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动笔之前，我瞄了一眼手机时间——公元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七点半。今天是圣诞节，下班步行回家途经街道，人车喧阗。许多商店为庆祝节日和招揽顾客，在店门或玻璃橱窗支起圣诞树和圣诞优惠促销的广告牌。圣诞树装缀绸带、LED彩灯、圣诞老人和麋鹿，璀璨夺目，为烂熟于心而无聊透顶的路程增添些许新意和乐趣。一家新开业的西餐厅门口花团锦簇、排队等候者云集，表演乐队演奏欢快的爵士乐，架子鼓激情饱满，吉他透亮悠扬，贝斯低沉流畅。我对国外的节日一贯不敏感，因为即使是圣诞节，也照常上班；圣诞老人也不是中国人信奉的传统神灵，铁定不会莅临寒舍，给我送来梦寐以求的礼物。我所在意的，今天是我的公历生日，没错，我和耶稣同月同日不同年生，不知道耶稣他老人家会不会因此眷顾我。我对自己的生日向来也不敏感，觉得没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纪念岁月的流逝，总在后知后觉徒增一岁。想必全世界七十亿人口，包括自己在内，也只有母亲会把我农历和公历生日都铭记于心。
　　今天算个例外，今天是我十八周岁生日，一个跨越幼稚门槛进军成熟殿堂在客观上和法理上的标志。翌日，我就是一个成年人，将以一个成年人全新的心态和视角重新审视、解读和领悟这纷纷扰扰、虚虚实实的世界，内心跌宕起伏，搞不清是兴奋还是忧悒。往年，只要母亲在身边，总会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下一碗长寿面，卧两个荷包蛋，清香四溢，令人垂涎三尺。今日凌晨，天尚晦暗，我的美梦就被母亲的电话惊醒。母亲远在故乡，想为我庆生，可相隔千山万水，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为自己煮碗长寿面，吃完好长命百岁。我本想就此洗洗睡，缓解工作一天带来的困倦、疲乏和酸痛，岂不比吃一碗长寿面来得实际。但陡然转念，何必破坏母亲的规矩，再说十八周岁含义特殊，吃一碗长寿面，就当是为自己举行的成人礼。
　　我是深宵的夜猫子、清晨的瞌睡虫，赖床成性，闹钟吵三五遍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穿衣洗漱。为了不迟到影响考勤，早点通常在上班路旁的小车摊匆匆忙忙随便对付；午餐为省钱，也为腾出时间午休，都在公司食堂吃清汤寡水的免费餐；倘若加班则晚餐也吃公司的，不加班便在周围的快餐店解决。所以我虽然在租的房子配备齐套的厨具和餐具，却鲜少摸碰，偶尔心血来潮使用也不过是用来煮煮方便面。倒不是我不会煮饭烧菜，只是买菜洗菜切菜等准备工作和擦桌洗碗刷锅等善后工作尤其麻烦和耗时，况且一个人的吃食甚难把控，种类少了营养不均衡，种类多了又极易浪费。我揭开冷锅冷灶，冲洗擦拭锅底的小块锈斑和锅盖表面灰白的积尘，效仿母亲的模样和步骤照猫画虎煮刚买的龙须挂面，还特地烫两颗上海青，煎俩鸡蛋。
　　我凝视着矮小的折叠桌上热气腾腾、汤色清亮的长寿面，正襟危坐，咳嗽几声清清嗓子，用故作沙哑深沉的成熟语气对自己说，或者说是对空气说：“生日快乐！长命百岁！”由于调料匮乏和手脚生疏，我煮的面与母亲相比自是难以望其项背，但人总爱偏袒自身的劳动成果。我吸溜几口面，呷几口面汤，环顾狭窄却空荡的房间，记忆似潮水涌上心头，思念油然而生。去年桃李争妍之际，我孤身一人肩扛手挎两包鼓鼓囊囊的行李，挤上飞驰厦门的大巴，仿佛一滴水翻山越岭滴进太平洋，毫无涟漪，但却试图融入浩瀚。厦门比老家繁华千万倍，可越是繁华越令游子感到孤独，尤其夜深人静回到不足二十平米的阴暗潮湿的单间，窗外灯火通明、喧嚷不休，屋里却连个接声的人都没有。
　　此时的我，正在一家主营生产和销售紧固件的公司任铣工，已有一年多。刚开始找工作，由于我初出茅庐、毫无工作经验，又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学历，况且尚未成年，被很多公司和工厂拒之门外。也难怪，在这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用人单位对员工的要求日益拔高，甚至近乎癫狂和变态，不惜造成研究生保洁等才岗不匹的人才浪费。以我的知识文化水平，充其量算个半文盲，只此一项就被排除在许多用人单位的考虑范围外。脑力工作对专业和学历要求高；技术工侧重工作经验；体力活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可惜我一样不占。横向比较，没有同龄人学历高；纵向比较，又没有前辈经验丰富，毫无竞争优势。临来时，母亲遵循穷家富路的原则，东拼西凑不少钱助力我到陌生的城市安身立命。在无业游民的日子，交通费、膳食费、住宿费、租房子、购买生活用品，已经花掉绝大部分，眼看就要坐吃山空。倘若再找不到工作，我就会被社会现实残酷无情地打回原形，做回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的窘迫的乡巴佬，灰溜溜从哪来回哪去。
