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心灵之痛 1

　　从白梦家的后门出来，不到一分钟，他就走到了弄堂口。他看了一下白梦家的前门，那扇漆成黑色的铁皮门。这时，仿佛有笑声传出来。“别了！”他想，这个多少曾令他感到不可企及的大学生的“圈子”，由于因缘际会，让他闯入进去窥见了一斑。心中不再有昔日的一种神秘感觉了，甚至感到有些失望。这些被称为“天之骄子”莘莘学子，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那么高贵，他们的精神世界，甚至是平庸、自私的。当然，他也想到是否是时代变了，是自己已落伍了？
　　他想到了八九年前，在学校的时候，那时自己虽然只是个高中生，但意气风发，志存高远，想到的都是人民、民族的大事。当时，他向往的是文学类专业，也写过一些分行的、称之为诗歌的文字，虽然多半还是宣泄自己的青春苦闷的东西；但内心里多渴望写出那种“为人民代言”的诗，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诗人。那是一个多少有些狂热而伟大的时代，像后来的“全民经商”一样，那时仿佛是一个“全民写诗”的年代，到处有人写诗和举办诗歌朗诵会或赛诗会。在《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等诗集的一版再版的鼓舞之下，当时的诗坛上，诗歌仿佛吹响着抒发时代激情和理想的号角。诗在这个时代，也好像不仅是表达理想、抒发激情的工具，在人们感觉中似乎还能干预现实政治，甚至还能通过诗歌平反冤假错案，或者说，是通过诗歌在亿万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以达到问题的解决。在人们眼里，诗人都是高情远致的一批人。他也深信他们是一批灵魂的高贵者，从“高贵（尚）是高贵者的墓志铭”等的诗句中，他也看到了诗人灵魂的高贵和痛苦。
　　现在已是他同事的陆志荣，当时为了一睹诗人的风彩，竟乘一夜火车赶一场诗歌朗诵会。
　　而他也为了去市工人文化宫听这场高规格的诗歌朗诵会，兴奋了好多天。他还听说，手中的那张用二元钱买来的门票，已被人炒成十几元、甚至二十元一张，二十元在当时是许多人的近半个月工资。到了朗读会的那天，与会者人山人海，没有票子的人也都去了。多处门窗被挤坏，无数没有票子的人也挤进了会场，朗诵会根本无法正常进行。他虽有票子，但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那里去，被挤在一个窗边无法动弹。
　　窗口上已爬满了人，窗外还有许多人想爬窗进来。
　　“你们快跳进去！”窗外的人催着爬于窗口上的人。
　　“要跳到人家头上去了。”窗口上的人为难地道。
　　已经在室内的人，显然是其中一些买过票子的人，开始指责起爬窗的人是在破坏朗诵会。
　　“你们没有票就不要来！”
　　“我们又不是不想买票，是买不到。”
　　“买不到不是理由。”
　　“诗歌不仅仅属于有票人的，诗歌是人民的。”
　　他一听，觉得蛮有意思，也说了一句：“诗歌是人民的，可你们这样做，不像是来听诗歌的，倒像是来看江湖上‘卖拳头’的。”他说的江湖上“卖拳头”的，是指一些有真功夫的拳师，为生计所迫，行走于江湖，在街头卖艺，表演内功或拳法。如一度大名鼎鼎武术大师，山东大汉马永贞，早年也在上海街头卖艺，让路人使力朝他肚皮上狠击三拳，他可以做到纹丝不动，路人一高兴就给他一、二个铜板。人们称这些人是“卖拳头的”。他说人家像来看“卖拳头的”，有指责人家爬在窗上听诗是有扫斯文的意思。
　　“是有点不妥。”那个就在他头顶上方的、爬于窗口上的人听了他的话，也似乎有些惭愧了。但又不服地道：“换了你没票，你也会爬窗来听的。隔窗听课、听诗，应该是被鼓励行为。不是有‘凿壁偷光’的故事吗？”此人就是他后来的同事陆志荣。
　　他当然从一本励志的书上看到过这个故事，也看到过其中王冕学画的故事。因此道：“精神可嘉，但你们已爬在窗口上了。”意思是王冕也仅仅躲在窗口外听老师上课。他又劝说道，“你还是下去吧！”
