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交友不慎

　　七
　　春花睡着了，床头插着一张纸牌，纸牌上用红笔写着“19床”，身上盖着一条白色印有红十字的被子，而她的手和脚还牢牢地捆绑在床的横杆上，瘦削的面容使我心里掠过一阵尖锐的刺痛。我站在春花病床前，俯身去解捆扎着她手腕的绳子，还没解开绳结，值班护士忽然从走廊冲进来喝斥我：“你干什么？谁让你解绳子了？好不容易才请来帮手把她捆绑起来，你给她解开了，再发作，谁来捆绑？胡闹！”
　　我缩回手，愣愣地看着这个凶巴巴的护士，指了指春花的手和脚，嗫嚅道：“那这个绳子什么时候解开？”
　　“什么时候解开绳子，不是我能决定的，要主治医师说了才算。”护士说，“像你老婆这么狂躁的病人还很少见，一两天是不会给她松绑的。”
　　“那她吃饭上厕所怎么办？”我说。
　　“这个不是你操心的，我们自有办法。”护士抬起手来把我使劲向走廊推，凶巴巴地说，“你不要待在这里，病人醒了，我相信她也不希望看见你。”到了走廊上，护士走到防盗门边，打开了锁，闪在一旁，让我出去。我走到门口，她又说：“治疗期间不要频繁探视，祝医生都跟你说了吧？”我点了点头说：“都说了。”护士说：“以后对你老婆好一点，不要让她精神再受刺激，这个病容易反复，医生都不希望病人回头。”
　　值班护士与祝医生的话尽管难听，但表达的都是对病人美好的愿望。出了病房，我回味着他们的话，下定决心从此以后洗心革面，远离赌博这个怪圈，好好对待春花，把儿子抚养成人；等儿子长大了，我一定要教育他千万不要沾染上赌博的恶习。
　　天已经黑了，夜空中没有星星，春天的夜风吹在身上冷飕飕地。驾驶员不知什么时候把车子开进医院，停在了门诊部前的水泥地上。我们上了车，驶出医院大门，原路返回。路边的摊贩早已撤去，路上车流少了，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在街头漫步，店铺大都已经关门打烊，只有两家超市和三四家服装店里面有人影晃动。车穿镇而过，路灯没有了，公路和四周一片漆黑，借着远处民房散发出来的零星的灯光，不远处山峦的影子依稀可辨。车到了县城边，路灯又多了起来，组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灯的河流。驾驶员注视着前方，在一个交叉路口，问我是原路返回还是穿县城而过。还没待我回答，他又说，此刻县城车流少，红灯少，而乌石只有镇上有几盏烂橘子一样的路灯，大都的路段是一片黑灯瞎火。
　　“那就走县城吧，正好请你吃晚饭，肚子饿了吧？”我说。
　　“吃不吃晚饭都无所谓。”司机说，“老哥你老婆住下了？”
　　“住下了，谢谢你，让你久等了。”我一声长叹。
　　“等，在我们是家常便饭。”司机说，“冒昧地问一句，她这是怎么了？”
　　“家庭琐事。”我抬手指了指脑子说，“人脑子就跟机器一样，想多了，也是要出故障的。”
　　“老哥你是做什么的？”司机继续问。
　　我告诉他我在林场做会计。司机吃惊地回头看了看我，“林场是县直属事业单位，公务员待遇，看你老哥人也不错，你老婆还有什么不称心的？”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说，“女人嘛，我算是琢磨透了，太脆弱了，一点点委屈都可能酿成大错。”
　　车从北面进城，路上的小车明显比公交车多了，经过的公交站台大都空荡荡的，沿途霓虹闪烁，灿烂的灯火将县城的夜晚装扮得流光溢彩。我疲惫不堪地仰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想睡一觉，但闭上眼睛后，脑子里乱糟糟的，只听见车轮发出细微的碾压和摩擦声，呼呼的晚风仿佛是无数双手在拍击车窗，闪烁的路灯就像萤火虫一样在脑海里飞舞。我尽管疲惫不堪，却无法入睡，因为我饥肠辘辘，真的饿了。
　　“你找一家小吃部或者大排档，我们先把肚子填饱。”我对司机说。
　　司机把车开到一家叫“常相聚”的餐馆门前停了下来，他说，这家餐馆接纳的大都是工薪阶层的食客，主打菜都是平民百姓喜欢吃的家常菜，冲着菜的价格公道和实惠，我们几个驾驶员送客进城，基本上都来此消费。
　　一进门他就与服务员打招呼，彼此显然很熟。他那口气，好像是他做东，我倒成了他的客人。他领着我在一张餐桌边坐下来，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菜谱点了三菜一汤，然后把菜谱交给服务员，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催促：“快一点，我们还要赶着乘飞机去北京呢。”
　　我被司机的幽默逗乐了，从口袋里掏出烟给了他一根，说：“贵姓？”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老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司机掏出火机“啪”地一声点着了烟，又把那簇火苗送到我跟前。我点了烟，奇怪地看着他，说：“在小区门口我就觉得你眼熟，好像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司机抽了一口烟，手伸进西装口袋往外掏，却什么也没掏出来，说：“丢在车子上了，待会儿丢一张名片给你。我只要提到一个人，你马上就想起来了。”我说：“谁啊？你说说看。”司机说：“司令这阵没跟你在一起玩啊？”
