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庆历风云（五、六、七）

　　五
　　皇帝终于意识到天灾人祸只是表面现象，帝国积弊深重，特别是财政及吏治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这才是必须要做的。
　　庆历三年的三月、四月、九月，皇上三次改组内阁，几经调整人员后，才最终确定下来。宰相：章得象、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又调整了有言事之责的谏院和御史台：王拱辰任御史中丞；李京、包拯任监察御史里行(笔者注：资历浅者任监察御史的称为里行）；王素、欧阳修任知谏院；余靖任右正言。
　　王素、欧阳修、余靖这三个人都以敢言著称。
　　王素是真宗时的名相王旦的儿子，有一次他听说有人将民女带入宫中，立即入宫查问。皇上赵祯想将此事马马虎虎遮掩过去，就笑嘻嘻的对王素说：“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我们有世交。确实有人进献女子，已服侍朕左右，又能怎样呢？”
　　王素并未因皇帝的套近乎就给他面子，他正色道：“臣之忧，正在于陛下左右之人。”面对凛然正气的臣子，皇上无奈，眼睁睁看着两个美人被王素带出宫去。
　　九月三日，皇上诏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到天章阁谒太祖、太宗御容，然后向他们询问治国方略，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天章阁问策”。
　　此后不久，范仲淹根据皇帝手诏写下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个方面的改革方案，正式拉开全面改革的序幕，历史上极其有名的“庆历新政”开始了。
　　这十个方面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急于改变积贫积弱国势的皇帝，似乎从范仲淹所陈十事上看到了希望，除恢复府兵制外，几乎都接受了并颁诏施行。
　　庆历年间的这场革新风暴，时间虽然很短，但对社会产生的冲击是极大的，朝堂上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
　　但是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保守派一直在伺机而动。
　　庆历四年(1044年)的元旦，柳永刚刚回到京城不久，这一年的元旦大雪纷飞，京师之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度过这一年中第一个重要节日。天气虽然不好，柳永却窝在虫虫的小院里，享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
　　可是对于范仲淹、富弼为首的改革派来说，这场大雪却并非吉兆。
　　正月初八，范仲淹的挚友、权知凤翔府的滕宗谅就遭贬职，罪名是贪污公使库银。范与滕是同年进士，交谊很深。
　　滕宗谅字子京，很敢言，曾多次上书批评皇上沉溺女色，语言激烈到这样的程度，他上书道：“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这个批评是相当严重的，指责皇上酒色伤身，临朝都尽显疲态，连国家大事都不放在心上。这等于直接说皇上是荒淫无度，皇上当然不高兴了，批他言宫禁之事不实。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监察御史梁坚奏劾，滕宗谅贪污公使库钱数万，并焚毁账籍。皇上大怒，命御史台核实追究。参知政事范仲淹力辨滕宗谅清白，并愿担保；权御史中丞王拱辰则在皇帝面前以辞职相要挟，力主重惩滕宗谅，二人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王拱辰还真做得出来，退朝之后就不去御史台上班了。可他暗中却指使手下的监察御史里行李京，又揭发出滕宗谅差士兵一百八十七人，用牛车四十辆为其私人贩运茶叶的丑行，这真是火上浇油，进一步坐实了滕宗谅的贪腐行为。
　　最终，皇上倒向王拱辰一边，二月十五日下诏，再贬滕宗谅知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
　　这次的政府和御史台的严重对立，对于刚刚开始的庆历新政是个沉重的打击。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范仲淹的盟友欧阳修有很大关系。
　　早在上一年的十一月，知谏院欧阳修就上书皇帝，他攻击御史台，称“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
　　说御史台没一个人称职，这就彻底得罪了前任和现任的御史台首脑贾昌朝和王拱辰，造成台谏严重失和，御史台从此成为范仲淹等人的公开政敌，在实施改革中处处掣肘。
　　御史台和谏院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两者之间还有相互监察之责。