　　爬于窗上的陆志荣道：“我们下去了，还会有别的人爬上来的。”
　　“这你不要多管了，”他道，“每个人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你说的道理，我也懂。只是……”
　　“你想说太饥渴了吗？但这样乱糟糟的，真能开朗诵会吗？”
　　“没有我，也不见得就可开了！”
　　他这时又无奈、又感叹地道：“一个诗歌朗诵会开成这个样子，也是世界上也不见得有的！也许是个奇迹！”
　　“你要知道，我从东港（市）赶来，坐了一夜火车。”这时，陆志荣也感叹道，“就是想见一见到会的几位诗人。”
　　他同情起这位“精神可嘉”者（相当后来的追“星”者），想了想道：“你下来吧！”他凭着自己力大把身子往左用力一顶，硬挤出了一点空余地方。他就这样与陆志荣第一次认识了。
　　陆志荣下来后，又有人从窗外爬上了窗口。陆志荣与他紧紧挤在一起，告诉他，他是一名海员，因为毕业时还未恢复高考，先去参军，回来后被分到船上工作，还只干了一二年。
　　“我父亲也是船上的！”他有点自豪地道，“他是跑国际的，是位水手长，你在船上干什么的？”那时国际海员还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职业，因此，他在许多人面前因父亲而有一种优越感。
　　“我是水手。”陆志荣又仔细地看了他一会道，“你长得很像我师傅，你姓什么？”
　　他心想难道他是我父亲新带的徒弟“小陆子”吗？便道：“我姓梁，你姓陆吗？”
　　“你怎么知道姓陆的？”陆志荣又回头看着他道，“你一定是我师傅的儿子，好像叫梁云，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梁进。”
　　“对，对，都对。”他兴奋地道，“我爸说，去过你的家。”
　　“去过一次，与我一块到我家的。”陆志荣道，“想不到他的儿子比我还高了！现在读高二，还是高三？”
　　“高三了，离考大学还有半年多时光。”他满怀着一种憧憬道。他心中一直厌时间过得太慢，巴望着快长大成人，期盼进一所能给他更多知识和锦秀前程的大学。
　　“你爸过一些日子，也可回来休假了。”陆志荣听他父亲说过，跑完了最近这个航次，公司会派人顶替他，就可以回家了。
　　“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他信上说已给我买好了一个‘四喇叭’（收录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父亲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但也感到有点对不住父亲，自己想要这种收录机就推说学习英语要派用场，而父亲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我看到他买的，师傅说你学英语时派用场的。”陆志荣用羡慕的口气道，“师傅为了你的学习，钱再多也肯花！”
　　他不好意思地一笑道：“我有点骗他的，没有这‘四喇叭’，照样可以学英语的。”
　　“你不说学习上派用场用，师傅也会给你买的。”陆志荣道，“他一直惦记着你们。”
　　“嗯。”他心中极是感动。心中想到了冰心《繁星春水》里关于父亲的诗句：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父亲呵，／我怎样的爱你，／也怎样爱你的海。
　　他问陆志荣道：“你读过那首关于父亲的诗吗？”
　　“那一首？”陆志荣问他道，陆志荣在船上已读过不少关于父亲的诗。
　　“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他用这想到的诗句作回答。
