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南陈北李

　　开天辟地
　　
　　（《龙魂长歌》之第10部）
　　
　　
　　目录
　　
　　第1章南陈北李
　　第2章马列主义与共产国际
　　第3章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第4章共产主义的幽灵
　　第5章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第6章俞秀松
　　第7章北京红旗
　　第8章长辛店
　　第9章革命者
　　第10章两湖毛董
　　第11章董必武?恽代英
　　第12章登楼立志陈潭秋
　　第13章萍水相逢终身友
　　第14章风华正茂
　　第15章“改造中国与世界”
　　第16章洞房红烛
　　第17章湘江火炬
　　第18章姓“安”，还是姓“马”？
　　第19章王尽美与邓恩铭
　　第20章秘密党员
　　第21章到法国去
　　第22章艰苦卓绝
　　第23章吴玉章
　　第24章风中竹
　　第25章面向世界
　　第26章神圣的使命
　　第27章送往迎来
　　第28章喷薄欲出
　　
　　
　　
　　
　　第1章南陈北李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这首“南陈北李”诗，作于五四时期，当时流行甚广。“南陈”即陈独秀，“北李”即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二人相差十岁，性格很不一致。陈独秀中等身材，高额头，白面皮，态度严峻，词锋犀利，性如烈火。李大钊身材高大，态度温和，平顶短发，椭圆脸，浓密的八字须，漆一般黑。
　　“南陈北李”身居红楼而闻名国内外。这红楼，乃北京大学之一部份，民国年间，北大有三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今景山东街）路北，乃北京大学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往一院），在陆军部之南、北河沿路西。
　　红楼名副其实，四层的红色砖木结构，从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是想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
　　但是，以宣传马列到首创中共而搞无产阶级革命而出名者，只有南陈北李为最了。
　　1917.01.0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蔡到任不久，便着手物色各种人选。经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到北大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北京。1918.01，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开始与陈独秀共事。8月，沙滩红楼新校址建成，图书馆从原来的马神庙搬到那里。为了让北大师生不间断地借到书，李决定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上仍在旧舍开馆，并且大量增购中外图书，尤其是那些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文化的园地。12月，陈、李等共同创办了另一著名刊物《每周评论》，进一步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烈火。
　　陈李两人，交谊很深，李很尊重陈，称陈为仲甫先生，赞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1919.04.20，北京大学召开本科教务处成立会议，马寅初当选为教务长。陈独秀因事请假南归，没有出席会议。在各种势力的压迫下，蔡元培已无法保护陈独秀，不得不通过废除学长制成立教授会的机会，请陈独秀离开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位。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大家都劝他离开北京。12.09，陈独秀到上海送别儿子赴法，不久回到北京。1920.02，回北京的路上，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以及湖北学联各界联合会等团体的邀请，取道武汉，去武汉讲学，并做了一次讲演。陈独秀在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顾文萃等人陪同下前往武汉。到武汉除讲学、演讲外，还与李汉俊等讨论了建党问题。他仍计划到北京同李大钊会合后，再着手筹备。
　　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
　　陈独秀回到北京，吴炳湘亲率警犬找上门来。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高一涵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王星拱(1887--1949.10.8)，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字抚五，安徽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镇凌桥村）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1928年就任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因得罪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1945年7月，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1948年3月，他辞职回到安庆。其间，国民党当局屡次催逼他飞赴台湾，他都不予理睬。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在上海病逝，终年61岁。在上海的300多名武大校友不约而同地聚会哀悼；陈毅市长送来了一幅挽联，上书：“一代完人。”遗体后被运回老家，与其妻叶玉芝的遗体合葬于故里。
　　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
　　作为自然科学家，他有着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哲学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马赫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争”中，站在“科学派”一边，反对“玄学派”，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相对立。
　　他在哲学上否认宇宙间有超自然主宰力量，但认为外部物质世界与主观的“精神的我”不能分开。认为科学的构造应以宇宙现象中的因果律为基础，但又认为因果关系只能凭直觉获得。肯定一切事物可知，人的认识是从未知到已知的演进过程，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等问题。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2008年是武大西迁乐山70周年，也是王星拱老校长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为武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校长，武汉大学在樱顶老图书馆旁建了王星拱雕像。
