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初到野鸡岭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处于人生低谷的我，被县卫生局安插到一个叫野鸡岭的小山村去行医。那个山村的风景倒是山清水秀，但是交通极其不便，山外通往村子的道路只有羊肠小道，自行车都没法上去的。村民们常年衣食住行所需生活用品，除了土地里能生产的除外，其余一切都要靠人力从山外给山里背回来。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其主要职业就是开山砸石卖石子，以苦力为生，再就是养羊牧牛增加些家用贴补。至于农事，由于这里都是开采出来的高低不平、沙石土质的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的山坡地，本来就不长庄稼加之又不能灌溉，所以每到秋麦两料收获季节，平原的庄稼都是车拉马驮，场院里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麦垛玉米垛，而野鸡岭的庄稼几捆子就完了，村民们常年四季都是缺吃的，野鸡岭人几乎都有一个滑稽的习惯，那就是他们会一边把你从他家里送出，一边还要在嘴里不停的念叨“吃了饭再走，吃了饭再走”。诠释他们的这种行为，用他们的话说，那就是“让人是理，锅里没米”。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哪有多余的食物给外人吃，你若真是缺心眼子的吃了他们半拉馒头，都会惹得人家眼黑你好长一段时间。
　　穷，交通不畅，贫瘠落后，山外没有女子愿意嫁到野鸡岭，而野鸡岭的女子又都伸长了脖颈的要嫁到山外，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村子里光棍特多的局面。为了传宗接代，野鸡岭的村子就很流行婚姻两换亲的风俗，就是这家一儿一女和另一家一儿一女对调联姻，一对老两口既是婆婆公公，也是亲家母和亲家公；而且往往是没有脱五服的本家又成了亲家，亲上加亲。这样一来近亲结婚的结局又产生了满村子的傻子，所以，我刚到野鸡岭村不长时间就发现了这个山村有两多：光棍多，傻子多。
　　回忆小山村的“毡帽子”（之二）：第一次听说“毡帽子”的名字
　　不用说，野鸡岭由于所处地形地貌之制约，从而世代受穷。
　　但是，时光转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山下来了一个拥有上万名职工的大厂子，就在距离野鸡岭只有1华里的沟底里。这个厂子的建立，对于野鸡岭人来说，无疑是上天赐予的一尊大财神。因为上万名职工衣食住行的需求，对于野鸡岭一个不到500口人的小山村来说，无异于是一个需求大于供给的大市场。
　　也就是说野鸡岭人生产的粮食果蔬，全部卖给山下厂子，都远远不够山下全厂职工的生活需求。况且野鸡岭田少土质不好，根本长不出高产丰富的五谷与果蔬来。于是，物稀为贵，一时间，野鸡岭的一把稻草都升值了。这里村民的眼界与生活，也因此渐渐有所提高了。
　　先前的时候，村子里只出了那么一个能人，常年在外跑牲口生意，日子过得软和的，着实叫野鸡岭人都羡慕咋咧。
　　现在，自从那个厂子落脚野鸡岭山下以后，山村里能折腾的年轻人，很快的地较父辈多了起来。他们虽然没上过几天学校，因为野鸡岭压根连小学都没有，但是长大后凭着年轻力壮好奇心强，经常下山，就多少知道了山外的一些信息，长了点见识。
　　后来，国家改革才刚刚开放，确切说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村子里一些穷极了的胆大的年轻后生，就已经开始“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冒着各种风险进行倒贩物资、开办个体小卖点、小饭馆等营生来。
　　其中野鸡岭村一位不到40岁的后生，在山下厂子的生活区租了两间门面，做起了饺子馆的生意，3年下来就成了野鸡岭村的头号暴发户。
　　那个暴发户的大名在这里就不提说了，因为比他名字更响亮的，在周围十村八堡子都摇铃了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他名气的，是他的母亲一一毡帽子。
　　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毡帽子”名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毡帽子是谁？为什么叫毡帽子？毡帽子是男人还是女人？因为初来乍到野鸡岭，和我见过面的人很多且都是陌生人，在我的印象里，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男人女人，使我能将“毡帽子”一词与他们联系起来。
　　回忆小山村那个“毡帽子”（之三）：“毡帽子”的形象
　　那是有一次，给我看小孩子的马大爷说他们村子有个“毡帽子”，让我平时提防点。根据马大爷描述的情况，尽管我见过那个人，但还是有些诧异，因为马大爷说的那个人，其行为举止甚至形象，都和“毡帽子”这个形容词联系不到一起啊。
