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我的宝岛

　　我的宝岛，早就在我版图；我的台湾，永远不能分割。三国结下缘分，隋朝更深一层。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就已经传播至台湾。春秋时期，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当时将台湾称为“岛夷”。到了汉代，大陆汉族人称台湾为“东鯷”，三国时代称之为“夷州”。
　　魏蜀吴三国成鼎足之势后，东吴版图较为狭小，人口亦少，所以东吴常备军很少，孙权屡次进攻合肥，号称十万大军，其实至多有六七万。当时北方人口占据四分之三，而南方仅有四分之一，就人口而言，吴国实力虽好于蜀国，但远逊于曹魏。
　　彝陵之战后，虽然东吴大胜，但诸葛亮殚精竭虑辅助后主，第三次北伐攻占了魏国诸郡，后又南伐诸夷，稳定了蜀国南方边境。魏将满宠筑合肥新城，坚壁清野，孙权多次征讨无功而返。此时是最好的战略休整期，整军备武，扩充兵源正当其时。
　　《三国志》载，“夷州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风流至亶州者”。夷州既有数万户，当可募集士兵，至于亶州因所在绝远，可能士民更多。扩充兵源也就是抓壮丁，这才是孙权派遣卫温等人远航夷州、亶州的真正目的。
　　卫温（？—231年），三国时期东吴将领，曾任将军职。230年（黄龙二年），东吴皇帝孙权命他与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台湾）、亶州。虽未找到亶州，却在台湾当地俘获了数千人而还。回来后，以“违诏无功”入狱被杀。
　　诸葛直（？—231年），三国时期东吴名将，奉孙权的命令和卫温渡海到夷州（台湾）、亶州。回来后，以“违诏无功”入狱被杀。
　　卫温和诸葛直等人是史料记载的最早到达台湾的人。此后，台湾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同大陆的联系逐渐密切。到元世祖时，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东吴虽然擅长航海，以水军见长，拥有东南海防权，但是对于夷州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不了解的，那么就有可能孙权给予了卫温等主将更多的自主权，所以卫温才可以在夷州停留一年之久。然而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所带一万士卒死伤八九，只带回了数千土著士兵。这种蚀本的买卖是孙权所不能容忍的，这才是导致卫温、诸葛直被杀的直接原因。
　　再者孙权一意孤行不听劝阻，导致卫温、诸葛直远航期间损兵折将，东吴实力受损，无疑于打了一场大败仗，也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注定了卫温、诸葛直的罪无可赦。早在孙权派遣卫温等人劳师远航时，大将军陆逊就上疏说：“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果然一如陆逊所料，分毫不差。陆逊还有言：“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直接指出了孙权派遣卫温大军远涉夷州的目的，就是征兵、抓壮丁，扩充实力。
　　另一明眼之人大将全琮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孙权征求全琮出师夷州的计划时，全琮说:“凭我们吴国的威势，攻向哪儿，哪儿不被攻克?然而远方异域，大海阻隔，水土潮湿有瘴气，自古就有，军民进出，一定会生病，相互传染，去的人都害怕不能活着回来，攻克所获又怎能多得?损失江岸的士兵，希望获取万分之一的利益，我还是有所担心的”。结果不幸而言中。
　　孙权是一个非常要强又好面子的人，对于臣子的议论和猜疑具有强烈的自尊，且长期生活在父兄英名盖世的阴影之中。从他晚年好猜忌、残忍好杀来看，他绝对不会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权威，所有的错，都是属下没有正确领会他的英明决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因此，卫温、诸葛直从夷州归来后，“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卫温和诸葛直死得冤枉，但是他们的成果是值得中国人乃是全世界铭记的。作为我国正史记载中最早达到台湾的人，卫温和诸葛直已经在后世得到了认可，并被人记载、铭刻。
　　台湾同胞更是该感谢这两位将军，因为他们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了台湾，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还促进了台湾高山族人和汉人的融合，为后来的台湾社会文化奠定了基础，让台湾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据《三国志•吴志》记载：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领远征水师一万余人渡海到达夷州，由于当时语言不通，又有数千将士因为水土不服病亡，两位将军只得率部返回大陆，同时带走土著数千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陆上汉族人最早的一次去台湾的大规模行动。后来，东吴庙阳太守沈莹写了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异物志》书，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指的是台湾；“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出现了300多年的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战乱连年不断，各个统治集团还无力稳固政权，就更无心顾及一海相隔的台湾了。大陆和台湾的交往也只限于民间的贸易交流，一时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因为有台湾海峡的阻隔而变得有些疏远了。
　　见于现存历史文献上的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第二次接触，发生在隋代。隋代称台湾为“流求”。关于台湾和大陆这时期的相互往来，可以从《隋书》的文献上得到证实。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开掘运河，修筑长城，开辟驰道，三征高丽。隋炀帝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位有志于“海上远略”的君王。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海师何蛮等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隋炀帝虽然没有急于表态，但内心还是蠢蠢欲动。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根据海师何蛮奏报，“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这一次到了流求国后，因为言语不通，只是掠一人而返。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隋炀帝深感不满。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王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归”。“布甲”，流求人用苎麻纺成布后编织的铠甲。两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炀帝有些恼火，决定以武力征讨。
　　《隋书•陈棱传》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陈棱拜武贲郎将；后三岁（大业六年，610年），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随后发生的事情，在《隋书•流求国》中有所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渝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送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带着隋炀帝对流求“先礼后兵”的方针和策略，肩负皇帝对自己的重托和厚望，陈棱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流求。由于招抚行动受到了当时流求统治集团的强烈反对，流求王欢斯渴剌兜甚至派兵对抗，拒绝接受“招抚”。和平解决流求问题的计划破灭后，陈棱只得率军用武力迫使其臣服，结果大败欢斯渴剌兜兵。陈棱乘势攻破流求王的都城，杀死了流求王欢斯渴剌兜，并俘虏了一万七千人而还。
　　隋炀帝杨广对台湾的征伐，不过是当时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对台湾的一种短暂的经略行动而已。隋炀帝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在于让台湾臣服，让台湾人民知道当今天下是大隋的天下，其中多了一些天朝霸气，少了一些人文关怀，没有考虑打下台湾来以后，该怎么管理台湾和发展台湾，而只为逞一时之能，泄一时之愤，所以使隋炀帝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变成了“虎头蛇尾”，甚至有些徒劳。由于没有留下驻防台湾的军队，没有设置相应的官府机构，没有真正把台湾和台湾人民放在心上，随着军事行动结束，大陆武装离开台湾后，台湾与大陆的政治接触又重新被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所阻隔。尽管如此，隋炀帝对台湾的行动，毕竟给后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台湾军情、民情的机会，为台湾后来的归附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