　　从1934年6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担任武大校长11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李达（14年），他在武大工作并实际主持校务前后长达17年之久，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为武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是武汉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在长期的工作中，王星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主张，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于1935年开创了研究生教育，1936年设立农学院，发展成为一所有5个学院15个系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1937年，抗战爆发。王星拱及时稳妥地做好了迁校准备，使武大在搬迁诸大学中受损最小。国难当头，王星拱多次发表演说，号召抗日，并以教书育人为手段，在教学中灌注抗战的精神，特别强调战争与困难时期的人格教育。
　　1938年，王星拱率校西迁四川乐山，曾拒绝国民党在校内建立区分部，并保护进步学生，支持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武大西迁乐山后，物质匮乏，经费困难，王星拱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与科研的正常开展，使武大得以继续和发展。他不顾病痛的折磨，跑遍了整个抗战大后方，广揽学者名流。他不问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往往亲自登门相邀，从而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1947年中山大学不少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反蒋游行示威中被捕，他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进步学生，遭拒绝后，王星拱愤然离校。
　　他继承蔡元培兼收并蓄、任人惟贤的传统，聘任周鲠生为教务长（之后为朱光潜），赵师梅为训导长，叶圣陶、方重、张真如、杨端六、陶因、石声汉、愈忽等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为各系主讲。还延请郭沫若、黄炎培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莅校讲演、评论时局武大继30年代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后，再次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并誉为“四大名校”，还赢得了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赞赏。武大“乐山时期”的辉煌，王星拱当居首功。
　　高一涵当时同李大钊计划：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
　　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南官亭人，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民国5年（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著作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另有诗集《金城集》。1968年病逝，葬南京雨花台公墓。
　　高一涵生于1885年，幼时聪颖好学，能诗善文，在当地颇有声名。十三四岁的时候，高一涵参加童试，考中生员，成为当地有名的少年秀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高一涵转而就读于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于1910从这里毕业。1911年，高一涵随留日大潮，自费去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政治学说的理论和理念。高一涵在日本期间已经开始写大量的评论文章投稿，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经验，其文风老练而富含激情，颇得编辑们的青睐。由此，高一涵亦先后参与了《苏报》、《民立报》、《独立周报》等的编辑工作。在日本期间，高一涵结识了章士钊。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高一涵毕业回国，任北京大学编译委员，兼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
　　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高一涵赴武昌途中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四.一二”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高一涵脱离了共产党，避居上海，任法政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和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长。1931年至1949年，高一涵先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两湖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南京市监察委员、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0年高一涵经周新民、陈敏之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江苏省副主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8年4月病逝于北京。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流亡日本。在黄兴的支持下，创办了《甲寅》杂志。《甲寅》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章士钊自任主编，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复辟帝制为宗旨，约集了其时在日本的陈独秀、杨永泰、易培荃协助编辑事宜。高一涵于1916年7月回国，先与李大钊一块办《晨报》。结识章士钊之后，亦与李大钊、陈独秀、杨端六、周鲠生等一道，成为《甲寅》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正是由于这段经历，高一涵、李大钊等被时人称为“甲寅派”作家，胡适先生对于甲寅派的政论文评价颇高。
