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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集:暑期小教训练班

作品名称:浙东的英雄女儿——李敏      作者:张良芳      发布时间:2022-08-29 08:29:12      字数:4806

  1942年7月1日,鄞县暑期小教训练班就在梅园乡建岙小学正式开学。
  训练班的负责人鄞县地下党副书记周思义先向大家作个动员报告。这个周思义当时仅25岁,但他已经有18年参加地下党活动的经验,已经有17年的党龄。
  周思义,1917年出生,镇海社社谷村(今宁波市镇海区)人1935年8月在上海参加入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联盟”,“一二九”运动波及上海,即加入“国难教育社”、“上海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八.一三”战争后,行后担任“上海青年界求救亡协会”、“上海市学生协会。”党内前后任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学习组织委员。1940年5月,离上海马调到鄞县西乡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先任鄞县县委宣传部长,后任鄞奉奉县委副书记。
  周思义在会上说:“我们这次训练班,准备办一个月时间。我们要请各地来的有学问的教师来给我们上课。由参加过省政工队的,现在婴武乡乡长徐婴同志来当我们的班主任;由宁警第二支队第六大队的指导员王甸和江文担任政治教员;(包括哲学课)和时事。由去过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习过的、现任鄞慈溪县办事处主任朱洪山和周平同志担任游击战术学教练。民运课由我来担任教员。我们这次学习班来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希望大家认真学习,一个月结业以后,原来有工作的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原来没有工作的就根据需要分配到我们鄞奉县的抗日战线的各个岗位上,但绝部分分配到各个小学去当教师。我想通过一个月学习,学员们在认识上,在政治上一定会有所提高。学习班结束时我们要吸收一批党员,通过学习,提高政治觉悟,来参加我们抗日战线上的最高组织——中国共产党。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努力争取入党。这次学习班我们准备分三个组。每天在梅园一带上课,由于这里敌情复杂,我们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上课;每天变化,到时候随时通知。睡的地方也一样,可能要随时变动。师生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一起睡觉。大家在学习中要严格遵守制度。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上课;按时歇灯休息。下面各组同志认识认识。下午正式上课。——下课。”
  就这样学习班正式开学了。
  因为在游击区内,为安全起见,防止敌人骚扰,不固定在一个地方,经常在梅园一带流动更换训练班宿营地。
  上政治、哲学课讲课和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大家理解得更深刻。特别是李敏,她听了老师讲在政治课里讲的为什么劳动人民总是受压迫受剥削,受苦受难?这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存在。李敏想起自己在上海跟着妈妈到日本纱厂做工受尽日本鬼子的打骂的悲惨情形,更加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可恶可恨。在训练班讨论时,李敏在会上讲了自己在上海当了两年半童工的苦难经历,深得学员们的同情,从此她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抗日和革命。
  上游击战争战略战术课时,朱洪山把训练班学员拉到山上,和实战演习相结合,带着学员们拿青柴棍和木柄手榴弹练习剌杀、投弹、爆破、射击、利用地形地等步兵五大技术,在地上滚打爬摸,学员们对这样的教育方法感到很新鲜,收获很大。可惜这位优秀的训练班教练,后任新四军北撤时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副主任于1946年12月31日遭敌人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而牺牲。