　　“嗯，老作家冰心的……”陆志荣点点头道，在这个仿佛不读一些诗，不知道几个有名诗人，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有文化的年代，已读过了许多诗，也读过这首写父亲的诗。但读过更多当时年轻人写的诗，在“人人都在谈论中外文化，个个都会思考民族命运”的年代，读诗时，也总习惯于把一些诗人，想象成一个个身影模糊而高大的、忧国忧民的思想者。今天从几百多公里外赶来，一定要看看他们本人的实际风貌。 
　　在他们说话间，大会的组织者，在台上宣布，将用拉线广播的形式，把朗诵会继续下去。要窗外无票者听从纠察和临时志愿者的安排，到临时划定的地方坐下来，让爬于窗口上人快下去。
　　诗歌朗诵会终于在这种临时措施下，得以开始了。但当稍有名气的诗人出现在舞台上时，窗口外又涌满了大呼小喊、要一睹诗人的风采的人众，需要工作人员（纠察与志愿者）花很多口水，把他劝回到划定的地点去。
　　“本来以为他们一个个都身材颀伟，在一头乱蓬蓬头发下，眼神忧郁。原来不是这样的，与我们也差不多！”目睹了几位诗人后，陆志荣感慨道。
　　“不，他们仍是我想象中才华横溢，顶天立地，站在高处呼号、放歌的人。”他在朗诵会接近尾声时，对这位新朋友陆志荣道。与这位比他大五、六岁的新朋友在一起，尽管他经过锻炼的身材，虽然也十分魁梧而强壮，但总显得有点稚嫩。
　　陆志荣理解地笑了笑道：“哪一天能看到你在上面（指舞台），就好啦！”
　　他像不好意思地道：“我还没考大学哩！”
　　“兄弟，你比我幸福，生在这个时代，”陆志荣又无限感慨地道，“而且还生在这大城市，看到的、听到的比我多得多。”
　　“不，现在你应该眼界比我大。”他又问道，“你已去过好多国家了吧？”
　　陆志荣平淡地答道：“船是到过许多国家，但不是都能上（岸）去的。”
　　“嗯。”他当然知道这一点的，常听他父亲讲，有时到了一个港口，轮到值班的话，连到开设于码头上的小免税店，买些生活小用品也没有时间的，更不用说去人家的市中心了。有的码头离市中心是很远的，乘车也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陆志荣想到了一件事，有点兴奋地问他：“第一次去美国，结果跑得不认得路了。你知道后来怎么回到船上的吗？”
　　他心想我怎么会知道？他看着陆志荣的这时放亮的目光，摇了摇头。
　　“是一个美国黑人送我们到船码头的！”陆志荣道，“开始我们还不敢向人家问路，一是怕人家听不懂我们的话，二是怕上当。想不到人家是那么热情，他与我们说了半天怎么走，见我们不是太明白，就用他的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码头上，我们要给他钱，他也不要。”
　　“你们是碰上好人了。”而他脑子里此时想到是电影里，居住在贫民区的那帮偷、抢和凶杀的美国黑人。心想，看来世界是丰富复杂的，并非只有一面的。
　　这天朗诵会结束后，他也邀请过陆志荣去家里吃饭的，但陆志荣急着赶往火车站，委婉地拒绝了。
　　“下午这班火车赶不上，今天就走不了了。”陆志荣解释道。当时火车又慢又少，脱掉了一个班次，要等到第二天才会有班次。
　　“你不跟我回去，我妈会骂我。我爸回来了，更会怪我的。”他道。
　　“兄弟，是没时间。或者，你不要告诉他们，你碰到过我。师傅也会说我太疯狂的。”陆志荣为一场诗歌朗诵会，从东港（市）赶来，可见其心之可嘉。但在父母一辈人的眼里，这真是一种青年人的轻狂之举。
　　 
　　当他在公司外派办公室碰见陆志荣时，已是五年后了。
　　“师傅大俭（殡）那天，我们船在美洲……”陆志荣像很自责地对他道。
　　提到父亲，他依然非常伤心、痛苦，一家人高高兴兴等待着父亲回家时，却传来了父亲的噩耗。不仅家中一时几失去了支撑，他的精神也蒙受了巨大的打击，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世事的无常。但此时，他忙对陆志荣道：“已五年了，你不要再放心上。”
　　陆志荣点着头问道：“你怎么也进了我们船公司，而不去念大学呢？”
　　“我妈让我‘顶替’的。”他带点苦笑道，“我没去考大学。”
　　“为什么？”陆志荣不等他回答，马上叹了口气道，“你妈也没有办法！”