　　1918年高一涵进入北京大学，在编译委员会工作，同时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也正是在这期间，高一涵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作为《新青年》的“二把手”，并协办《每周评论》，成为科学与民主理念最为积极的宣传者之一。在《新青年》的报刊活动，不仅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领袖的核心地位，也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书写了他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一章。郑学稼先生就认为，“在《新青年》阵营中，尤其是在创刊伊始，除了陈独秀，发表文章最多、分量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当属陈独秀最为重要的助手，地位仅次于陈。”陈独秀同乡人朱洪在《陈独秀风雨人生》中也提及：胡适到北大后，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据统计，前后九卷的《新青年》中，高一涵总共发表计28篇。这些文章当中，脍炙人口的有《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九一七豫想之革命》、《非“君师主义”》等。
　　1926年，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高一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去武昌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四.一二”政变后，高一涵脱离中共组织，避居上海，任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淞中国公学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从1931年开始，高一涵开始了漫长的宦海生涯。1931年2月16日到1936年4月20日，高一涵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首批监察委员。后来他之所以不再是监察委员，原因是他在1935年的4月6日被任命为监察院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高一涵担任两湖地区监察使至1940年。1940年8月7日，这一天他又被任命为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监察使，原任两湖监察使自然免去。在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监察使任上，高一涵一直待到1947年3月11日，此后高一涵重新成为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
　　1932年9月，高一涵、杭立武等45位政治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史上的中国政治学会。是年9月1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当时的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卢锡荣、时昭瀛、梅思平、钱昌照、刘师舜、马洗繁、高一涵、吴颂皋、萨孟武、李圣五、吴南如、雷震、田炯锦、向理润、陶希圣、马文焕等数十人，推杭立武为主席。在这次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推定高一涵、周鲠生、王世杰、杭立武、钱昌照、卢锡荣、陶希圣、萧公权等22人为候补当选人，在10月份，由各发起人用通信的方式选定11人，组成中国政治学会干事会。最后成为首届干事会成员的有高一涵、王世杰、周鲠生、杭立武、梅思平、钱端升、钱昌照、张奚若、吴颂皋、张慰慈、刘师舜等11人。1935年6月，中国政治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高一涵、王世杰、周鲠生、杭立武、梅思平、钱端升、钱昌照、张奚若、吴颂皋、张慰慈、刘师舜等11人得以连任。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委托高一涵为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拟使其与国民政府一道南迁。此时国共内战结局已定，高一涵坚辞未就，并隐居南京，与中共秘密联系，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为迎接南京解放做了不少工作。南京解放后，高一涵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他被调离岗位。
　　1968年，高一涵病逝，葬南京雨花台公墓。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发表文章最多、份量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可以说，在《新青年》阵营中，高一涵是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
　　高一涵主要著作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另有诗集《金城集》。他在政治学领域累计留下《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以及译著《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
　　此乃后话，只说当时。李大钊派人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中暂避才短短几天，警察的嗅觉已闻到了王星拱家，陈独秀又急忙移住李大钊家，与李大钊商量应付之策。李大钊给毛泽东驱张团雪中送炭，赵纫兰又半夜摸到福佑寺找回李大钊，赶快采取应急措施。
　　李大钊急急忙忙乘马车赶回后闸胡同，马蹄一路敲急鼓，正像他的心。
　　进门一见前来躲避的陈独秀，就用急迫的快节奏讲话：“仲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想过了，你不能继续呆在北京了，马上出京了，去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去上海。而且，不能直接从北京走，前门火车站已经不安全了！陈独秀不吱声，——皱皱眉，大不以为然，心说：这么火急火燎的干什么？大不了再进一回研究室。李大钊见他没有反应，更急了“仲甫，千万别犯糊涂，国家与社会都需要你！你想想，你在武汉仅仅几场演讲，就在全国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反响，你怎么能轻易就叫自己闭拢嘴巴呢？”
　　“（想了很长时间）上海就上海吧，怎么个走法？”
　　“我送你去！借一辆骡车走！”
　　“骡车？”
　　“坐骡车，图个安全。我会赶车，你不相信？（作挥鞭状）驾！吁！信了吧？我从小就是个把式！”