　　说来，我还是蛮幸运的，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完全缘于一次很偶然的机遇。那是个春光明媚、天朗气清的下午，蓝天纯净得像没有半点杂质的深渊。我一天之内频频受挫，垂头丧气地在公司大门保安室咨询招聘事宜。肥胖的保安身着制服，帽檐歪斜，慵懒地半瘫在藤椅上。阳光透过窗玻璃投射到他上半身，一排金属纽扣闪烁耀眼的光芒。许是春天的阳光过于温暖舒适，把他晒得软不拉耷活像一摊浆糊，对我的问题爱搭不理。我心里不甘吃瘪，大为光火，然头脑保持清醒：有求于人，抛却自尊，韩信尚能承胯下之辱，我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我深呼吸抑制熊熊怒火，欲深入询问，进来一位秃顶的小老头。他着卡其色工装和黑色劳保鞋，双手背在身后，轻捏一个蓝色文件夹。这个小老头是我的车间主任，由于地中海的发型，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至少十岁。
　　他毫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腆着肚子对保安说：“老郭啊！我有个快递。”
　　“哦，王主任，”保安立刻从心神涣散的状态打起十二分精神，毕恭毕敬地站起身来，肥胖的身材将紧身制服撑得像马上要炸破的气球，“是的，我好像有印像，我来帮您找找。”
　　保安调正帽檐，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保安室角落一张堆满包裹的破旧办公桌前，使劲翻找，动作滑稽可笑。
　　阳光照到王主任光滑油腻的秃头，像一个小太阳反射出灼热刺眼的光芒。他有一张圆润如球的脸，大眼长眉，眸光犀利，短短的胡茬一直蔓延到鬓角。想是等待的空档无聊至极，王主任转向我，两只眼睛像探头上下扫描，问：“来应聘吗？”
　　“是的。”我舔舔干涩发咸的嘴唇，礼貌性地点点头。
　　“多大啦？”王主任又问，“看着很青涩。”
　　“十九了。”我故意报虚岁，给人已经成年的错觉，对找工作大有裨益，可以规避许多麻烦。
　　“哪里人？”
　　“三明。”
　　“三明哪里？”
　　“宁化。”
　　“哦！巧了！我是宁化淮土人。”王主任露出一丝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微笑，黄牙形如残月，眼角皱似沟壑。
　　“是吗？那真是太巧了！我是安远的。”我也有些不可思议，“那咱们是客家老乡啦！这世界真小！”
　　他赞同地点点头，继续问我：“意向应聘什么职业？技术员？普工？或者是职能部门？”
　　“普工。”以我的条件恐怕也只能应聘普工。
　　“以前有干过什么吗？车钳铣刨磨？”
　　“没有。”我对这一连串名词尚且陌生，又何谈经验，可管不了那么多，初生牛犊不怕虎，豁出去总比撒谎强，“但我可以学，您大可放心，我学东西很快！”
　　“什么学历？”王主任说，“当然啦，普工对学历没有太高要求，就是了解了解。”
　　“念到高中。”这个回答我是心虚的，因为我的高中只念了一年，可到底也算念了，应该算不上弥天大谎。
　　“那应该会用游标卡尺？”
　　“是的，用得蛮熟的。”高中一年正好学过，虽然很多知识都归还了老师，但亲自动手操作过的印像深刻，终身难忘。
　　保安翻箱倒柜老半天才找到王主任的包裹，递交给王主任，打断我们的交谈。他从抽屉里掏出一本求职意向表，扯下一张让我填，不耐烦地叫我填完回去等消息。
　　听保安的口气，看保安的态度，我知道希望渺茫，但还是提笔准备填写信息，我已经没有挑肥拣瘦的资格。王主任打断我，对我发出邀请：“甭填了，我们车间正缺人手，要不到我这来试试？”
　　“可以吗？”我满脸惊愕地望向王主任。
　　“怎么？不愿意？”
　　“当然愿意！不能更愿意啦！真是太感谢您了！能给我这次机会。”我一瞧事情有门，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要不现在跟我到车间瞧瞧？”王主任再次发出邀请。
　　“如果可以，最好不过了。”
　　保安满脸不情愿地放我进公司大门。王主任迈出保安室又问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王茂，王羲之的王，茂盛的茂。”