　　我猛然想起来去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随老全去鱼棚打牌的情形，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隐隐作痛，我掩饰着不快说：“想起来了，原来是你啊，你姓林？”
　　“我叫林定福，”他说，“老哥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吩咐谈不上。”我说，“今天谢谢你。”
　　“不客气。”他望着我说，“老哥姓江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姓江？”我很诧异。
　　“你的名字如雷贯耳，在赌场混着的，谁不知道？”林定福说。
　　我感到耳根一阵阵发烧，说：“我老婆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赌博惹的祸啊。”
　　“话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嗜好呢。”林定福说，“江哥，你老家不在本地？听你说话的口音好像是外地人。”
　　这时候服务员端来两杯茶，分别放在我们面前，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我是本地人，我在浙江当了四年兵，在部队的时候，说普通话，口音就有些变了。”
　　“是这样啊。”林定福说，“看老哥的举止就是见过世面的。”
　　“哪里，你恭维我呢。”我长叹一声，“不学好啊，好赌，老婆吵死了。”
　　“原来你老婆这样子就为你赌博啊？”林定福说，“不过呢，话说回来，玩归玩，家总要顾好的。”
　　我们胡乱交谈着，林定福抽完了一根烟，我喝完了一杯水，服务员菜也上齐了。林定福问我喝什么酒。我说：“家里出了这种事，那一摊子还要回去面对呢，哪有心情喝酒。”
　　“那我就不勉强了。”林定福说，“我其实也好两杯，可是现在驾驶员不允许喝酒，逮到一次就完了，想喝也不敢啊。”
　　林定福说完举起手冲服务台招了招，让上两碗米饭。服务员走过来说：“林师傅，不喝酒啊？”
　　“你成心要我酒驾？”林定福说。
　　“不好意思。”服务员指了指我，“我是说这位先生，他也不喝酒吗？”
　　“我不喝酒，我们还要赶着回去办事情。”我说，“你快点给我们上饭。”
　　服务员答应着转身去了灶房，很快手里端着一个铁盘走过来，她把铁盘里的白瓷碗放在桌子上，瓷碗里白花花的米饭散发出诱人的粮食的清香，让我深深地感到大米从未有过的美味。看得出来，林定福也饿了，他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着米饭，一会儿就吃完了一碗，拿起瓷碗里的木勺又添了一碗。我虽然早就饿了，但端起了饭碗，忽然想起来那天在家里吃了一半的那顿晚餐，悲从中来，食欲像兔子一样从我身边溜走了。
　　我边吃边想着家里的事情，所以吃得很慢，没待我吃完，林定福已经把账给结了。我反应过来，推开碗就走了过去，掏出一百块钱硬塞给他，他坚决不肯要，指着我没吃完的饭碗说：“你还没吃好呢，不急，我在门口等你。”我觉得不过意，仍然与他僵持着。他举起手臂，猛地劈下，说：“干什么啊，有意思吗？”他说着就向餐馆门口走，边走边回身对我说，“江哥，你老婆住院的钱还是我凑给你的，你就别跟我争了，来日方长，以后你请我的机会多呢。”
　　我没吃完就跟着他出了餐馆。车出了县城，车辆明显地少了，林定福与我聊起来，他告诉我，他也是龙泉镇上的，开出租五年了，开车前他干过好几个行当，做过保险和传销，干过复印和广告设计，还与人合伙开过服装店，折腾来折腾去，最终都失败了。
　　“现在我就认准了开车，再也不改行了。”他说。
　　我问他多大年纪，他说他二十八了，老婆在龙泉镇中学当老师，女儿上幼儿园。我颇感吃惊地说：“你老婆这个职业不错，当初怎么认识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一个开出租车的配不上老师是吧？我告诉你，我还真不稀罕，她要是觉得嫁给我委屈了，提出离婚，我他妈的立马签字。”
　　林定福打开了话匣子，接着给我讲了这桩婚姻的来龙去脉。原来，林定福的父亲是政府官员，干了十多年副镇长，分管文教卫生，在职的时候，托人撮合了这桩婚姻，而今，教师的待遇却像连逢了几场春雨的江滩的芦苇，一劲儿地疯长。
　　我们正聊在兴头上的时候，车不知不觉到了龙泉镇，驶过两家服装厂，一家私营停车场，几家饭店和超市，最后穿过一片荒地，在天逸小区门口停下来。我下了车，反手把车门关上，举起手来跟林定福告别。林定福从驾驶座前的一个盒子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江哥，知道你现在缺钱，介绍一个项目给你，小额投资，高额回报，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我审视着他，见他一脸的庄严，我不忍令他失望，苦涩地笑了笑，说：“兄弟，发财的念头谁都有啊，可是，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太大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你做不到的。”林定福说，“只要你想富裕，你就能富裕，关键是要转变理念。”