　　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都是言官，有着相同的监察职责。甚至到了庆历年间，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还能互相兼职，在御史台中丞厅的南边，就设有御史兼任谏职的谏官御史厅。再向后发展演变成“台谏合一”，成为一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谏之争还没平息，又传来西北边将就是否修建水洛城争论不休的消息。范仲淹支持坚持筑城的郑戬、刘沪等人，从私人关系上看，范与郑又是连襟的亲戚关系，在反对筑城人的眼里，没私也有私了。韩琦则支持反对筑城的尹洙和狄青。
　　皇上非常无奈，范仲淹和韩琦都非常熟悉西北边关的情况，都是朝廷重臣。似乎谁都有道理，谁都是正人君子，都是出以公心，又似乎谁都包藏着私心。皇上整不出头绪，只得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但皇上对执政大臣们屡屡袒护部下，意气用事的作法深为不满，终于，他向范仲淹发出“君子亦结党乎”的质疑。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但是没有引起范仲淹的足够重视。
　　进入庆历四年，皇上又恢复了听儒臣讲授经史，并将其所思所想的事目列为三十五项，写下来分赐几位侍讲官，其中第二十九项“辨朋比”格外引人注目。
　　四月七日，皇上召来几位大臣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君子也结党吗？”
　　范仲淹则回答道：“邪正各有其党，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皇上对范仲淹的回答不置可否。
　　欧阳修却比范仲淹更加态度激烈，他听了皇上的问询后，用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文章，并将它呈送皇上。这篇文章一出，进而引发朝廷的党争更趋炽热化，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朋党论》文章中，将朝中大臣分为君子之党和奸党两大阵营，甚至直接指名点姓的将一些大臣列入奸党之列，这就进一步的加剧了朝中大臣的分裂和对立情绪，以至朝堂之上每提出一项措施或人事安排，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
　　同时，文章中还将皇帝身边的内侍也列入奸党之列，将宦官这类人引入党争，这是极不明智的，无形中进一步加剧了改革的难度。
　　每个朝臣都不禁扪心自问：既然范仲淹、富弼被欧阳修明确划进君子之列，那么自己是否就是小人了？欧阳修惹恼了的不单是这些朝中阁僚，连皇上身边的宦官也跟着谗言诋毁范仲淹、富弼、尹洙、余靖等人。
　　自宋初制定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国策后，提供了畅所欲言的丰厚土壤，造就了大批敢于激扬文字的官僚士大夫。四帝赵祯在位这些年，儒雅谦和开放，更是个意气飞扬的年代，官员们可以慷慨激昂、高谈阔论，敢于说真话，也敢肆无忌惮地攻击指责对手和上级。
　　当意气飞扬控制不好时，就会转化成意气用事。意气用事之下，争论不休的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但却针锋相对、理直气壮，相互不肯妥协。意气用事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变成了意识之争，变成了党争，就进入你死我活的状态之下了。
　　
　　六
　　这一年的夏天，京师极其炎热，平时连扇子都不用的皇上都感到闷热难耐。偏赶上六月十五日，开宝寺中的灵宝塔(即俗称的铁塔)被雷击毁。谏官们借题发挥，说这是上天示警，不可轻慢，上奏朝廷要戒惧天意。
　　右正言余靖更是在殿上直言不讳，他提醒皇上应该“勤俭修德，感动人心。”他的话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当今这位皇上自认为最注重勤俭朴素、修身立德，余靖的话反而让皇上心生反感。
　　大热的天，余靖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没了，皇上只得耐着性子听着，终于等到他也说累了。皇上已热得汗流夹背了，直到余靖下殿，皇上看着他的背影发泄牢骚道：“唉，险些被一汗臭汉熏杀！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对于改革派来说，这些事情都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但还不是致命的。致命的一击来自那个老奸巨猾的夏竦。
　　开封城历来就有传播谣言的习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整日价穿梭于歌楼酒肆、通衢里巷，却有一大好处：这京城里的酒堂饭肆、大街小巷，都是一个个飞短流长传播流言的极好所在，上至宫廷内院、庙堂之上的机关倾轧;大臣攻讦、升迁贬黜;宦官阴损、宫中亵乱的种种趣闻逸事;下到各府衙门明争暗斗、官员宅邸私密交往，没有什么事不能说不能道。细到谁和谁走动频繁，谁今晚吃的什么，谁又背后讥讽了谁，凡此种种，稍有留意便可听到。