　　“哦？你也姓王？那咱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呀！”王主任笑眯了双眼地说。
　　我浑身拘谨、默不作声跟在王主任身后踏进车间，走在刷绿漆黄边的安全通道上。车间高大宽敞，但采光有限，即使白天也灯火全开。车间的东西按“5S”管理原则比较有规律的堆放，大小机台足有几十台，但真正运转的大概只有半数。整个车间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声和令人作呕的乳化液气味。员工身穿统一的带荧光条的墨绿色工作服在机台前忙碌，两人手推叉车中转产品。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出现。我对整个车间的第一印像就是死气沉沉，无趣压抑。
　　王主任用手势招来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脚蹬厚重的劳保鞋哐啷哐啷、屁颠屁颠地朝我们跑过来。我仔细打量，面容甚是眼熟，脑子里迅速回想：他与我住在同一层楼，只隔三五道墙。我租的房子离公司很近，步行大概十分钟的路程。其他租客虽不认识，但进进出出难免打过几次照面，多少留点印像，尤其是他下巴正中央的那颗长有一撮毛的黑痣，令人过目不忘。王主任将我介绍给他，也将他介绍给我，从而得知他姓林。他就是我后来的班组长。
　　王主任还带着我前往人事部门，找来一位负责招聘事宜的女同志。有王主任的力荐，人事那里自然全程开绿灯，免去各种繁琐流程，直接就和我谈薪资待遇，以及办理入职手续。由于没有高学历和工作经验，找工作屡屡受挫，能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很不容易，况且我也深晓自己的斤两，所以薪资虽然不高，但也知足。
　　就这样，我被公司录用。不过这里面多少有些水份，最好的解释就是王主任看在老乡的份上，人事部门又看在王主任的面子上，降低用人标准录用我。有句老话：三个老乡，赛过公章。身处异地漂泊，老乡之间共同的家乡归属感和亲切感显得弥足珍贵，以前不信，现在不能不信，因为自己就是其中的受惠者。
　　当晚，我第一次敲开林组长的房门。他穿着一条宽松的蓝花裤衩，赤裸上身开门，映入眼帘的是健硕的胸肌，宽厚的肩膀，雕琢般轮廓清晰的六块腹肌。他的头发半干，显然刚洗完澡。他见是我，面露惊讶，一番寒暄方知我也住这，才想起请我进门坐坐。我走进他的房间，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扑鼻而来，令我干呕两下，场面极度尴尬。一只黄毛小狗摇晃着毛茸茸的尾巴窜出来，在我身边活蹦乱跳，不时的将两只前爪跃起搭到我的小腿肚子，像在欢迎我。
　　“狗刚拉了屎，有点臭！”林组长显出有些抱歉的神情。
　　“没事！我还受得了，只是刚进门一下适应不过来。”很快，我就被异味同化，“这狗是什么品种？看着不像土狗。”
　　“这是条柴犬。”林组长一面套着紧身的纯白T恤，一面回答，“是一种原产于日本的品种。”
　　“哦，挺可爱的！”我伸手薅了薅狗头，狗伸出舌头舔我的手回应我，其实我什么也不懂。
　　林组长租的是一室一厅，还有一间小厨房、一间小卫生间和一个阳台，跟我的单间比起来简直是天堂。客厅里有大尺寸液晶电视、三座长条沙发、茶具摆放整齐的茶几、放有几瓶红酒的玄关柜、一只开着门的金属狗笼子，一切都显得干净整洁，井然有序，让人赏心悦目。玄关后面是餐桌椅，餐桌旁边是小厨房，俱都一尘不染。客厅的另一头是阳台和卫生间，阳台上有一台中等大小的洗衣机，稀稀拉拉晾晒几件衣服。电视墙后面就是卧室，门关着，不过可以联想得到一定也很豪华整洁。看见他的房子，在想想我的单间，简直不堪入目。我的单间狭窄阴暗，卫生间和厨房（根本称不上厨房，就是个灶台）都在阳台上。房间里放了一张铺着竹席的木板床、一面桌柜两用的矮木衣柜、一张可折叠的矮桌和三把塑料凳，已经显得很窄巴，可供游走的地方很有限。租房的时候我也有看一室一厅，喜欢得不得了，奈何价格比单间的三倍还多。我当时工作都没有着落，岂敢有此非分之想，想着等将来挣了大钱再换不迟。当然，为了谋生而出门在外的人，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然不错，哪里还敢动享受生活的念头。想当年父母亲在煤矿工作的住宿条件比我现在还差十万八千里。
　　“要喝点什么？咖啡？”林组长突然问我，用手指着玄关柜上的一台我不认识的电器，说，“现磨的。”
　　“不用，白水就行，中国胃喝不习惯洋玩意儿。”我才恍惚过来，那是一台咖啡机，我问正在给我倒水的林组长：“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置办的吧？我看房的时候可没有洗衣机和咖啡机。”
