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强国之路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
　　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
　　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
　　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徭役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文景两代，继续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汉文帝刘恒，高祖中子，母薄姬。前一九六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恒为代王。
　　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前一八〇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桓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他好“黄老之学”，在位二十三年，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利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文帝与其子景帝的两代统治，历来被视为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前一五七年，文帝去世，终年四十六岁，葬霸陵。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前141）字开，是汉文帝的长子。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后因采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封地，引起七国之乱，幸赖太尉周亚夫平定，自此中央权力巩固，诸王毫无实力。在位十六年崩。
　　汉初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文,景二帝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世称为文景之治。为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末农民起义，推动了社会进步；秦末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让步。
　　汉景帝也像文帝一样，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决心把国家治理好。景帝当太子的时候，有个管家的官员叫晁错（音ｃｈáｏAｃｕò），才能挺不错，大家把他叫做“智囊”，汉景帝即位以后，把他提升为御史大夫。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但是同时又有二十二个诸侯国。这些诸侯都是汉高祖的子孙，也就是所谓同姓王。到了汉景帝那时候，诸侯的势力很大，土地又多，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音ｂì），更是骄横。他的封国靠海，还有铜矿，自己煮盐采铜，跟汉皇帝一样富有。他自己从来不到长安朝见皇帝，简直使吴国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晁错眼看这样下去，对巩固中央集权不利，就对汉景帝说：“吴王一直不来朝见，按理早该把他办罪。先帝（指文帝）在世时对他很宽大，他反倒越来越狂妄自大。他还私自开铜山铸钱，煮海水产盐，招兵买马，准备叛乱。不如趁早削减他们的封地。”
　　汉景帝还有点犹豫，说：“好是好，只怕削地会激起他们造反。
　　晁错说：“诸侯存心造反的话，削地要反，不削地将来也要造反。现在造反，祸患还小；将来他们势力雄厚了，再反起来，祸患就更大了。”
　　汉景帝觉得晁错的话很有道理，决心削减诸侯的封地。诸侯大多不是荒淫无度，就是横行不法，要抓住他们的罪恶，作为削减封地的理由，还不容易！过了不久，有的被削去一个郡，有的被削掉几个县。
　　晁错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从家乡颍川（今河南禹县）特地赶了出来。他对晁错说：“你当了御史大夫，地位已经够高的了。怎么不安分守己，硬管闲事？你想想，诸侯王都是皇室的骨肉至亲，你管得着？你把他们的封地削了，他们哪一个不怨你，恨你，你这样做究竟是为的什么？”
　　晁错说：“不这样做，皇上就没法行使权力，国家也一定要乱起来。”
　　他父亲叹了口气说：“你这样做，刘家的天下安定，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老了，不愿意看到大祸临头。”
　　晁错又劝了他父亲一阵。可是老人不体贴晁错的心意，回到颍川老家，服毒自杀了。
　　晁错正跟汉景帝商议要削吴王濞的封地，吴王濞先造起反来了。他打着“惩办奸臣晁错，救护刘氏天下”的幌子。煽动别的诸侯一同起兵叛乱。
　　公元前１５４年，吴、楚、赵、胶西、胶东、甾川（甾音ｚī）、济南等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
　　叛军声势很大，汉景帝有点吓了。他想起汉文帝临终的嘱咐，拜善于治军的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名将军去讨伐叛军。
　　
　　那时候，朝廷上有个妒忌晁错的人就说，七国发兵完全是晁错引起的。他劝汉景帝说：“只要答应七国的要求，杀了晁错，免了诸侯起兵的罪，恢复他们原来的封地，他们就会撤兵回去。”
　　汉景帝听信了这番话，说：“如果他们真能够撤兵，我又何必舍不得晁错一个人呢。”
　　接着，就有一批大臣上奏章弹劾晁错，说他大逆不道，应该腰斩。汉景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竟昧着良心，批准了这个奏章。
　　一天，中尉来到晁错家，传达皇帝的命令，要他上朝议事。晁错还完全蒙在鼓里，立刻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
　　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忽然拿出诏书，要晁错下车听诏。中尉宣布了汉景帝的命令，后面一群武士就一拥而上，把晁错绑起来。这个一心想维护汉家天下的晁错，竟这样莫名其妙地被腰斩了。
　　汉景帝杀了晁错，派人下诏书要七国退兵。这时候吴王濞已经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他听说要他拜受汉景帝的诏书，冷笑说：“现在我也是个皇帝，为什么要下拜？”
　　汉军营里有个官员名叫邓公，到长安向景帝报告军事情况。汉景帝问他说：“你从军营里来，知不知道晁错已经死了？吴楚愿不愿意退兵？”
　　邓公说：“吴王为了造反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了。这次借削地的因头发兵，哪里是为了晁错呢？陛下把晁错错杀了，恐怕以后谁也不敢替朝廷出主意了。”
　　汉景帝这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后悔已来不及。亏得周亚夫很能用兵。他先不跟吴、楚两国的叛军正面作战，却派一队轻骑兵抄了他们的后路，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楚两国军队没有粮食，自己先乱起来。周亚夫才发动精兵出击，把吴、楚两国的兵马打得一败涂地。
　　吴、楚两国是带头叛乱的，两国一败，其余五个国家也很快地垮了。不到三个月时间，汉军就把七国的叛乱平定了。
　　汉景帝平定了叛乱，虽然仍旧封了七国的后代继承王位，但是打那以后，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国里征收租税，不许干预地方的行政，权力大大削弱，汉朝的中央政权才巩固下来。
　　汉景帝希望克制自己的欲望，引导人民走向善良，通过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在人们心目中高度合理化，所以文景之治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汉景帝的确是一代明君。文帝时期一些宽松的法律被取消了，所以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了大批的殉葬，所以他所重用的大臣几乎个个不得善终，但是他的统治是比较清明的，社会是安定的。他统治了十六年，四十八岁时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