　　再至于贩夫走卒、街巷小民，成日聚集一起侃天侃地，流言蜚语、淫词秽语，不管你留意与否，总不时地吹入你的耳中，不由得你不听，也由不得你不信，其时间地点人物衣着形态无不备细。
　　倘使你对某人某事发生兴趣，不消说，只需几文大钱或一壶烧酒，管能套出全部话头。开封城内的这类市井传言，流言蜚语，飞短流长，世间多少龌龊事，就像空气一样时时刻刻围在人们的身边，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什么三人成虎、孟母三迁、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都说的是这等事。
　　翰林学士曾公亮曾说：“京师从来喜造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
　　就在这个烦闷的六月，一条可怕的消息在朝廷内外悄悄传播开来。消息说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不满皇上的犹豫不决的态度，正在酝酿一件可怕的大事。
　　国子监直讲石介已为范仲淹、富弼起草了废立诏书。他们结党营私，互相书信来往进行串联，意图废黜当今圣上，议立新主取而代之，以便推行他们的新政。
　　尽管这条谣言荒诞不经，甚至不值得一驳，但是范仲淹和富弼在汹涌的舆情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加之皇上的态度又相当暧昧，他们终究惧怕流言，双双请旨离开中枢。皇上正在为朝廷的党争头疼不已，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让他们分别出抚西北和河北。
　　做为皇上的赵祯当然不信这一谣言，对范、富等人的品格能力丝毫也不担心，但是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还没到不改不行的地步，国家更没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毕竟这时还是歌舞升平、一片繁华的景象，这就是庆历新政如此短暂的真实原因。
　　皇上终究是个有道明君，后经查明确实是反对范、富之人的有意陷害，也算是对范仲淹等忠臣的一个交代。以范仲淹和富弼的离京，标志着庆历新政的失败和改革的终结。
　　制造谣言并导致改革失败的人，就是前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夏竦是前朝老臣，一向以博学著称，同时又以“大奸”闻名于朝堂。
　　柳永在临轩放黜、放浪形骸的那几年中，在一次与歌女的玩笑中曾讲过一个擅长书法的杨夫人写“清操”二字的笑话，这个杨夫人就是夏竦的妻子，这事自然也添油加醋地传到夏竦的耳中，这个笑话虽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却也不是像柳永编排的那样出格。柳永无意中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他自己却还全然不知。
　　同样让他倒霉不止甚至身陷囹圄的，是柳永还得罪了另一个人，就是积翠楼的歌女赵香香，柳永与她初识时，她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歌女。谁也想不到，她在整个事件中竟做了旁人做不到的事，一个歌女，居然能扰乱到改革这么重大的国家大事。
　　许久之后，人们才拼凑出庆历新政夭折的全貌。
　　夏竦留恋京师生活，三番五次地请求皇上解除他边帅之职，允他回京。终于在庆历三年调整内阁时，皇上拟任夏竦为枢密使，诏令他回京任职。
　　诏令还没到达西北，夏竦已经打马扬鞭的赶往京城。他的消息比诏令快，刚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立刻启程，唯恐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清楚自己树敌太多。
　　果真，皇上的这一决定刚刚说出口，便遭到御史台和谏院的一致反对，台谏官员轮番地上书谏言。说什么夏竦奸邪倾险、怀诈不忠;行为不轨、畏懦苟且、结交宦官;荒疏边防、纵情享乐。夏竦甚至将侍婢安置在中军帐，几至引发军变等等。
　　在台谏官员的眼里，夏竦就是当朝最大的奸臣。谏官余靖听到夏竦已在回京路上，他早已看穿夏竦急于回京的心理，急忙上殿力谏皇上，请皇上诏令夏竦回边关待命，不得私自回京。他道：“竦累表引疾，及闻召用，即兼驿而驰。若不早决，竦必坚求面对，叙恩感泣，复有左右为之解释，则圣听惑矣！”
　　御史中丞王拱辰甚至拉着皇上的袍裾不让退朝，非要皇上改变初旨，说这件事不能拖延到明天，皇上您今天就给个话吧。
　　台谏官员的强烈反对让皇上左右为难，他没想到夏竦这位老臣在朝臣中的人缘这么差。皇上迫于无奈，改变了诏令。
　　当夏竦兴冲冲地赶到京师，想要任职两府时，得到的却是一纸知亳州的任命。