　　在我脑子储存不多的记忆里搜索，马大爷说的那个“毡帽子”，原来就是野鸡岭村那个大约60多岁、中等个子的老太婆啊。给我的印象里，她是一位精瘦拖沓、脏兮破烂，身上经年挂件分不太清是什么颜色的大襟袄。兴许是人有点瘦，兴许是为了给里面藏东西（后来才知晓的一点秘密），大襟袄总是宽大的，哐里哐当的不合身。她走起路来总是急急疯疯的，似乎前面永远都有什么紧要事，需要她急着去办理。她有一双黏糊的分不清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的烂边眼睛，永远都是盯着前方的什么目标。总是撅着的薄嘴角上，永远都是挂着那坨令人作呕的溢着的白沫。
　　是的，这么个形象的老太婆，就是在穷困的山村里，也着实算不上是一位正常的家庭妇女，但是她贫穷也罢，脏兮也罢，怎么就和“毡帽子”一词联系上了呢？
　　马大爷说：“全村人都叫她‘毡帽子’，一点没亏她！”
　　“为啥？”我问。
　　“这种人就不敢理，粘上你就甩不利手了，你就完了。”
　　“怎么就完了？”我追问。
　　“你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你吃饭她陪着，你睡觉她蹲着，整夜整夜地蹲。她老大儿子，就是那个暴发户结婚那会儿，媳妇娘家非要‘毡帽子’给一院新桩基，盖上六间大瓦房才肯嫁女。毡帽子没办法，就给村长要桩基。他们家不符合政策规定，不能给桩基，但是，不给不行，‘毡帽子’把他村长家整的鸡飞狗跳墙，村长家大白天都关着大门防着她。”
　　“她那么厉害啊？”我有点不太相信。
　　“哎呀哦，村长到山外开会回来的半道上，她会从路边庄稼地里突然冒出来，挡住村长的去路，死搅胡缠。村长夜里串门回来刚要掀开大门，旁边一个黑影会冷不丁地窜过来，村长被‘毡帽子’吓得半死。村长老婆实在是经不起‘毡帽子’天天的软磨硬泡，就成天督促村长赶紧把‘毡帽子’家的桩基地给划了，不然她家的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所以，村子人都不待见她？”我问。
　　“不待见她的原因多啦，更要命是，那货还是个三只手！”马大爷气愤地说。
　　“三只手？”我真的被吃惊到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还是三只手？
　　“全村人都痛恨那货这一点哩！”说到这里，马大爷显然激动了，他换了个坐姿，语重心长地说，“咱山里人家，谁的日子好过？谁家能经得起人偷啊！”
　　“那是的。不过，她真的偷人吗？”此时作为山外来客的我，心里的确是有点发怵了。
　　回忆小山村那个“毡帽子”（四）：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毡帽子”
　　马大爷接过我的问话，回答我说：“那还用说，全村人都讨厌那货，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角儿。只要她一迈进谁家门，主家就会提上扫把一边骂着一边给出打。”
　　“用扫把给出打她？”我吃惊了。
　　“可不咋的，就是那号货，活该！谁让她是三只手，到了人家屋里见啥拿啥，馍馍她偷，洗衣粉她拿，捅炉子的火筷子她也塞进大襟袄里……唉，真是提不上串的烂沾布！她儿女对她都是那样，棍子还赶不利索呢！”
　　晕啊，这都是哪跟哪啊，我脑袋顿时一阵天旋地转，不知我此时身处何地……一个人活人怎么活到如此地步啊，连她的亲生孩子都敢用扫把撵她打她，这是怎么了，到底是谁的错……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真切的为毡帽子感到悲哀，她人生的悲哀！
　　可是，又一想，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从我单方面听了马大爷描述毡帽子的情况来说，村子人对她的这种侮辱性态度，我也只能无语了。
　　此后，毡帽子偶尔也到我的诊所来。尽管我从马大爷那里知道了她的种种劣迹，但是她和我之间，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她身上有什么需要我赶她出门的理由，只会在心里时刻对她提防着。但在表面上，我还是以“进门为客”的礼节对待她，叫她“大娘”，给她让座，有时候自己有些好吃的也给她尝尝。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从内心里觉得她活的可怜。
　　可是，野鸡岭除了马大爷之外，还不时有一些好心人背过毡帽子对我说，以后不要毡帽子来我诊所了，说那个人是个红眼边边子，见什么都喜欢的。值钱的偷，不值钱的也拿，谁家都不让她进家门的。
　　看来，毡帽子以后是不能来我诊所了，因为正如马大爷所述，全村人对她都是下眼看，我要是对她正常态度了，村子人会不会误把我和毡帽子归了同类项啊！
　　可是，要我说出不让毡帽子到诊所来的话语，我实在是说不出口，因为和我交往的过程中，毡帽子从没有偷过我一件东西。她每次来诊所都是规规矩矩坐在那里，跟我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呆的时间不长就走了，从没有东瞅西瞄贼盯项的样子，哪怕是一根不值钱的棉签，都不曾顺过手啊。
