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开始行动。他先去见李渊，控告李建成、李元吉种种罪行，并且说：“我对兄弟，没有一点对不起的地方。可是他们却在谋划杀害我！这简直是为我们的敌人报仇。如果我被冤枉害死，鬼魂到了地下，简直没有脸去见被我杀掉的那些盗匪啊！”
　　李渊听了大吃一惊，但他还没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政变，安慰李世民说：“明天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你最好早点上朝来。”
　　六月四日，一大早，李世民就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朝，在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埋下伏兵。这时皇宫内已经有人把李世民控告李建成、李元吉的消息，透露给了李建成。李建成忙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说：“赶快下令我们所控制的军队集合待命，你就借口生病，不要入朝，先看看形势的变化再做决定。”
　　李建成说：“我已经命令护卫军出动，现在沿途戒备森严，我们还是一块上朝去看看事情会弄到什么程度吧。”于是两人一块入朝。
　　这时，李渊已召集了几个大臣。在研究怎么处理李世民对李建成的控告。
　　李建成、李元吉向玄武门进发，走到临湖殿时，就发现情况不妙，两人立即拉转马头，向太子宫奔逃。李世民在后边拍马追上，高呼：“大哥！”
　　李元吉转身搭箭拉弓朝李世民射去，他因过度紧张，三次都没把弓拉满，结果箭只射到半途就落地了。李世民却瞄准了李建成，一箭就把他射死了。尉迟敬德也领着70名骑兵赶来，从左右射击李元吉。李元吉从马上栽了下来，却把李世民的马吓得狂奔，结果被树枝挂住，李世民摔倒在地，一时爬不起来。这时李元吉却冲了上来，夺过李世民手中的弓，打算勒死李世民。幸亏尉迟敬德飞马赶到，李元吉掉头逃命，但还是被尉迟敬德射死。
　　这时，太子李建成府中的部将，已经率领二千精锐部队，攻到了玄武门，同守卫玄武门的禁卫军发生战斗，双方死伤惨重。太子军见一时攻不下玄武门，便扬言要去攻占秦王府。正巧，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赶到了。太子军见李建成已死，便一哄而散，逃到终南山当土匪去了。
　　这时，李渊正在皇宫中的人工湖海池里乘船游玩。李世民派尉迟敬德进宫“保护”，实际上是监视李渊，看他对今天事变的态度如何。尉迟敬德头戴铁盔，身穿铠甲，手拿长矛，威风凛凛地一直走到李渊面前。李渊大吃一惊，忙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叛变，秦王出动军队，已经把他们杀掉了。因为怕有人惊动皇上，所以派我来保驾！”
　　李渊知道大势已去，对身边的大臣说：“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现在该怎么办呢？”
　　大臣们都是见风使舵的好手，谁不害怕尉迟敬德的长矛？于是纷纷劝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李渊也连忙表态说：“你们说得对，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李渊在李世民的武力威胁下，不得不交出政权。
　　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的汇报，才进宫来见李渊。李渊抚摸着李世民的头发，说：“这些日子，我几乎犯了大错！”李世民不好回答，他既不能说父亲犯了错误，又不能说父亲庇护李建成一伙是正确的，便跪在那里大哭了一场。
　　六月四日当天，李渊便下了一道圣旨，说：“朝廷事务，向秦王请示，由他裁决。”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说：“从今以后，不管事情大小，均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国家政权实际上已落到李世民手中。又过了几天，李渊便干脆自称“太上皇”，去颐养天年了。
　　唐王朝的一场危机，能有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李世民很会治理国家。他继位后的一个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
　　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贞观就是李世民当皇帝时的年号。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当然了，纯粹从字面上看，李世民说的这段话也没什么毛病，甚至还颇能体现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因为他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浮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安社稷、利万民”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传》中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史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管、蔡”、“叔牙”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万民”的光辉形象呢？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综上所述，贞观史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
　　也许，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细节被动过手脚，所以像“杨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谋”、“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会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
　　正因为两朝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连一向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下了一道按语：“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
　　关于这个隐藏最深的真相，一部一千年后重现人间的敦煌残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消息震惊中外，可清政府并未对此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于是随后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价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献被西方的探险家和文物掠夺者陆续盗运到了欧洲。在斯坦因（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籍）盗走的文献中，有一部被冠以编号的敦煌写本，内容就涉及了唐太宗和玄武门之变。王国维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份文献的学者，将其命名为《唐太宗入冥记》。这份文献虽然只是唐代的民间话本，算不上正规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里面透露的某些信息却至关重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这个唐代写本虽然体裁近似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却不可等闲视之。换言之，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蕴含的寓意。
　　事实上玄武门之变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
　　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直接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这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尽管这个真相被贞观史臣极力掩盖，但是在现有史料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和疑点。从这些线索和疑点入手，我们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发生战斗的时间，应该是与第一战场、也就是玄武门前的混战同步，也就是东宫齐王兵正猛攻玄武门的那个时候。
　　归绿曰：贞观盛世唐太宗，这是一块美玉；玄武门之变，这是必不可少的瑕疵。以瑕疵否定美玉，本末倒置；瑕疵不在太宗，去之本是正义。
　　绿翁曰：历史唯物主义首先看重人民的利益与评说，首先看重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国家民族为大，封建道德有几许斤两？贞观之治战胜腐败势力，贞观盛世长歌华夏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