　　老奸巨猾的夏竦蒙受了奇耻大辱，他既失望又愤怒。当他了解了事情变化的原因后，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赖在京师迟迟不去赴任，同时向朝廷呈交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奏札，表明自己的心迹和身体状况。不料奏札递上去，不单没人同情，换来的却是更多嘲弄。他决心要报复，要让那些新政官员知道他的厉害。
　　夏竦不愧是老奸巨猾的权臣，他不与御史台和谏院直接对垒，他知道和这些人打嘴仗占不到什么便宜。他将矛头对准了新政首脑范仲淹、富弼，并找到了突破口，直接对与范、富关系密切的国子监直讲石介下了狠手。
　　这个石介同王拱辰、欧阳修、刘沆、蔡襄等人都是天圣八年进士及第，他的诗和文章都很有名，不久前在宰相杜衍的举荐下充任国子监直讲。
　　他赞同朝廷的新政，看到欣欣向荣的变化而心情激动，于是效仿唐朝韩愈《元和圣德颂》，写了一篇《庆历圣德诗》，诗中褒贬时政、臧否人物，还以皇帝的口吻对新任命的宰臣和谏官一一表彰，在诗中大胆的直斥夏竦为“大奸”。
　　石介自己倒是慷慨激昂、酣畅淋漓了，可是他的作为进一步激化了朝廷各派间的矛盾，对施行不久的改革新政帮了倒忙。
　　范仲淹见了此诗后不禁一声长叹，认为“大事将要坏在这个怪人手上了。”
　　一向珍爱名节的夏竦，看到石介将自己列为“小人”、“大奸”，心里暗暗地发着恨道：“你一个小小的国子监直讲，竟敢肆无忌惮地辱骂朝廷大员，你等着吧。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尝尝你所谓的这个小人的厉害，让你知道什么是小人的手段。”
　　不久后，一件惊天大事在朝廷中引起轩然大波，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石介写的一封信。
　　石介在写给富弼的信中勉励富弼等人“行伊、周之事。”伊是伊尹，周是周公，伊尹、周公是商周时期著名的贤臣。石介在信中是希望富弼要像伊尹、周公一样，忠心辅佐皇上。后来在朝廷派人与他谈话时，石介就是这样说的。
　　但是朝中大员见到的这封信却同石介所说有所出入，石介说信中写的是“行伊、周之事”，而从石介府中取来的信上写的是“行伊、霍之事。”别小看了这一个字，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整封信的内容就全变了。
　　霍乃东汉霍光，是以废立皇帝著称史册的权臣。伊尹、周公连称是指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则成了废立国君的权臣，这一改非同小可，等于说以范、富为首的改革派的势力欲图谋不轨，直接威胁到君权。
　　夏竦指使他的党羽在朝廷上下大肆播弄是非，说是石介给富弼写信欲图谋不轨，关系到社稷安危。这样的危言耸听引起皇上的警惕，他派人从石介家中取来这封信，又让人核对笔迹，还让石介辨识并认可是自己所写。可以说事实俱在，不容更改。
　　问到石介这样写安的什么心，石介哑口无言，他怎么想也闹不明白，为何自己亲笔书写的信中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而且他还反复看过几遍;他更想不明白，信还没有发出，夏竦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石介有些心慌意乱，只得一口咬定是笔误。
　　但是夏竦他们对石介的托词并不认可，他们说“周”、“霍”二字区别很大，不可能写错，心里不那样想就不会写成这样。
　　石介辩无可辩，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怎能写错字，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他预感到大祸临头，又后悔给富弼他们带来麻烦。范仲淹、富弼等人也惶恐不安。
　　谁都知道，欲图废掉当今圣上，这是一个祸灭九族、大逆不道的罪名。
　　其直接后果是范、富因恐惧、避嫌自请离京，石介被迫辞去国子监直讲，返乡回到山东奉符县徂徕山。一年后石介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一岁。
　　
　　七
　　虽然朝中多数大臣心知这件事的后面必有隐情甚至阴谋，如果是后者，那么主使者一定是夏竦，别的人做不到这样的天衣无缝。只是苦无证据，而且无论怎样设想也想不清其中的奥妙。
　　事实上，这件事还真是夏竦一手策划并导演的。
　　夏竦诬陷石介一案的内情是这样的。
　　这几年，杨夫人的年纪也大了，嫉妒心也小了，见自己的丈夫夏竦东奔西走的在外任职，很少能享受到汴京的舒适生活，心里颇觉不忍，便让表弟、实际上是夏府的大总管赵小光帮助物色个女子，赵小光推荐的便是这个赵香香。
　　这个赵香香，我们也不太陌生。柳永在天圣八年贡举前后与她见过几次，第一次在矾楼与欧阳修、石介等人一起饮酒时见过这个不起眼的歌女，那天赵小光还在这群文人面前大放厥词、大侃俗诗。柳永他们只是一乐，过后也就忘了这事。
