及书坊，都刻印书籍。两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刻印业很发达，拥有大批熟练的刻字工人，并在字体刻风上形成了各自的风格。
　　制瓷业在手工业中有突出地位。南宋政府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设有官窑，瓷器的釉面呈现各种美丽的纹片，尤以青瓷，翠青如玉，视为珍品。景德镇的瓷业规模极大，瓷窑各有其名产品，内部分工很细，工种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工序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别。产品远销川广荆湖各地，号称“饶玉”。广州、潮州及福建的同安、泉州、福清、连江等地的制瓷业，产品繁多，包括各式碗、盏、碟、盘等，主要远销海外。
　　南宋的造船业很发达。海外贸易，不论华商外商，多乘用中国造的船舶。泉州、福州、广州、明州，皆有巨大的海船制造厂。1129年，宋高宗逃往海中避难时，仓促中从福州、泉州、明州募集到大海船300多只。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据其长、宽、深计算，载重量在200吨以上。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洞庭湖杨么起义军与官军对抗时，双方都大力制造车船。杨么的车船最大的长30多丈，高10丈余，装有24个轮子。虞允文在建康附近抗金，也用过这种车船。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又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
　　南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大城市和小镇市的兴旺发达，海外贸易的盛况空前，皆十分引人注目。
　　临安是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12000户，数十万人。从钱塘江流域和沿海州县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有平江（江苏苏州）、湖州甚至淮、广运来的米，明、越、温、台等州运来的水产、海鲜、严、婺、衢、徽等州运来的柴炭、水果。城内“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无一家不买卖者”。建康、鄂州（湖北武昌）、成都人口都超过10万户、数十万人。泉州是对外贸易中心，人口也有10万户、数十万人。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成千上百个镇市也因商业发展而兴旺起来，地位仅次于县治。政府在各镇设立场务，收取商税。有些镇市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居民达10万户，是川、广、荆、湘、淮、浙货物集散中心，黄池（安徽芜湖）、沙市（湖北沙市）、上海的前身青龙镇（上海青浦），都是在当时发展起来的著名镇市。镇市是沟通城乡经济的重要环节，农民在此出售粮食、蔬菜、手工业品，又从这里购买所需的各种商品。广东路有镇市800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有些市由于商业繁盛，官府也设置场务收税，并发展为镇，有的镇也升格为县。宋、金对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皆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立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由于榷场有各种规定和限制，又要抽税，因此民间走私贸易，不论沿海和陆地都相当兴盛。官方使团相互往返，也往往附带做些生意。金对宋出口商品有北珠、毛皮、人参、丝织品、银、马等，宋对金出口物资有粮、茶、铜钱、牛、书籍、舶来货等。近几十年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考古发掘中，发现有湖州铜镜、福建建阳刻印的书籍，而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的瓷品更遍及各地。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各地所产的丝棉布帛之类物资的流通情况，也应是十分繁盛的。
　　南宋的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除临安外，广州、明州、泉州、温州等地皆设有市舶司，主管外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高宗末年，市舶司收人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一倍以上。广州、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太食、真腊、阁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商船不时入港，南宋输往阿拉伯及东南亚的商品有瓷器、丝织品、铜钱、金、银、铜、铁、铝、锡等，输入的商品有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苏木等。明州主要是对日本、高丽进行贸易，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等，自日本输入的商品有硫磺、木材、水银、沙金、宝刀、扇子等。运往高丽的商品有各种绸缎、腊、茶、瓷器、书籍等；自高丽输人的商品主要有人参、矿产品、绫布、扇子、文具等。
　　当时福建、两浙、广南等路，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很多。“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貯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貯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宋朝海外贸易不仅使宋朝政府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也给通商各国的文明进程增添了活力。
　　宋代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是最彰显海洋文明的朝代。
　　泉州在南宋晚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开封、杭州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宋代造船业的规模和制作技术，都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了推进海洋文明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海洋文明意味着商工文明，宋朝很大程度上是以商立国。
　　北宋中朝以后，海外贸易的收入一直占宋朝全年收入的很大比重。以商立国的宋朝，重视和推进经济外交是题中应有之义。
　　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广州市舶条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期的交子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宋代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外交最发达、成效最显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