  一天,小教训练班正在建岙小学上课,周思义在课堂上正给同学们讲当前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梅园乡警卫队长邵一萍得到情报,说是今天从鄞江方向来了五六个日本鬼子带领着十多个伪军来大桥骚扰,说不定也可能会到建岙来。邵一萍奔过去立即告诉正在建岙和学员们一块听课的陈洛宁。陈洛宁得到邵一萍告知,立即告诉周思义,周思义立即带着训练班的学员们马上转移。后来这伙日伪军真的来到建岙,但学习班早已转移到半山上的岭墩小学去了,敌人扑了个空。
  
  今天晚上,建岙小学的的一个课堂上挂着一横幅,在白以横幅上写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台上有个年轻的姑娘在向大家神情肃穆一脸悲愤地控诉。这是李敏。她低着头只是向大家诉说,诉说时她两眼茫然地越过大家头上望着远方,回忆着她的苦难的19年身世。
  “我出身在父亲常常失业的小职员贫苦家庭里,我九岁时就跟着父母去上海,我们租不起房房子,父亲在闸北棚户区搭个草棚,我和我父母全家都住在草棚棚里,下大雨了雨水就流到草棚里来。我们只好赤脚在屋里走。我爸爸在一家电料商店里当跑街,只十几元一月。我们买不起烧饭的煤,我就跟妈妈去煤渣场检煤渣来烧饭,有时候还要被火车站的人来赶,我们只好四处逃跑。我在那时,在一所平民小学里读了两年书,后来我妈妈在邻居介绍下,到日本纱厂去做工。不久父亲也失业,只妈妈一个人工作日子过得很艰难,12岁时我跟我妈妈到日本纱厂里去当童工,我跟我妈妈在厂里做挡车工,我没有工资,只是吃一口饭,但是工作却像大人一样要求我。遇到吃饭时,车间里大人们都抢着去盛饭,我抢不过大人,只得待大人们都盛饭走了,我从饭桶里刮来的桶底一点剩饭,因刮剩饭时间长了了些,我饿得只顾吃饭没见一台纺纱车纱线断了停了下来,日本监工就提起鞭子打我,把我饭碗都打翻了。因为饭碗被打翻,饭掉在地上,我饿得想去检掉在地上的饭来吃,日本监工竟把地上的脏饭踩烂也不让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上班。到晚上五点钟,一个阿姨打了一勺粥给我吃,要不靠我自己挤到别人后面去打,粥早没了,还得挨饿。因为一天要上十二个钟头的班,早上七点钟上班,我和妈妈五点钟就起床了,路上走一个钟头,到晚上九点钟才能休息,我到晚上八九点钟时就感到非常睏了,有时就在车间里打起瞌睡来,日本拿摩温一看到有人打瞌睡就打,有一次我真正睏得不行了,眼睛就不由主地闭拢去,那拿摩温的鞭子就夹头盖脑地打来。打得我痛的禁不住跳起来。特别在夏天因为衣裳穿得单薄,我的身上手上到处都被打得血迹斑斑,连布衫都被打破了。我回家妈妈看见我混身伤痕累累就抱着我哭,所以我尽量不在我妈面前洗澡。我在日本人工厂做两个半童工,我也记不清了被日本拿摩温打了多少次,至今我混身上下和两只手臂都还有被日本拿摩温打过的伤痕;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把我们当作牛马一样……”这时李敏想到当时挨打的情景不由得又难过地哭起来。学习班上的同志们特别是袁春妍、徐毕辉等一些女学员们听了也伤心地陪着她哭。几个老师听了李敏的哭诉,也不由的流下泪来。
  一时有人就举起拳头大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李敏接着诉说:“1937年,日本鬼子天天来上海轰炸,上海北火车站被炸掉了,我爸爸做伙计闸北的电器商店早就关掉了,我爸很早就失业了,这时我们住自己搭建的草棚棚也被日本鬼子烧了,我们在上海蹲不下,我们只得逃到家乡来。
  “回到家乡小港以后,我爸爸找了一份临时工作,暂时家里有一口饭的。我很想继续读书,但我爸的工资只能供我们吃口饭,那有钱供我读书?我爸爸看我老是走到离我们很近的延陵小学校门前向学校里张望,看我那么想读书,我爸就把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一块山地卖掉让我到延陵小学让我去读书。我在延陵小学再从三年级读起一直读到高小六年级,当我在延陵小学快毕业时,日本鬼子也打进宁镇海来了。
  “1940年7月17日,日本鬼子第一次从镇海口打进来,鬼子一路杀人放火,地处甬江口的小港,首当其冲,日军占领镇海仅五天时间,鬼子奸淫、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仅七月十七日,鬼子在老鼠山登陆后,沿途毁村烧房达12个村庄6000多间房子;被日军杀害烧死的166人。第二天又烧毁武宁镇3000余间房屋,无家可归的上万个人。我的母校延陵小学20几间房子全被烧掉,那年我正好小学毕业,当时我们只好在一处侥幸还没被烧掉的庙宇里上课。我家住的李隘村也被烧掉,我妈带着我只好和邻居住到附近的一个小庙里去。但是这次鬼子只蹲了五天终究被国民革命军陈德法将军的部队打出去了。
  “第二年——1941年4月29日,日本鬼子再次打进来,这次打进来时,勇敢抗日的陈德法将军已被调蒋介石到新疆去了,国军全线溃退,只几天时间,整个浙东全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拉夫去挑子弹,我父亲是个店员出身,缺乏力气,怎么也挑不快,日本鬼子又在后面用枪托狠狠地打他,当即把我父亲的一条股骨砸断,血流如注,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后来一个过路的好心人发现我爸躺在地上才把他背回家来,我和妈抱着父亲哭了半天,从此我爸落下终身残疾。我家全靠我母亲和我打点草帽度日。
