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秦始皇并吞六国，秦国七代君王大一统梦圆，中央集权，社会大改革，奠定千年基业，只可惜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开国汉朝，汉武帝刘彻荡平匈奴，汉朝形成汉族，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中华民族又一波很大的进步，盘古、四界大元首府和昊天书院以至诸神万仙，无不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各种研讨会林林总总、热热闹闹。
　　任烛、盘古、李世民、寿闯、文更星忙得团团转。
　　西汉研讨会在汉都长安举行。诸神众仙，纷纷来到秦岭太白山顶平台虚拟会场。
　　李世民：“西汉建立后采取与民休息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休养生息’政策。休养生息政策自刘邦开始，历经几代统治者，执行了六七十年。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
　　秦始皇嬴政：“刘邦称帝后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郡县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另外，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汉朝这一系列政策大体维持了一时和平，但亦引致一系列问题，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侵略日频，威胁边区和平。”
　　李世民：“刘恒即位后减轻人民的负担，减轻刑罚，其子汉景帝即位后，也持续此种政策，文景二帝都是道家思想的推崇者，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因此历史上将此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任烛：“文帝时，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以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
　　归绿：“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
　　文更星：“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的雄厚，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盘古：“经过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汉王朝国势蒸蒸日上，经济雄厚，为大汉盛世的到来和大规模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更星：“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内则实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并召开‘盐铁会议’将制盐和制铁的事业收为国有。对外派卫青和霍去病对外三度攻匈奴，把匈奴驱逐至漠北地区、打通西域，开创‘丝绸之路’；但对外的战争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汉武帝时国家的税收再次增加，同时将刑罚也再次加严，后期因此发生了一些暴乱；开销甚大，因此创立‘均输’、‘平准’官，与民争利。”
　　李世民：“另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朝廷正统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潮流。”
　　盘古：“汉武帝时期，四处征战，吞并朝鲜、收复南越、降服西南夷、远征大宛，威震西域，开疆拓土，建立了‘北绝大漠、西愈葱岭、东至朝鲜、南到大海’的广袤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
　　文更星：“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西汉是强盛的一代，而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功莫大于秦皇汉武’，西汉中期是汉朝最强盛的时段，也是中国历史的三大盛世之一。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因此受到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叹。”
　　妇好：“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归绿：“刘彻死后，汉昭帝、汉宣帝先后即位，他们在任时，汉朝经济繁荣，政治稳固，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疆域辽阔，史称‘武昭宣盛世’。”
　　司马迁：“这一时期，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匈奴归附汉朝，中原与西域开始交往并且逐渐频繁。汉宣帝于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曾联合乌孙打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南匈奴投降，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北匈奴郅支单于被陈汤斩杀于康居，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
　　李世民：“公元前61年（神爵元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在乌垒城，正式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总管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新疆开始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盘古：“汉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到了汉惠帝、吕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
　　正义神左宗棠：“汉武帝时期，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
　　智慧神诸葛亮：“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西汉前期是实行征兵制，以正卒两支来守卫京师。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归卫尉率领；另一支为北军，保卫京师，归中尉率领。两支各有两万人。武帝时，各减至一万人。正卒一年一轮换，不利于保卫京师。武帝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
　　晁错：“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
　　任烛：“西汉时牛耕更加普遍，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司马迁：“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董仲舒：“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修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李斯：“与此同时，又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秦始皇：“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桑弘羊：“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我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贾谊：“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李世民：“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到汉武帝即位时，西汉人口已经上升到5000多万。但是到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军事行动，人口降到武帝初年的一半。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相当缓和的政策。至汉平帝时，人口已经达到5960万，接近六千万。”
　　贾谊：“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国后，汉朝有鉴秦亡经验，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国，是为黄老之术。直到汉武帝时，思想上已有大改变，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儒学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之始。“
　　任烛：“《史记》由司马迁所著，是中国第一步纪传体通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晁错：“西汉国家宗教的建立，本意在于强化君权，但在方士的影响下，汉武帝时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于追求一己成仙。经过儒生的不断努力，通过改变祭祀地点、仪式与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汉末期使国家宗教政治伦理化，并恢复了其世俗性功能，从此，封建王朝的国家宗教才成为维护统治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
　　寿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著作。另外，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天文记录，包括公认的人类第一次对太阳黑子的记录，此外针灸和造纸术可能是在西汉时期被发明的。”
　　任烛：“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李世民：“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归绿：“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李世民：“这次会后，我们要接待抗击匈奴的英雄，接待工作结束后，我们的研讨会继续进行。”
　　任烛：“今天的与会者全部参加接待工作。我们拿出敬意、拿出真情，把抗击匈奴的英雄接待好，把英雄的伟大爱国精神传之千古、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