　　“是的。”
　　“你可真懂享受！”我感叹一句。
　　林组长把倒满水的玻璃杯递给我。我坐上沙发，柔软得像一屁股坐在了空气上，舒服极了，仿佛全身的酸痛疲乏顿时消失殆尽。小柴犬趁机跳扑到我怀里，舔舔我的手，趁我躲闪不及还舔了舔我的脸，霎时令我心生厌恶。
　　“‘皮蛋’，滚回笼子去！”林组长一声呵斥，小柴犬仿佛听见天敌的嘶吼，迅速从我怀里跃下地，奔跑着躜进笼子，脸朝我们趴了下来，做出一副颇为乖巧的模样。
　　“它叫‘皮蛋’啊？真有趣！”我们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狗，因为除了狗我们之间好像找不到其他话题。
　　“嗯，‘皮蛋’是我的最爱！”
　　“我也喜欢。”
　　“是吧！如此人间美味，外国佬居然说是‘恶魔蛋’，真没有口福！”林组长的口吻充满遗憾，似乎老外不吃皮蛋成了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侵华一样不可饶恕的罪孽。
　　“房东准许你养狗？”我听过见过大多数房东都不会允许房客养宠物，故发此问。
　　“起初是不允许，屡次找我交涉，都在我的死缠烂打下妥协，加之皮蛋从不乱叫扰民，不四处乱跑，不随地排泄，从未遭人投诉，房东也就作罢默许。”林组长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有些自豪的神情说，“最关键的是房东的小女儿也彻底沦为‘皮蛋’的忠实小粉丝。”
　　“真有你的！”
　　刚开始上班，我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在待人接物上出现任何纰漏，又担心工作中存在瑕疵，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做得不够严谨，教人挑出毛病。没多久，便渐渐打消顾虑，同事们都挺友好，至少到目前为止从他们的微笑和语气看来是这样的。我从零基础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最简单、技术含量最低、却是最辛苦的包装工干起。王主任虽有意发展我成为设备操作工，但公司总归不是慈善机构，不养吃闲饭的，所以只允许我在工作之余学习设备操作。公司每次组织操作工培训，王主任都惦记着我，叫林组长顺带上我。每次培训我都认真做笔记，比上学那会还专注，这也算是在社会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
　　在学习设备操作上，林组长给我的帮助最大。他三十岁不到，进公司才刚满三年就成为车间的三个班组长之一，并且资历比他老的组员心悦诚服，自有他的过人之处。只要是车间里有的设备，他都能上手，并能讲出个所以然来。他对技术下发的图纸有自己的解读，并能提出独到而有益的建议。去年他就被评选为优秀员工，小锦旗还挂在组内的宣传幕墙。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协助王主任根据订单安排和调度组内的生产；其次是见缝插针地帮组员打打下手；只有当订单紧急、人手不足，或者新产品试制的时候，他才亲自操刀。自打我进了车间，在我包装工作的空隙时间，他就常把我叫到设备前，教我看图纸，亲自给我演示操作，讲解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把他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我像是一个平头老百姓陡然得到皇帝的荣宠般欣喜若狂，特别珍惜机会，把他告诉我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铭记于心。很快我就摆脱包装工的身份，开始操作车床，然后慢慢接触钻床、铣床等设备。操作设备之余，我也开始摸索数控机床的编程知识，学起来虽然艰深吃力，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年时间略有所成。这是许多老操作工的盲区，所以他们只能操作那些手动的老旧落后设备。到现在，我业已能够操作我们车间的所有设备，王主任甚感欣慰，夸赞自己慧眼识珠，扬言若不是我的年纪实在太小不够成熟稳重，完全可以拔擢为班组长。
