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辞学打工

　　我放鹅打死了一只鹅，邻村大伯为了避免我被父亲责罚，自己花钱买酒，借故到我家做客。在喝酒时，他责备我父亲不该把孩子当犯人管教。而我父亲却说：“这东西（指我），好的话是个料子，不好就是个废料！现在不好好管教，将来还不知道会给我捅什么漏子！”
　　在父亲看来，要想孩子能成为“好料子”，就必须严格管教，这也是中国农民传统的“打骂成人”管教方式。农家千百年来，大体上都这样管教孩子。因此，农村孩子虽然活泼顽皮，但总体上都是谨小慎微，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性能。
　　我父母是五个孩子，三男两女，按照传统习惯，这是美满的家庭。虽然家境贫寒，父母亲总希望将孩子们养成人后，家境就会好起来。因此，他们不辞劳苦，无分寒暑地苦做苦累，为挣得抚养孩子的基本资源，千方百计、拼死拼活地奋斗着。
　　当时，由于环境所迫，我的父母在教养我们方面，只能是很简单。《三字经》里说：“有余力，则学文”。是告诉人们：抚养孩子，首先是要给她们饭吃、简单的衣穿，有了这些后，还有经济能力的话，才可以考虑让他们学习文化。我父亲因为孩子多，吃的无法讲究，只要不太饿了肚子，就算可以了。其他方面，如读书就无法考虑周全。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父母要解决我们吃穿问题，是相当困难的。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到处都控制得很严格，令他们无法挣到所需要的物资。
　　我的哥哥姐姐们，在我懂事的时候，都已经是“成人”了。大哥、二哥娶亲成室，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姐也到婆家去了。但他们都没有基础文化，只是做了传统的“传宗接代”的农家人。我当时虽然是在读书，却只是小学四年级，其实还是国家推行普及教育的原因，并不是父母刻意为我的前途着想所做的“努力”。当我读到四年级时，在他们认为，我已经是识字的人，将来能够在社会上应付了。又因为我在家不能安分守己，常常给父母淘气，特别是将同学的眼睛划了，花了许多钱才治好，算是“捅了特别大的漏子”。
　　其实，父亲将我“赶”到芜湖市的舅父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是不能理解的。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家分到的土地收获的粮食，除留足自己的口粮以外，多余的稻谷卖得的钱，只能是维持再生产和家庭日常开支。我们农民从生产队分配到自己收获粮食，虽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当时的粮价和劳动力工资都很低，稻谷是二十五元一百斤，还没有出现农民工。社会上虽然有了“万元户”，那还是凤毛麟角，我们村上还没有。
　　我父亲是深明大义的人，他知道孩子眼睛是决定他一生前途的大事。当询问清楚了事件发生的原委后，只是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在当时家庭经济很紧张的情况下，马上带我那同学去芜湖大医院治疗。由于已经发炎，是比较严重的了，因此陆续用掉了三千多元钱。这三千多元钱，差不多是我们家当时的全年收入，父亲当然非常心疼。
　　因为还算治疗的及时，我那同学的眼睛并没有留下后遗症，他的家长也还满意。
　　父亲平时对待我，面貌虽然凶狠，而内心却是慈爱的。因此，发生了这件事后，他考虑要将我“另行安排”了——不让我再在家里闯祸，要把我“赶到”芜湖市来。
　　可是，我因为平时被父亲严厉管束，早就对他产生了惧怕的心理，为这件事被父亲训斥后，也不敢再待在家里。在母亲的指点下，只身来到了芜湖市我舅父的家里。
　　其实，我的父亲大约已经与舅父说好了的，当我到了芜湖市后，他并不追究我。现在看起来，他是有意要我在舅父这里留下来，再谋求合适的事，想把我长期安顿在城市里。这样，我就不能再在家里乱折腾，他省下了因我淘气而操劳的心，也能给我找条出路，省得我将来没有比较好的前途。