　　李大钊没有说誑。他的一手红缨鞭确实甩得有板有眼，骡车是雇来的，雇了个长趟，来回脚，直放天津，李大钊新做“赶脚”，不顾个人安危，只想把陈独安全护送出京城，到天津。陈独秀化装成放债的店家掌柜，骡车上一摞账册。账册下，藏着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那是陈独秀要到上海，物色对英文中文都有造诣且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将该书翻译成中文，使《共产党宣言》有中译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加速传播更加顺畅。
　　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朋友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凡在闹市之内，二人决不说话，以免引起别人怀凝。好在此时已是年关之前，商人讨账，习以为常，遂无人过问。李大钊如此胆大心细，更使陈独秀倾心佩服。
　　陈独秀此时既然不能说话，就对佩服之人尽情回味。回味李大钊的为人，回味自己与李大钊的革命交往。
　　李大钊赶车熟练，一路顺风。
　　陈独秀坐得端正，想得遥远。
　　北大校园内，被称为“南陈北李”的两个人，他自己和李大钊正在激烈辩论。李大钊嗓门不高，语气却是那样坚定，逻辑思辩极强，他把马列与中国相联系的新思想、新见解，句句中的，宏论滔滔，使得以固执已见而闻名的陈独秀自己也常常语塞。
　　茂密的丛林中，清澈的溪水旁，李大钊与一双儿女追逐戏水，欢笑声在山谷中回荡。
　　李大钊既有修养，又有个性；既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又是一个好教授、好丈夫，还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中华民族的美德，差不多都凝聚在他身上了。人们有口皆碑。
　　“驾！”李大钊把骡车赶出了一个小镇，正出镇口，一个警察出面来盘问。陈独秀是南方人，普通话说不好，一切由李大钊应付。陈独秀的思绪被打断。
　　他们打算先到李大钊家乡大黑坨村暂住。但在车上讨论了一件大事后，陈就立即赶赴上海。在辽阔的冀东平原上，穿城过镇，他们很少说话，一到乡村的黄土小道上，他们就谈起大事来了。
　　什么大事？南陈北李抵足长谈，开天辟地，相约建党。
　　骡车离了闹市，来到空旷之处，时机已熟，火候正到，李大钊凝望着白雪茫茫的道路，郑重其事地说：“仲甫，我有个想法，也想长久了，我想必得跟你磋商。”
　　“说就是了。”
　　“仲甫，我认为，尽速筹组一个强固而精密的革命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途，也是当务之急。（不愧中国的宣传马列第一人、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把棉帘子掀大一些）你说什么？”
　　“吁！（一声吆喝，铃铛、蹄声俱停，此时对陈独秀）你不下车吧。”
　　“我为什么下车？”“你忘了五个月前下了我的车？你生气了，必须下车。”
　　“你今天是存心想叫我这个店东活活给警察缚去？”
　　李大钊哈哈大笑起来。一团一团的气雾从他嘴里喷出。陈独秀很少见他如此开怀。一驾单挂马车迎面而来，“得得”而过。一声鞭响之后，鞭声如风远去。
　　“（声音很重地）你小看我了，李守常先生！我这人倔，我知道，天下任何人物任何旗号，我都不会对之投降，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是要投降的。岂但投降，俯首帖耳是也！”
　　“什么东西呢？”
　　“钟声。”
　　“钟声？”
　　“真理的钟声。一闻真理之钟声，我这人的血就活了。俯首贴耳，欢呼雀跃，冲锋陷阵，万死不辞。我陈独秀就是这等货！守常，从你刚才的话里，我就听见了钟声，既闻如此钟声，又何来跳车之理？”
　　“好，好，（极为高兴地一挥红缨长鞭）驾！驾！（骡车得得开步，铃铛清脆鸣响）仲甫，组党一事，关乎全局，要做便得快做。”
　　“孙逸仙最近在上海改组了国民党。”
　　“凭孙先生的建国大钢，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坐天下，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亦无可能发动俄式武装革命。你同意此说否？”
　　“我同意。”
　　“（凝视雪路雪原）我们须得筹组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劳动者的政党。”
　　“（几乎要站起来）守常，我一向是个敏于行动之人！”
　　“仲甫，你牵个头，抓紧点，国家形势至于此，已是时不我待了！”
　　“确实时不我待，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已经被人按在砧板上了。”
　　“我打算先组织一个马克思研究会，从中再形成核心。”
　　“（性急地）这样吧，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我去上海发动南方，守常发动北方。”
　　“驾！（一边喊一边想，我这车，并非骡车乃马车，马克思之车。想到这里，不禁大笑）。”
　　白色气雾又从他嘴里大团大团地喷出，一路飘散在太阳下的冬风里。
　　陈独秀已明缘故，亦会心地大笑起来。南陈北李的笑声，惊得整个旧世界在寒风中颤抖。
　　骡车到了天津后，两位历史巨人互道尊重，郑重告别。
　　此时此地正英雄，盘古板斧天宇动，丹心共，情浓浓，肝胆沥，毛发耸，恳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志在中华遍地红。
　　陈独秀即从天津乘船前往上海。李大钊把战友安全送上轮船，才乘车返京。
　　陈独秀走后，李大钊在天津设法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取得了联系，他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章志等人到一区（即天津的旧时俄租界）去见一位苏联友人，交谈对革命的见解。但是，这次会议很快被敌人发现蛛丝马迹，立即予以密切注意，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
　　李大钊被迫立即返回北京。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地抵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向北方支部的同志们告诉沿途平安的佳音。
　　后来，李大钊就义，陈独秀曾经对人说：“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段祺端制造3.18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也有所闻，组织上曾让他离开，但他坚守岗位，不忍搁下工作。最后视死如归，为党捐躯，慷慨就义，面不改色，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他对同志的真诚，也非一般人可比。塞冬腊月，他将自己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
　　“人们都说南陈北李，你比他如何？”
　　“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既是中共创建时期的一则佳话，也是国际共运的一则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