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捐献飞机大炮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大造誉论以后，又落实到实际行动。为了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出《关于开展爱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把捐献武器运动与增加生产结合起来。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意见，宁波市抗美援朝分会和和市政治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号召各界群众提高爱国热情，修订爱国公约，掀起增产捐献运动的热情。
　　在捐献运动中，陆子奇带着小何天天奔工厂，向工人作动员。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最前列，而宁波的和丰纱厂、厚丰布厂，大昌布厂、正大火柴厂大都是女工，所以陆子奇他们动员了妇女也等于动员了大部分工人参加了爱国运动。他们以开展爱国运动日活动，超额提前完成生产任务，节约生产原料，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订立劳资爱国增产增产合同等方式开展捐献活动。
　　如厚丰布厂职工为多增产、多捐献，修好一台搁置不用的的轧光机，用业余时间，为别的工厂的半成品加工，获得的收入全部捐献出去。
　　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的的工人与资方订立捐献合同，以增产节约的70%（劳资各占一半）作为捐献。
　　源康布店店员每天延长营业时间1小时，从增加的营业额中提取捐献款。订出1万元的爱国增产计划。 到捐献运动结束时，宁波市工人累计捐款32.48万元，购买战斗机两架，（当时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农民也不甘示弱，捐献飞机大炮直落实一各个村民小组，落实到户。
　　到秋收时怎么捐献飞机大炮就是卖爱国粮，如鄞县邱隘区七里乡组织78只船、800多人参加集体缴入捐献活动，共捐出稻谷5万7千公斤，为支持抗美援朝出了大力。
　　各地农村妇女也踊跃捐献子弹款，慰问袋，有的妇女把养家禽、织草帽、砍柴、缝纫等收入拿出来捐献。
　　宁波的工商界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在捐献164万4千元慰问中朝部队和救济朝鲜难民后，又捐献111万零8千元给志愿军买飞机，可购买7架战斗机，同时以积极改善经营，节约成本，提倡集体缴税，一次交清，保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各界以各种方式来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此外广大学生和文教界、机关团体也都根据各自的特点积极开展爱国捐献运动。至1951年底，全市各界捐献154万元，可买10架战斗机；宁波专区总共捐款417万元可买27架战斗机。
　　在积极开展增产捐献运动的同时，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地、市抗美援朝分会通知，号召全市各界群众总结增产捐献经验。在巩固捐献武器运动的基础上，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及其他各项爱国运动工作。此后，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城乡各地广泛展开。工人阶级在“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多出一分产品就是增强一分杀敌力量，减少一份废品就是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有40多个基层单位展开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如和丰纱厂通过改正技术，使原来的每天生产的皮辊花由152磅下降到45磅。余姚民锋印刷厂5部印刷机通过技术革新后——日印刷品能力由1万3千张提高到1万6千张。
　　农业战线的劳动者也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庵东盐区东二乡盐民充分挖掘潜力，20天超额完成全月生产计划。
　　在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国家增加了财富，以经济建设上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抗美援朝期间，浙东农村农民却遭遇了1941年那样的旱灾。宁波地区起先是两个月没有下雨，田里没有水，稻田都干得裂开大缝，然后七月份来一场十二级大台风，把快可收割的早稻被大风吹打得大部分谷子掉到田上，只收获百分之二、三十左右；晚稻苗也晒得像火烧过一样。又是个大荒年。农民们放下镰刀就没有饭吃了。而后浙东又闹水灾，有些河流太浅，一下雨就漫上岸来要进行掘河挖泥。在1952年冬天，宁波地委发了个文件各县开展大修农田水利运动。