　　“你还写诗吗？”他也转移话题问道。
　　“我一直没有好好写过，”陆志荣尴尬地笑着道，“都忙着讨老婆的事，又生了一个女儿。”言下里，在生了女儿后，已彻底告别了对“诗与梦”的追逐。
　　“我是随便问问的。”他表示理解地道，“我也很少写。”他理解陆志荣选择放弃“诗与梦”的心境和无奈。后来，他也看到诗歌热潮，在“全民经商”的浪潮兴起后，正在渐渐消退。他从一些诗歌中也看到，几千年来已经深植中华民族内心深处里的群体价值观，也正在被“个人化”所替代。诗人头上的光环，也在渐渐消散，至少是已褪色了。让人感叹尘世的变化与无常。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一些有名的诗人，也与那个狂热时代一起被逐渐淡忘的时光。
　　 
　　他正想着是否是自己的观念已落后，铁皮门里又传出了笑声。一想到田力就要回到客厅，白梦知道了他的不辞而别，也许会很恼怒，会开门出来探看，他加快了步子。他也想到了正是由于那位老人追赶上了他，才有了今日的尴尬。不然，他现在可能正陪伴着春霞。当然，他这样想时，绝无责怪老人的意思。在他心中，总为老人的遭遇感到深深地悲哀。在他看来，尽管老人的生意似乎做得风生水起，但怎么能与当初在药物研究所搞研发相比？几十年做下来，如果能搞出一二样能造福于人类的药物，比现在这样的赚钱，要有意义得多。他之所以会这样想，因为在中国社会（也是在每一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一个为明天、为子孙后代（生活得更好）的社会。先不用说那些伟大、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民族的未来，前赴后继，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单看一般百姓，几乎所有的父母赚了钱，自己舍不得用、舍不得花，但在儿女的培养上，再多的钱也都舍得花。而这老人无妻无儿女，连一个真正意义上、或者叫完整的家也没有。他把侄女白梦的家，也是他表妹的这个家，视为了一种精神寄托，但出于某种情景上的为难，除了这位侄女白梦，人家并不真正欢迎他，包括他一往情深地爱着的表妹，也不希望他像不速之客那样，时不时地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样的大把赚钱，自己又不会用，不会享受，因此，只像是一只赚钱的机器。不过，也许大把、大把地赚钱，正是在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下的一种精神慰藉。
　　他见到车站时，也见了一辆（公交）车正迎面驶来，他抜腿奔了过去，也不管是哪路车，看也不看就跳了上去。车门一关，他才心定下来。他看了一下手腕上表，深深松了一口气，感到像刚参加过马拉松赛跑似的，有点筋疲力尽的感觉。他也感到，自己是在“落荒而逃”。
　　汽车开出好多路后，他才注意到此辆车根本不是回家应乘的车。不过，他本来就意料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信奉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行为准则，上车的时候主要解决尽快离开那里，让白梦找不到自己。而眼下，他觉得该下车找一辆可换乘回家的车了。他下车后，心中却突然非常不安起来。他想到了自己这样一走是省了事，可会把白梦置于何种尴尬境地啊？
　　他眼下更认为田力的话并不都是空穴来风。白梦在主观上，也在事实上，的确是把他当作男友一样，介绍给她的这些同学的。既然田力感觉到了这点，那么她的其他的同学也极可能会有这种感觉的。自己这样的不辞而别，她的这些同学又会怎样想？也一定会有人嘲笑她。那叫她如何承受？细思极恐，他甚至想过返回去，但又觉得不妥。
　　在凛冽的寒风中，他开始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