  “到了1941年八月份,我们新成立的镇海独立中队到我们家乡青峙村来,独立中队来到我们村,他们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带领广大群众进行斗争地主恶霸。还杀了两个血债累累的两个汉奸和恶霸。不想第二天反动的霍中柱游击队突然袭击独立中队,把独中林勃指导员绑在延陵小学前面的一株大树上,结果见日本鬼子来了,他们逃走了,当地乡亲们想马上去把林指导员解救下来,不想驻在小港的日本鬼子听得枪声奔了过来,见树上绑着的林勃指导员,听说是游击队,日本鬼子最怕游击队,结果被日本鬼子活活用刺刀刺死,使我们非常伤心,日本鬼子真太可恶,太可恨了……这次我来学习班我从小港乘船过来,在新江桥上岸,我乘黄包车经过我们宁波东门口和和灵桥路,药行街的大道头。见过去繁华的大道头、药行街、商街都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掉了;新造起才五六年的灵桥也被炸得千疮面孔的;我们宁波城也被日本鬼子糟塌得不像样子了。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人造成的灾难太大了!我们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人民就甭想过太平日子!我们一定要消灭日本鬼子……”
  听了李敏对日本鬼子血泪控诉,大家都对日本鬼子的强盗行径义愤填膺。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个姑娘,生得文质彬彬,眉清目秀,却是从12岁就在日本纱厂做童工深受日本鬼子的打骂和凌辱的人,对她寄与强烈的同情。以她亲眼所见的日本鬼子从镇海打进来时的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更激起了大家对日本鬼子的强烈愤恨。
  接着是袁春妍控诉,袁春妍用她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父亲死在上海都无法去奔丧的悲惨情形,和一家人在日本鬼子统治下为生活弄得四散五离的苦难行征,也使大家很同情。接着还有许多同学控诉了对日本鬼子在各处的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对人民的压迫剥削。这次诉苦会,大大激发了学员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进一步提高了大家要积极参加抗日和革命的决心。
  小教训练班的领导小组在建岙小学的一间办公室里继续讨论。根据这些日子来学习的情况和控诉大会的情形,讨论在这次训练班中党的培养发展对象。大家认为李敏虽然年轻,从小在工厂里当过童工,受日本人压迫剥削最深。日本鬼子打进镇海来时她的家乡又遭日本人的烧杀抢掠,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体会得特别深刻,所以觉悟也比较快,大家认为李敏可以作为第一批党的发展对对象。
  控诉会后,学习班的李敏那组组长王甸找李敏:“李敏,晚饭吃好,我们到建岙小学后面坐一会好吗?难得我们在学习班师生一场,我看你学习很努力。我想请你谈谈这次参加学习班的感想?”
  王甸是她们上哲学课的老师,王甸是绍兴人,是个高中生,为人热情,待人和气,1939年高中还未毕业,他就在杭州参加了浙江政工队,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杭州桐庐、余杭等地宣传抗日。后来调到鄞奉县来,他是林一新大队的指导员。这次临时把他调过来当学习班的哲学教员,他是党员所以也是学习班的支部成员之一。他来到学习班,讨论时和李敏一个小组,他看着李敏在学习班上认真听课,评论时热烈发言,昨天全组的同志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控诉会上,听了李敏的控诉,他都难过得为她流下了眼泪。一个这样美好的年轻姑娘,没有想到她幼年时在上海做过童工,受过日本人这样的凌辱和剥削。实在叫人可怜!王甸家庭出身比较优越,他从小没有受过这样的苦难,听了李敏的诉苦,使他非常震惊,他没有想到日本资本家本来就是这样残暴和凶狠地剥削中国人的,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却受到如此非人的待遇?他为她深表同情。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鄞奉县副书记周思义说:“在学习班结束时一定要把这个苦大仇深的姑娘发展进党组织来。”这想法正符合王甸的想法。叫他去启发引导李敏,他很愿意。于是一个晚饭后的傍晚,王甸就去找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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