　　回忆小山村那个“毡帽子”（之五）：马大爷追打毡帽子
　　不过还好，那段时间，在野鸡岭村子，似乎还没有人对我投来异样的眼神，于是，我对毡帽子的心里防范就放松了些。许是她在我这里多少能感受到些温暖，或者说是受到些人格的尊重吧，反正她明显到我诊所来得勤了，村子里有些什么好消息坏消息，都来给我唠叽几句就走了。每次在诊所呆的时间都不很长，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情，至于什么事情，我没兴趣，也懒得问她。只是感觉她的到来，多少能填补我一个外乡人的一些孤独与寂寞，试想，村子里正常的村民，都是各忙各的小日子，人家才不会不分斤两的将该说不该说的事，都给我这个陌生人胡乱倒呢。
　　不过有一次，毡帽子到诊所来，却撞到了枪口上。
　　那是给我看孩子的马大爷送孩子来了，在院子里正和我说着闲话，不知情的毡帽子，急呼呼就进了大门。马大爷一瞧见是毡帽子，二话没说，随手从地上拎起树棍，一边骂着一边就朝毡帽子追打过去。毡帽子悄无声息地迅疾地，拔腿就给门外面跑了去。
　　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幕。
　　一直到望不见毡帽子影子了，马大爷才将棍子扔到一边，不看着我：“以后不要这货来诊所了，她逮着啥偷啥！”
　　我真想辩驳说，其实毡帽子从来没有拿过我家的任何东西，但是，看到眼前马大爷那个气愤的劲儿，我终究半天没敢吭声，似乎自己也做错了事情似的。因为我明知道毡帽子是三只手，但与她还成了朋友似的。
　　“她，年轻时候就是这样么？”我打破尴尬，弱弱地问。
　　“那倒是没有。”
　　我看到马大爷从兜里掏出了零散的烟末，赶紧拿了小凳子给了他，将他安顿在凳子上，使他从心里熄熄火。能看得出，马大爷是真心气愤讨厌毡帽子，也知道马大爷是为了我好。
　　“别看那货……”马大爷确实是消了些气，只见他从左兜里掏出一叠旧报纸碎片片，将烟末仔细地卷进碎片旧报纸里，捏了捏，又在全身摸了摸，最后才在右兜里里摸出一只褪了色的打火机，一下，两下，第三次才擦出了一点如豆的火星。他赶用嘴紧扎着卷烟凑近，猛吸一口烟，长长地吐出一袭烟雾在空中袅袅婷婷地飘散开来，不知是过了烟瘾把刚才的气愤平息了，还是尼古丁刺激马大爷的脑袋灵光了，他像是回忆又像是惋惜地说，“要说那货娘家还是个县城跟前有办法的人家，有个后妈不是东西，为了厚彩礼把她才嫁到了这个穷山沟，刚过门时还没有三只手这毛病。”
　　（小说）回忆小山村的“毡帽子”（六）：被批斗的“毡帽子”
　　“那，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只手’的？”
　　“她男人死了后，就成这货色了。”马大爷说。
　　“她男人？”
　　“30多年前，她男人经常在山里砸石卖石子。一次，山上滚下来一块石头，把他男人给砸死了。”
　　“哦，够惨的！”
　　“男人给她留了10个活口，自己就走了!”
　　“10个活口？”
　　“她一辈子生了10个娃娃，村里人都叫她‘十娃妈’。后来她男人死了，那货就不安分了。人都嫌弃地给她起了个外号——‘毡帽子’！”
　　“她知道村里人都叫她‘毡帽子’不？”
　　“咋能不知道，当着她面都喊她‘毡帽子’哩，她也不嫌。”
　　“你说她不安分，不会是作风……”
　　“没那档子事，谁看上那货！家里男人死了后，她就有了三只手的毛病。先是偷生产队的庄稼，麦子下来偷麦穗，没成熟的绿麦穗，捋得双手血淋淋的；棉花下来偷棉花，经常下工回来，塞得满裤裆都是棉花；地里的时令果蔬，不管是队里的、私家的，本村的、外村的，还是更远村子的，只要叫那货瞄见，就是她家的，顺手就拿。有一次，偷人家地里的香菜中毒了，在炕上睡了几天还没死，命大，又活过来了。但还是死不改悔，经常被生产队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当众批了斗、斗了批，就，还是那样，橡皮脸，脸还是挺得平平的，跟没批没斗一模一样，过后照样‘不洗手’。”
　　“她，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偷？”
　　“有啥法子，那些年农业社除了挣工分，干啥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要给割掉。她一家10个张口货，连她11口人，那能够吃？那臭不要脸的就知道偷，偷了大家的偷小家，红屁眼绿盖，见啥都爱，烂‘毡帽子’，村里人谁见了她谁眼黑她。”
　　“其实，”我弱弱地问，“她养不活孩子，就没想过，把孩子……送人？”
　　“送过，把那小女子已经送给山外一个日子软和的匠人家了，把人家的800元也拿了，可反悔了。又死磨硬缠地要给人家退钱，硬是把女子给要了回来……唉，那货，把精都叫她给成遍了！”
　　再一次听了关于“毡帽子”的介绍，我心里像打开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了心头。同情她？可怜她？鄙视她？愤恨她？唾弃她？水平低下的我，当时还真的上升不到一个理论高度去评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