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民族自信心

　　在长安大慈恩寺，中华文明研讨会，越论越透彻，越论越深入。会众激情澎湃，任烛、盘古极为欣慰。民族自信心在闪烁、在燃烧、在飙升。
　　任烛：“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中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如何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如何认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些问题，无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黄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更多人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秦始皇：“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实施过程和意义，有助于工程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推动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
　　汉武帝刘彻：“经过参加工程的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文更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推动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持续努力。”
　　李世民：“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属于古史传说，并不能作为信史。直到上世纪末，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一些人对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中国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只能从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并为甲骨文所证明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
　　盘古：“要想消除社会上和学术界存在的疑问，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实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
　　正义神左宗棠：“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参加工程的学者们建议，继续‘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启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机制，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研究。2001年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立项。”
　　商纣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这一阶段开展‘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这一时间段是龙山时代晚期到商朝初年。主要探讨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环境背景和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
　　智慧神诸葛亮：“之所以从中原地区入手，是因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建立，又有较多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作为参考，比较容易推动相关研究。”
　　曹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变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
　　虞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09—2012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各地区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各地区技术和生业的发展以及铜、玉、盐等重要资源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盘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2013—2018年)。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第三阶段设置的年代、环境、生业、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以及整合研究等几大课题继续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阶段结项报告。”
　　文更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2020—2024年)。这一阶段仍然延续探源工程前四阶段的方针和技术路线，将近几年新发现的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重要遗址纳入工程中，并加强了理论阐释方面的力度。”
　　任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寿闯：“第一，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河南双槐树和西坡、山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四川宝墩等)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
　　李贽：“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盘古：“第二，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区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任烛：“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更星：“第三，通过多学科研究，对各地区文明之间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各地区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任烛：“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时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文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各地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商汤：“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闭的。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
　　盘古：“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周文王：“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桎梏。”
　　归绿：“我们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我们还从中国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在没有发现当时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从考古发现中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关键特征，即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规模巨大且制作考究的宫殿或神庙、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形成了表明尊贵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宽大壕沟或高大城墙以及大量武器随葬反映出的战争频发。”
　　盘古：“上述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
　　任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国人和全世界炎黄子孙得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
　　文更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任烛：“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曹操：“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虞舜：“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发现，在揭示本源的过程中，需要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协同发力，形成学术合力，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盘古：“为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夏禹：“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加强综合研究。”
　　任烛：“考古学以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学把传世、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古人的物质生活、组织形式、精神文化等，探索其发展脉络，阐释其演变原因。两个学科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各自以特有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及叙述方式，或分工或协作完成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探究、阐释。”
　　寿闯：“把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超越传统文本书写的片面与偏见，更完整地揭示、复原人类的发展历程和图景。例如，稷下学宫是先秦时期学术文化成就的重要代表，但是，对于其始建年代、建于何处一直存在疑问。”
　　李贽：“近年来，随着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的考古发掘，从文献、方位、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确定稷下学宫的位置所在。可见，对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在缺乏足够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李世民：“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古人历史活动的产物，呈现的是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等。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技术，科学分析文化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人类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等状况，可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探究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鉴推广已有的成熟经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资源的工作平台和研究团队，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开展研究。对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发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与相关研究单位共享资源、协同开展研究。”
　　夏启：“比如，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可见，把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能够为文明探源提供科技分析依据，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盘古：“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李世民：“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文明阶段，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遗迹遗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可以让历史更加生动鲜活。百余年来，我国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田野发掘点遍布祖国广袤大地，遗存涉及的时代纵贯万年，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但这些文化遗存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
　　任烛：“因此，考古工作者要会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加强对考古资料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展示工作，将其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可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告，讲好我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文明故事。近年来，随着秦早期陵墓、祭祀、城址、生铁、冶金、水利、养马、造船等考古发现的披露，战国时期先民多彩生活画卷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揭示了秦国崛起的原因，廓清了一些历史迷雾。可见，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普及和宣传工作，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让厚重的历史易感知、更有趣、离大众更近，能够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更好传承文明薪火，更加增强民族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