　　可俗话说“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这还由不得你不信，香香(当时还谁也不知她姓赵)不久后就喜欢上了这个上不是纨绔子弟下不够市井无赖的赵小光。一来二去，两个人搞到一块儿，再一深谈，香香也姓赵，且也是保定府人，于是认了堂兄妹。两个人明铺暗盖，只苦于赵小光在汴京没有房宅，没能正大光明地住到一起。
　　也别说赵小光一点儿能耐没有，以赵香香这样的长像和才艺，竟把她弄进汴京城里数一数二的歌馆——积翠楼，一个不久前还在北里混的下等伎女，竟和京城名歌女师师、安安等同台竞技。
　　柳永自暴自弃那段时间，就在积翠楼鬼混过几次，其中就有香香，柳永为这几个歌女写过两首《西江月》，其中“香香与我情多”句，就是写的柳永与香香从矾楼偶识到积翠楼疯狂放荡的经过。
　　但是柳永内心深处既不喜欢香香这个人，也不喜欢这类放纵无节制的歌女，逐渐地疏远了她。在后来和其他歌女在酒楼饮酒时，不知什么时候赵香香闯了进来，在她强索题词时，柳永无奈，为她写下“二分明月女子”，当她后来得知柳永是在嘲讽她时，心中便暗暗的恨着柳永。特别是柳永彻底断绝了与她的来往后，她的报复心也一天天增长。
　　赵香香隐瞒了自己在歌楼的经历，以赵小光堂妹的身份成为夏竦的侍婢，大得夏竦称心。她人长得结实，床上又猛，又有在下等、高等歌馆混过的经历，每每搞得夏竦不亦乐乎。
　　待到后来，夏竦又发现此女另有一长处无人能及。香香平日喜爱书法，虽未经名人指点，但字写得颇有功底，而且临什么像什么。
　　有一次，夏竦见桌案上自己给朝廷的奏章竟写重复了，同样的奏章写了两份，莫非是老糊涂了？细看之下才有分别，一问竟是香香在临摹书法。这让夏竦又惊又喜，他是个有心人，便让擅长书法的夫人不时指点香香。
　　终于到了香香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夏竦临去亳州赴任前将香香叫到跟前道：“我这次外任就不带你去了，你留在京里要帮我办件大事，你如认为我平日待你不薄，就请你莫要推辞。”
　　香香道：“相公对我恩重如山，有事尽可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夏竦道：“好，我没有看错人。我恨死一个人，这个人只是个在国子监教书的，叫石介，多次诋毁我的名声。说起他你可能不知，我说一个人你一定知晓，就是那个红遍歌楼酒肆的柳永，未入仕时叫柳三变，这二人是好朋友，连柳永这个名字都是石介帮忙改的。”
　　香香听了脸上一红一白，“相公不必多说了，您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我知道这个石介，我见过咱家斋堂里您立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夙世寃家石介’，还偷听到您在祷告时诅咒他的话。这个柳永原来就是那个柳三变，更不是个好东西，换个名字也就是换汤不换药。既然柳永也在其中，即令没有相公这个事，我也不能饶了柳永。相公您就说怎么办吧！”
　　夏竦高兴得搂住香香低声耳语一番，最后说道：“事成之后你也不能再在汴京了，我在西京洛阳有一处宅院送与你，你就到那里安居吧。”
　　香香信心十足地道：“相公放宽心，也许用不了几天就能办妥，那时可能您还没有起身离京。”两人又密谋一番细节后，相拥着倒在床榻上。
　　两天后，赵香香与石介机缘巧合的相遇，石介本与香香有过一面之缘，便邀还家再叙前缘。当然了，这样的“巧遇”也是香香刻意安排的。
　　再过两天，香香趁石介外出饮酒，盗出石介尚未发出的一封信偷偷回到夏府。夏竦惊喜这女子办事如此利索，找来一张相同的宣纸，让她将信誊抄一份，只改动了关键的几个字，便让她赶紧返回石介住所，将改动后的信件放回书案上，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石介的字本来就以怪取胜，人们看他的书信时，往往注意力都集中在对字的辨认上，有一点点笔峰上的不到位，也都忽略了，谁又能想到有人做了手脚呢。
　　后来石介罢官免职，家被查抄。而这个神奇的女子赵香香，从此不知所踪。
　　范仲淹、富弼离京后，欧阳修被任命为河北都转运使，谏院同僚孙甫、蔡襄联名上书挽留，遭到晏殊拒绝。
　　晏殊虽然是首辅大臣，又与范、富等人有师生之谊或亲属关系，但他与改革派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晏殊的暧昧态度早就令改革派们不满，于是这些谏官借知谏院欧阳修被贬出京为由发泄不满。他们又翻出老账攻击晏殊，揭露晏殊最近动用府兵为他营造府宅，九月，晏殊被贬到颖州任知州。而孙甫、蔡襄也没落好，相继被贬出京。
　　这个月，很受皇上器重的老宰相吕夷简在郑州病逝，又引起皇上的感伤，朝中怎么这样不安宁啊！
　　这还没完。
　　接替蔡襄出任谏官的竟是王拱辰手下的得力干将钱明逸，另一得力助手李京也升任言事御史。王拱辰眼下既握圣眷又羽翼丰满，眼见对立面的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首领一个个被贬出京，他还不满足，便将眼光盯上了那些由范仲淹、富弼保荐上来的馆阁之士。
　　正处心积虑寻找机会的时候，一天晚上，太子中舍李定连夜上门告密，于是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进奏院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