　　我三天两头到林组长的房间和他聊天，因为下班以后所能找到的可以说话的人，最近的就是他，或者说也只有他。繁华的都市，两个漂泊的人，两颗孤独的心互相慰藉。当然，我也怀一点点私心，坐在他宽敞的客厅吹吹空调、泡泡茶、喝喝咖啡要比在我憋闷的单间待着舒心。一个在享受生活，一个只能算是生存。我们渐渐敞开心扉，无所不聊：天文地理、政治历史、稗官野史、新闻时事、以及家庭情况。我从聊天中得知他老家在贵州的一个比我老家还要偏僻和贫穷的小山村，世代务农。祖母和父母健在，在老家种田，本本分分，收入微薄，入不敷出。有一个哥哥携妻带子在福州谋生。他已经结婚，育有一子。妻子在老家监护儿子上学，并在镇上的学校旁边开了一家缝补衣服的小铺，所得有限，将将够娘俩开支。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林组长每月都会在发工资后按时给父母汇五百块钱，给妻儿汇一千块钱。这一点主动性上我挺佩服他，因为我每次都要等到父母开口跟我要钱才往家里汇，现在想想，父母亲不到逼不得已的境地哪怕再拮据也不愿开口。
　　以林组长的工资，往家里汇的一千五百块钱并不算多，再扣除一千多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应该还能剩下近半。我原以为就他那憨厚老实的性格，定然将剩下的钱都存起来，一年下来也挺可观，但仔细询问，才知道他的存款少得可怜，甚至还不如我。我用带着半调侃半挖苦的语气问：“我看你平时极少大吃大喝，烟酒赌毒都不沾，莫不是偷偷逛窑子，贴了哪个野娘们？”
　　林组长端着咖啡的手顿了顿，把翘着的腿放下，辩解道：“当然不是，你可别图过嘴瘾编派人，败坏我名声！我可是遵纪守法好公民，虽不敢妄称自己道德高尚，却也不至于沦丧到卑鄙龌龊的地步。”
　　“那你的钱都花哪了？难不成自己长腿跑了？”这已经是个很私密的问题，莫说是外人，即便是亲人也很少触及这样的雷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我却多管闲事，像个控制欲极强的守财小媳妇盘问丈夫钱财去向一样不依不饶。
　　林组长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即便我触及如此隐私，他依然没有面露不悦之色。他用手指了指在一旁默默吃狗粮的“皮蛋”说：“看看我的狗，”又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再看看我的自行车，哪一个不花钱呢？”
　　我想起来他确实有一辆改装过的十分酷炫的山地自行车停在底层的楼梯间，时常在傍晚骑出去遛狗，也常常在节假日或者休息日穿上一身骑行装出门。但我想即便如此，也不至于花掉这么多年挣的钱，我将信将疑地问：“不就一条狗、一辆自行车吗？能花多少钱？”
　　“我买的可不是地摊货——‘皮蛋’花掉我快五千块钱，还不算每顿的狗粮；那辆自行车花了我一万多，还花了两千块的改装费。”
　　我听完瞠目结舌，或许是出身限制了我的见识，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莫说花巨款买条狗、买辆自行车，就算花两百块钱吃一顿大餐（我自以为算大餐）也要狠狠地咬牙才能下定决心。我和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一样，省吃俭用，为不可预见的将来存钱，甭管最后是花在讨老婆上、买车买房上、还是送进医院。要我似他那般大手大脚花钱，无异于从我身上剜肉，不死也痛。我又打趣地说：“你可真舍得花钱！心也真大！一万多的自行车就和一堆破铜烂铁（和它比起来其他自行车只能算是破铜烂铁）停一块。要是我，搂着它睡都嫌床大。”
　　林组长被我的话逗笑：“拿我开涮呢是不是？我跟你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个月做一件曾经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
　　“是吗？这个月是什么？”
　　“这个月我要去看偶像的演唱会，前几排的票，很难买的，我花了很大力气才搞到。”说到偶像，他眼睛闪烁着光芒，给我一种我就是他偶像的错觉。
　　“这些你老婆知道吗？”我像是个查户口的，不把林组长的家事连根刨出，决不罢休。
　　“知道。”
　　“那她也支持你这样做吗？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吗？”
　　“她并不支持。还为这些事和我闹过别扭、发过脾气、吵过架、一度闹到离婚的边缘。最后发现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什么，孩子又离不开她，就放弃了。”林组长的腔调充满遗憾，似乎所有过错都在妻子的不理解，就像大鹏鸟对斥鴳的短见感到遗憾和悲哀。