　　文件下达之后，陆子奇就常去鄞西正在挖的河道上去看看。到春节过后，各县乡就开始行动。鄞县西乡大西坝河在后塘乡张龙回等乡干部等亲自带领下，在过年之前见河水浅时，就在各河段筑坝，用小水车把一段河水车干。再把烂糊泥用便桶提上去倒到河塘边，然后开始一段一段地用人工挖泥，从河塘到河底站满了人。
　　在河底站着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把式先用锨子把还有一些烂湖糊泥赶到一旁，然后在河底上用平直的铁铲在干泥地上用双手在铲把上使劲左插一下，右插一下，前插一下，后插一，然后再在底下撬一下，把一块方方的泥块由一个农民捧起来提给旁边的一个农民。那个农民再提给旁边的农民，这样一道道的提上去，直递到站在最上面的河塘边的那个农民，把那泥块丢在河塘上。
　　这样由河底到河塘一排总有十几个人，传递着一块泥巴到河岸上。隔五六步路就有这样一路人传递这样的泥块到河塘上。河塘上只听着叭即叭即的扔泥声，河塘边的泥块越堆越多，越堆越高。河底也就越挖越深越挖越宽。
　　后来有人还发明用几块长板从河底架接起来，用一个生着木柄的推子，把掘上来的方块泥巴一下一下推到河塘上去，这速度就快了。人不用弯身起立地劳碌了。
　　这时陆子奇发现有个熟悉的身影在那里上上落落来来去去地奔忙，他一会到河底看看，亲自指导着民工怎么挖掘比较快些，一会又赤着脚奔到岸上堆土的地方看看，叫民工们把泥块要推进去一点，避免下雨时泥块会滑下河里来。当那人来到岸上时陆子奇仔细一看，原来是当年在四明山躲避国民党围剿时在一起住在十八级岗的王圣章。
　　陆子奇早知道王圣章在浙东纵队北撤之后，他在鄞江当特派员，现在在鄞县当县长。但来到地区之后，一直没有碰到他。可能王圣章工作忙，多在基层，碰不到他。没有想到在这时她见到他在这里掬河工地上指挥掬河。她高兴地走过去：“老王，你这个县长也亲自在指挥掬河呀？”
　　王圣章见一个年轻的妇女赤脚徒手，头上包着一块毛巾，一时还认不出来，看了老半天才看出来：“陆子奇，还真是你呀，你怎么在这里？我早就听说你从杭州调回到宁波来了，我一直想见你却没机会找到你。你不是在专署当妇联主任吗？今天怎么也到这里掬河工地上来了？”
　　陆子奇说：“我坐在办公室里没有事，就到下面来走走，听说你们在掬河，我就下来看看。老王，从45年底十八级岗一别，你和包纯和等到山门去做生意，再没碰到过你，五六年没见到你了。自从那年走后你们以后什么时候回到四明山的？”
　　王圣章说：“直到你和刘清扬一起找到上海党组织，我们在台州见到了刘清扬，说是又可以搞武装斗争时我们就急着回来搞武工队了。……想起那时候生活是真苦，被国民党追得有家难归。我老家就在大雷都不敢回家去看一看，特务们天天在那里候着我，只好跟着你和陈爱中住茅棚，那时候整天寻野果找野菜当饭吃，天下大雪了还穿着夹袄单钗裤，要没有你寻来棉花给我们做棉袄棉裤都要冻死了。时间过得真快，这都一晃很五六年过去了。听说你解放后去了省委党校，这些年你都在那里，我也常想起你。”
　　陆子奇听了感到心里暖暖的高兴地说：“是啊，老王，想想那时候的生活虽苦，倒也蛮有意思的，白天钻茅棚，晚上打游击，我和你与包纯和到山上找野果寻荠菜，寻来荠菜煮些粥来吃，还吃得津津有味……”
　　王圣章说：“你觉得那样的生活还没过够？还记得这么牢……”
　　陆子奇说：“苦日子也值得回味的。小时候我跟着爹娘从上海乘轮船回家，那真是又挤又吵呀，我今天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因为那时候有爸妈在一起。而现在我爸不在了。我妈也远在上海，想想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虽苦也是乐的。”
　　王圣章说：“是啊，这是人的习惯，过去了总感到是美好的，如今解放了，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的人的旧社会，有了新中国，一切都欣欣向荣。以后的日子一定是美好的。”陆子奇听了点点头说：“那是当然。……自从十八级岗离开后，后来你去那里，你是什么时候回四明山的？”
　　王圣章说：“从那时与你们离别后，我和包纯和去宁海呆几天，在那里我们扮成买牛的到处流浪，说是买牛，在有牛的人家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有时就在卖主家里骗餐饭吃吃，可是讲好了没有买，叫人家怀疑，所以也不敢多骗。我们夜里住破庙，睡石板可吃尽苦头了，一直打听着四明的好消息。后来呆没几天又摸回来了。总想着家乡四明山……。你哪？后来又去到那里？”
　　陆子奇叹一口气说：“这说来话长了，国民党围剿锋头过后，我不是到西泠桥四明特派员联络站去了吗？去了后，和刘清扬一起东奔西跑几次去上海虽寻到了上级党组织，联络站却被特务破坏了，陈爱中冯和兰吴家安牺牲，我总算逃了出来。之后来我回到三北慈镇县工作，再后来在搞武装时被国民党抓了去，坐了一年监牢。解放后刚到民主改革工作组，上级又调我到杭州去省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待了一年，后来分配杭县当妇联主任，在杭县待了一年，宁波地委又把我调回来，可以说解放后我在宁波才又开始工作呢。前段时间，我到市区一些工厂里搞些抗美援朝宣传和增产节约运动……对解放后的宁波都不认识不熟悉了。还是你好呀，一直在四明山，一直在鄞县工作。”王圣章说：“我是个土包子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在家乡混混。临解放前我做些支援解放战争工作，在四明山向一些开明伸士调些粮食调一些钱，支援新发展起来的三五支队。后来又叫我当统战部长，做些杂七杂八工作我觉得还行。没有想到年前叫我当副县长，现在又叫我当县长，我真感到压力太大了。鄞县不是一般的县，鄞县就是宁波呀，虽然宁波市区分开出去了，城里不叫我们管了，但东南西北四郊还有49个乡镇，这比宁波城区大多了。这么大地方，这么多土地，几十万人，千头万绪那么多工作叫我管，我那里能管得过来。”
