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秦王辨才

　　吕不韦一倒台，秦国一些贵族、大臣就议论起来，说列国的人跑到秦国来，都是为他们本国打算，有的说不定是来当间谍的。他们请秦王政把客卿统统撵出秦国。
　　秦王政接受这个意见，就下了一道逐客令。大小官员，凡不是秦国人，都得离开秦国。
　　有个楚国来的客卿李斯，原是著名儒家学派代表荀况的学生。他来到秦国，被吕不韦留下来当了客卿。这一回，李斯也挨到被驱逐的份儿，心里挺不服气。离开咸阳的时候，他上了一道奏章给秦王。
　　李斯在奏章上说：“从前秦穆公用了百里奚、蹇叔，当了霸主；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了张仪，拆散了六国联盟；昭襄王有了范雎，提高了朝廷的威望。这四位君主，都是依靠客卿建立了功业。现在到大王手里，却把外来的人才都撵走，这不是帮助敌国增加实力吗？”
　　秦王政觉得李斯说得有道理，连忙打发人把李斯从半路上找回来，恢复他的官职，还取消了逐客令。
　　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于韩人间谍郑国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等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有一次，青年李斯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厕所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李斯认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
　　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决定到秦国去。秦王政用李斯当谋士后，一面加强对各国的攻势，一面派人到列国游说诸侯，还用反间、收买等手段，配合武力进攻。韩王安看到这形势，害怕起来，派公子韩非到秦国来求和，表示愿意做秦国的属国。
　　韩非也是荀况的学生，跟李斯同学。他在韩国看到国家一天天削弱，几次三番向韩王进谏，韩王就是不理他。韩非满肚子学问，没被重用，就关起门来写了一部书，叫《韩非子》。他在书中主张君主要集中权力，加强法治。这部书传到秦国，秦王政看到了十分赞赏，说：“如果我能和这个人见见面，该多好啊。”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将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及著作。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书。
　　韩非出身韩国宗室，约韩釐王十五年（前280年）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的一个贵族之家。
　　韩釐王二十年（前275年），韩国难深重。韩非始读“家有之”的商、管之书和孙、吴之书，也读各类杂书。
　　韩桓惠王十年（前262年），秦将白起率兵攻韩，一下攻取五十城。韩国上党郡守降赵，韩国统治层开始分崩离析。在此前后，青年韩非开始上书，这个历程约为五年。
　　韩桓惠王十五年（前257年），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能寻访任用贤明的人才，反而提拔浮夸之人在有实际功绩的人之上，于是开始埋头著述。
　　韩桓惠王十九年（前253年），荀子离开稷下后，来到楚国，春申君任命其为兰陵令，继续受徒教学。在此前后，韩非投奔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同学者有李斯等人。
　　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他看到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若能见到此人，与他交游，便是死也没遗憾了。”韩王安三年（前235年），因秦国攻韩，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与韩非谋划削弱秦国的实力。
　　李斯、姚贾陷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诸侯各国，韩非终究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他，留他很长时间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罪于他依法惩治他。”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很对，便将韩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没能见到。后来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著作。在这些文章中，韩非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天子弱小而诸侯强大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像“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资”“兼天下”之类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
　　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内储说下》），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也加深了君臣的矛盾。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韩非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实际出发，而一味地美古代先王，去法古代，“非愚则诬”（《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革，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上古竞于道，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实行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对建度井促成大统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韩非的这种具有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和思想武器。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韩非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韩非把三者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他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发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在韩非死后，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韩非法治思想在后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
　　韩非之学成为法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韩非在认识论方面很注重唯物主义的“参验论”。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主张“缘道理”办事，指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投（箭靶）”（《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育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是比较研究，“验”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检验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
　　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该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予以惩罚。
　　韩非有轻微口吃，但却是文笔流畅的优秀作家。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韩非子》中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些取材于社会见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韩非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瑰宝。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辱，历代王候，征夫思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这一回，韩非受韩王委派来到秦国，看到秦国的强大，上书给秦王，表示愿为秦国统一天下出力。这份奏章一送上去，秦王还没考虑重用韩非，李斯倒先着急起来，怕韩非夺了他的地位。他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大王兼并诸侯，韩非肯定要为韩国打算；如果让他回国，也是个后患，不如找个罪名把他杀了。”
　　秦王政听了这话，有点犹豫，下令先把韩非扣押起来，准备审问。韩非进了监狱，想辩白也没机会。李斯却给他送来了毒药，韩非只好服药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