　　我对他的腔调和腔调中所流露的思想甚是反感，从而增大音量，用激动且不容置否的语气说：“看来你是利己主义的信徒，可是你有没有替家人想想？伯父伯母期盼你出人头地，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改变家族命运；嫂子希望你能给她幸福，带她飞出山沟沟，到城里安家落户；还有你的儿子，将来上大学、讨媳妇、买车买房都可能免不了要你支持。不趁年轻多攒点钱，岂不要辜负家人对你的期望。”
　　林组长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道：“年纪轻轻的背那么沉重的包袱干嘛？做人要简单，想得太多无异于自寻烦恼、徒劳无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况且这些都是你无法逃避的话题。”
　　“人生最要紧的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如果对自己扣扣搜搜，挣钱还有什么意义？至于你说的这些问题，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最后几个字说得很重，应该算是警告，因为他从没有用这番语气和我说过话。
　　“你这完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我不敢苟同！”我们像两个辩手一样，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哪怕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必须旁征博引，死磕到底。
　　林组长首先沉住气，深呼吸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你妄想用你的普世大道理对我道德绑架，我也不强求你认同我的观点。我们不是在辩论比赛，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世上的事千奇百怪，又岂能简单的用是非对错来框定和衡量？”
　　我们不欢而散，但远没有到反目成仇的地步，仅仅只是为对方不同意自己观点而感到不悦。我从他房间走出来，心想：这不就是网络上流传的典型的“渣男”吗？简直渣得不能再渣！一番谈话完全颠覆我对他的认识，甚至开始觉得他人品有瑕疵，诞生与他绝交的念头。但等我睡醒一觉消了气，才察觉自己的愤怒中夹杂着一丝羡慕和一丝嫉妒：羡慕他能够狠下心来，超脱爱情和亲情羁绊，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嫉妒他做了那么多自己想做的事，圆了那么多梦。我不知道到底应该用自私自利、逃避责任，还是用看破红尘、超凡脱俗来形容他。说他自私自利、逃避责任吧，他每个月按时给父母妻儿汇款，虽没有长远目光，但也算尽到了眼前的责任；说他看破红尘、超凡脱俗吧，又实在与我的价值观大相径庭。要是搁在我身上，我绝对割舍不下人间真情，或许诚如他所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第二天到车间，我和林组长就解开心结。他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你已经把我的私事刨得一干二净，下次我到你那坐坐，听听你的故事。”
　　“我就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屁！”
　　我等啊等，终究没有等到这样一次机会。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连续三天没有看见林组长上班。第一天我当是请假，但王主任告诉我没有收到他请假的任何消息，手机也打不通。第二天早上我敲了他的房门，没人应答，猜想必是有急事回老家了。在我老家手机信号就不好，何况他家比我家更偏远，手机打不通也可以理解，我这样暗示自己。但他为什么不请假呢？这就说不通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脑海。我到公司和王主任一合计，报了警。
　　第三天傍晚下班后，有警察到我们的住处询问调查，我得到了林组长的死讯，愣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来。前不久还活蹦乱跳、和我争得面红耳赤的一个人转眼间说没就没，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房东以为在他的地界发生案件，惶恐不安，生怕影响到房屋出租的生意。警察要求房东打开林组长的房门。我往前迈几步，想进林组长的房间，被警察拦住。我告诉警察，自己是死者的同事，还是报警人，进房间能给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警察才勉强答应放我进去，但口头警告我不得妨碍公务。
