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李悝变法

　　李悝（lǐkuī）（前455——前395年），濮阳人，战国时政治人物，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李悝变法是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
　　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李悝生活的年代，正是战国初期。封建经济已经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由于新建立的封建政权，面对着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确保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战国初期各个国家纷纷掀起变法运动。
　　当时的魏国，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是在外部环境上，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烈，外部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魏国本身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魏国又不如赵国。为了增强魏国实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变法图强。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国的国君，被周天子承认，完成了三家瓜分晋国的最后一步，成为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家。作为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立国初期的运气很不好，魏国的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基本都位于中原的腹地。魏国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在地利上处于劣势。
　　在魏国立国的早期，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
　　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
　　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
　　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
　　第四就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兵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
　　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世袭制的废除，向各国招纳贤才，使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有了英才荟萃的局面。李悝变法的第二条，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在此过程里完成。李悝变法的第三条，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第四条的作用，对于当时的魏国是最直接的。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这四条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不久的将来，诸多变法家奔走列国，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范本。
　　作为战国诸侯中第一个变法者，魏国的国势，在魏文侯在位的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魏文侯在位的50年，是魏国雄霸天下、称雄于诸侯的50年。
　　前395年，盘古、任烛、文更星从灵堂里把李悝迎上光明殿，为他开会庆功。
　　盘古：“李悝的改革不仅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李悝开始，战国时代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的革新逐渐进入更深入、更广泛的层面，即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动。由此，中国文明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
　　李世民：“李悝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变法，其内容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其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
　　孔子：“李俚变法不仅揭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序幕，而且在魏国首先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制，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正义神左宗棠：“《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智慧神诸葛亮：“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李悝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
　　李悝：“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对于统治者来说，‘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也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妇好：“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为了达到地尽其利，乃‘开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举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认，宣布旧田制的终结，而造就了秦国的富强。”
　　归绿：“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伏羲：“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任烛：“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文更星：“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李世民：“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归绿：“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任烛：“法家思想和当代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