　　我没有精神听他绕口令似的吹牛，举起手来向他挥了挥，转身向小区大门走。林定福头伸出车窗，在我身后大声说：“哥，我是认真的，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丈母娘独自坐在厅里打盹，我开门的声音把她惊醒了。她揉着眼睛站起身向我走过来，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手，颤声说：“春花她怎么样了？住下了？”
　　我点了点头，看着丈母娘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的面容，我心里一阵阵绞痛。我说：“妈，春花没事，您别担心，医生说，只是一时情绪激动，住几天就好了。”
　　丈母娘机械而茫然地点着头，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春花春花”。我走进厨房，见还是冷锅冷灶，就走出来问丈母娘吃了没有，丈母娘说，她吃过了，是我大连襟宋家宝送的晚饭。我吃惊地说：“大哥来过了？他知道春花住院了？”丈母娘说：“你走后，春琴打电话来问，我告诉她，你送春花去医院了。”又说，“小宋走的时候说，他和春琴打算星期天去医院看春花。”我又走进厨房，灌满一壶水，插上电源，然后去卧室看了看已经熟睡了的儿子，轻轻带上门，走回大厅。丈母娘走过来对我说，她想回去。我说：“妈，天这么晚了，您就在这儿歇着吧。”丈母娘左右为难地看了看卧室。我看出来，她是顾忌到我家只有一张床铺才要回去，我说：“妈，我在书房里睡，您带着越越睡，将就一宿。”丈母娘说：“书房里又没有床，你会着凉的，我还是回去吧。”我走进卫生间旁边堆放杂物的库房，找出那张夏季才拿出来用的竹制单人床，拿到书房，铺展开来；又走进卧室，打开衣橱，抱出一床棉被，丈母娘这才不再坚持要回去了。我回到厅里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新闻，厨房传来电壶的警报声和“噗噗”的水撞击电壶盖子的声音。我起身走进厨房，把开水灌进暖瓶，洗了脸烫了脚，和丈母娘打了声招呼就朝书房走去。
　　走到书房门口，我又回头说：“妈，我累了，明天还要上班，我先睡了，您也早点歇着。”
　　丈母娘说：“你先睡吧，我看会儿电视。”
　　第二天上午我在办公室做什么都心不在焉，有点坐立不安，熬到下班，回家吃了午饭，睡了个午觉，感觉精神才恢复了。洗了个热水澡，又去单位上班，状态明显恢复了。搬出账本，把最近的过往明细一一入账，又把银行的账单分门别类装订好，其间，上了两趟厕所，不知不觉，太阳就爬过了办公楼前那片树林。快要下晚班的时候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听后，才知道是林定福。他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单位上班。他说，他带了一个朋友来，要与我谈昨天在车子上说的事情。我一时想不起来在车上说了什么事情，只当他是来拿钱的，我说：“你进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结束了通话，我问林美娟身上有没有现金。林美娟奇怪而警觉地看着我，说：“现在要现金干什么？手又痒痒了？”我说：“不是，昨天向一个司机借了几百块钱，他人来了。”林美娟说：“我身上没有现金，只有从账上挪了，不过，你知道这是违反财务制度的，你得及时补上。”我说：“区区几百块钱没什么，干脆你就挪一千给我，几百是挪，一千也是挪，性质是一样的。”林美娟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牙，说：“公事公办，你打个条吧。”我不高兴了，说：“你别小题大做好不好，一千块钱也要打条？”林美娟说：“手续还是要履行的，人熟礼不熟。”我动作粗鲁地从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拿出笔，龙飞凤舞地写了张借条递给她。林美娟把借条夹在一个笔记本里，拿出钥匙，打开保险柜，拿了一千块钱递给我，我把钱揣进口袋就下楼了。
　　还没走出办公楼，就看见一辆陈旧的浅蓝色轿车正缓缓驶入林场大门，奇怪的是，林场办公楼前一大片空地，车却绕过办公楼停在了围墙边的一块半坡上。车门打开，林定福和一个年过半百的陌生人微笑着向我走来。
　　我领着他们进了办公室。林美娟主动回避，到别的办公室找同事聊天去了。我给林定福和陌生人一人泡了一杯茶，寒暄了几句就坐进入了正题。林定福给我介绍说：“这位是李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公司的李总，也不便问，谦恭地站起身与他握了握手。接着林定福又指着我对李总说：“这位是林场江会计。”李总声音嘶哑，笑起来像公鸭在叫唤，他笑了一嗓子，又笑了一嗓子，说：“咱们一回生二回熟，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说着他又大声笑了起来，林定福也跟着笑。我也附和着笑了笑，连连点头，说：“对对，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