　　房东慌乱地从一大串贴着门牌号的钥匙中择出正确的钥匙打开房门。房间里光线昏暗，异味冲鼻，传来几声孱弱的狗叫。我摸索着打开灯，一切还是那样的整洁，那样的赏心悦目，但我已经知道了林组长的死讯，不得不将一切与死亡、与鬼魂、与地狱联系起来，从而觉得阴森恐怖、后脊发凉。我将目光落在“皮蛋”身上，它正有气无力地趴在笼子里，饿得皮包骨。笼子底下承装粪便的容器里没有尿液，只有几粒干巴巴的拇指大小的粪便。“皮蛋”认出了我，兴奋得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摇头摆尾，在笼子里欢跳。我获得警察的许可，上前给它添加狗粮，它先伸出舌头不停地舔我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又给它添了水，它又先舔舔我的手，再去舔水。
　　两个年轻的男警察在房子里翻箱倒柜地搜寻。为首的警衔最高的中年男警察向我和房东询问一些关于林组长的事情，我们一一照实回答，他用笔捕捉关键词记录。我也从警察那里得到一些讯息，林组长是从海里被冲上岸的，初步判定为游泳溺水而亡，或者跳海自杀。
　　“警察先生，他有一辆自行车特别贵，好像骑出去了，会不会有人谋财害命？”每次上下楼梯都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林组长那鹤立鸡群的自行车，而这几天没被它碍眼。
　　“他的自行车就在海边停着，身上也没有明显外伤，你的怀疑应该可以排除。”警察告诉我。
　　“他还有一张演唱会的票，价值不菲，会不会……”
　　“是不是这张票？”在卧室搜查证物的年轻帅气的警察打断我的话，他戴着白色手套的手上拿着一张刚搜出来的票。
　　“我想是的。”我瞄了一眼，票价两千多，应该就是它了。
　　我继续说：“那一定就是游泳不小心溺亡，自杀的可能性不大，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不是那种会想不开的人。”我始终不相信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会有轻生的念头。
　　“现在不好下定论，凡事讲求证据，等尸检结果出来吧！”中年男警察说。
　　警察最终的结论是游泳溺水而亡。
　　几天后的一个休息日，我恰巧轮休，有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士捧着林组长的骨灰盒，还有一位两鬓斑白的男人，来替他收拾遗物。想必是林组长的妻子和父亲，他们脸上有悲伤过度的憔悴和泪痕，不知道他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他们把林组长的遗物整理出来，满满当当，千里迢迢如何能尽数带回？房东怜悯他们可怜，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除了把押一付一的房租退给他们，还把林组长置办的许多东西——像洗衣机、像咖啡机、像台式电脑，等等，都折价买下来。虽然房东捡了个大漏，但他没有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昧着良心据为己有也算为人地道，况且他给的价钱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至少没有二手回收的商贩心黑。房东还把“皮蛋”买了下来，他的小女儿对它情有独钟。这些天，“皮蛋”一直由我喂养，多少有些感情，可惜我养自己都费劲，更别说再养只只花不挣的宠物。
　　房东在一楼外墙贴出新的招租广告：豪华一室一厅，配套齐全，拎包入住。整栋楼没了一个人，又有几人记得？大家依旧为生活奔波，步履匆匆，忙忙碌碌。只有我失去这座城市唯一可以谈心的人，不免落寞伤怀。我偶尔会梦见林组长，他穿一身紧绷的骑行装，脚踏昂贵光亮的改装自行车，手腕拴着毛茸茸的柴犬，口中哼着欢畅的曲调，慢慢悠悠。一人一车一狗，渐渐地走远，走远，直到模糊了潇洒的背影，消失在绯红的夕阳。我在后面奔跑着追赶，想要兑现承诺，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
　　今天，过完自己的十八周岁生日，回想自己的成年之路，希望把它写下来，以告慰林组长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