　　原来王圣章是鄞州区大雷（现属横街镇）王仙岗村人，是土生土长的四明山人。1920年出生。小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当过学徒，做过工人，多次失业。1944年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大雷乡粮食合作社会计，后任大雷供销社会计、中共大雷乡支部委员、武陵区民兵队部政治干事、章水区署财政指导员。
　　1945年12月吕云洲牺牲，接替吕任特派员机关支部副书记。跟陈爱中一起在鄞慈鄞奉边界山区做地方党员和基本群众工作。至1949年5月鄞县解放，先后任中共山心县委工委委员兼鄞西特派员，鄞慈工委委员县兼办事处副主任、鄞江区委特派员、区长和区委书记……
　　陆子奇说：“王县长是老鄞县了，抗日战争后期，你在四明山当山心县委委员和鄞江特派员了，已经管半个鄞县了。你在那时管抗日管生产管后勤，大家就称你为四明的土地菩萨。”
　　王圣章说：“你听他们吹的，我那有这么大的本事。再说那时候主要管些军事打游击的事，为游击队筹一些粮款，我下去时凭着我是当地人，对当地情况熟悉，一般乡保长和那些开明绅士们见我去向他们筹粮筹款总给我一些，所以只要我下去没有空手而回的，筹来粮款我就帮助武工队解决了一些吃饭和活动经费等燃眉之急的事情，于是这些同志就叫我是“菩萨”。但有些事情我是爱管不管的，能管管一点，管不了就不管。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那是家家户户柴米油盐的事情都得管了。”陆子奇点点头说：“过去叫县长不是叫父母官嘛，你当了一县之长是得样样都管了。”
　　王圣章又说，：“那时候我只时在鄞江章水两个区跑跑，人也少，事也少。可现在叫我管几十万人，这么大摊子，……”他望着大河上下千百个人头赞动河道感慨地说：“你看，像这掬河那样的大工程，得要事先有行动规划，然后动员。在这之前我们和乡里的干部不知已经做了多少工作，口水都讲燥脚底都磨薄了。”
　　陆子奇听了点点头说：“你这话没错，完成一件大工程是很不容易的。”她望着上千个男女老少在河床上运动，从高处看去，河底到岸边的全是人。每个人都在一起一伏地挖泥捧泥。
　　王圣章说：“以后若要大规模兴修水利，像这样规模的工程还多着呢。每年都有。”
　　陆子奇向长长的大河滩看去，只听一片噼哩啪啦之声，下面万头攒动，那是人海战役。那时候动土石方掘河筑坝没有像现在那样有挖泥机和推土机。全靠人工，靠每人的两只手，靠受益地区全乡全村全体劳动力人人出动，进行挖河筑坝。大家在各村的村长带领下，起早摸黑，赶到十几里路外的工地，每人自己带着一只盛饭菜的器具——饭格子或果桶，里面装着干饭和咸菜到中午时吃。笔者当年在家乡种田时就参加过这样的撅河劳动，一干就是半个月，一个月……陆子奇和王圣章他们一面走一面说着话。一会他们又各自溶入到掬河的人流中。
　　虽然节气已是严冬，天气很冷，有的河底还结着冰，大伙赤着脚，卷起裤管站在烂泥里，腿脚和手指都冻得像胡萝卜似的红冬冬的，有的还叫冰渣割出了血，但没一个人叫苦。大家都明白的，因为这是兴修水利，河流掘深了蓄积的水就多了，下大雨了，河水就不会满上岸来。天干旱了，河里还有水，人们就不会没有水喝，田就不会干涸了，稻子成长就会有保障，就不会再没饭吃了。这是先苦后甜的行当呀。
　　陆子奇看了很感慨，感到同样是人，过去国民党时政府也不关心百姓的事，老百姓也就懒懒散散打牌晒太阳。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声号令，广大农民就自觉行动。不怕苦不怕累，日日出工。人人一早就早早地吃了早饭还带了中午吃的中饭出来赶到工地上劳动。这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土改，大家都有田种了，这掘河的事情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明天美好生活，就都能自觉的来参加集体劳动。
　　到第二年春天天气暖和时，县里按计划又开始挖三十多里长的后塘河。
　　挖后塘河时，让后塘河的航船从中塘河或其他就近小河绕过去到宁波。然后再挖中塘河。这两条河挖过后，在以后的年月里，下一个月雨，水也不会漫到岸上来，天气再旱时，即使一个多月不下雨，河里也会有浅浅的半河水，把短水车换成水长车，依旧能从塘河里车上水，车到田里去灌溉稻田。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旱涝灾害问题，比过去好多了。
　　后塘河和中塘河修挖后，尝了甜头，以后鄞县每年对各条河道进行修挖。鄞县的水利逐年得到改善。农田产量也逐年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