　　这一年，父亲已经六十岁了，他的良苦用心，我当时是无法体会的，还责怪他对我太狠心——现在想想，如果不是他的安排，我舅父哪里能主动地照应我？
　　我从乡下来到市里，初次见到城里的世界，真正是“乡巴佬进京城，眼花缭乱”了。看到的都是车水马龙，花花绿绿，流光溢彩的世界，感觉十分惊奇。舅父家没有像我一样大的孩子，我在这里十分自由，随便到哪里都可以，到吃饭的时候，就回来填饱肚子。
　　这时是1984年，我虚龄十五岁。因为是在舅父家，以亲戚自居，没有觉得委屈。由于正是青春少年，性情好动，初到的时候，天天在大街上“见世面”。记下了初步印象：当时，我家的房子，我留了一副图片，展示在这里，比我写许多文字更清楚：
　　而芜湖街上，无论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我家这样的房子了。
　　我看到了闻明全国卖瓜子的傻子年广九在卖瓜子，觉得十分有趣，在他的店旁仔细观摩了半天时间。
　　我还看到了人力大板车，在大街上来来往往，更觉得这车子真好，如果我家也有，可以省却了我父亲用扁担挑东西的辛苦。
　　有一回，我遇到了芜湖历史上的米市重新开业的盛况，在那里逗留了一个上午。
　　芜湖市长江边十三号码头，是我到芜湖必须经过的码头。据说，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视察芜湖，也是从这里上岸的，我感觉很荣幸，我也来到了这里。
　　我溜达到了芜湖市的最高学府“皖南师范学院”门口，看到高大的门厅，便想到我自己——我哪天也能在这里读书吗？因此在学院门口久久不愿离去。
　　我当时只是看看这些景象，是没有相机的，但是这些印象却在我脑海里印得很深。这里的几幅图片，都是我后来在网络上找的，却也是当时的真实记录。
　　我怀着好奇心，这样溜达了个把星期，又觉得乏味了。于是，不自觉地进入了想家的思维里。我来到十三号码头边，坐在江边人们上下码头的梯口旁，向江北眺望，好像家乡就在视线里。然而，我身在芜湖，离家并不远，可是，我却不能回家！
　　随即，许多杂七杂八的想法，随着我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产生了：
　　我的家乡也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怎么是那样的贫穷？房子都是歪歪倒的样子，人们穿的都是破旧而且脏兮兮的；而芜湖大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晚上灯光夜景，流光溢彩，宽阔的大街上，晚上还可以看电视。自己家乡竟经常没有电，还点煤油灯，同样都是人，而且，只是一江之隔——江南、江北，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唉，人在世界上，好歹都是一辈子，我就应该要做个城里人！
　　这样的奇思妙想，居然想了好多天。大约我父亲已经来和我舅父说过了，要给我在芜湖街上找事做。我虽然只是虚龄十五岁，但个头已经不小，身材虽然像麻杆，高度却比成年人矮不了多少。
　　我在舅父家大约两个礼拜后的一天，舅父对我说：“四六子，你现在已经离开学校了，你爸爸说，不想要你再回家去，因为，你在家里老是闯祸。他想叫你就在芜湖住下了，可是，芜湖读书是要有当地的非农业人口证件，你是不行的。这样，我想介绍你到豆腐店里去学做豆腐，好歹也是学一门手艺，将来或者能有个出路。你愿意吗？”
　　我听了舅父的话，心里很矛盾：啊？我就这样失学了吗？这可是违背我愿望的啊！可是，父亲不让我回家，芜湖又不让我上学，我到哪里能再读书呢？而且，我这几天都在想要做城里人，这学做豆腐，是在城里吗？于是，我询问舅父：“你说学做豆腐，是在哪里学呢？要是到乡下去学，我概不去啊。”
　　舅父听了哈哈笑着说：“孩子，现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了，大街上开豆腐店的人多了起来。都是私人开的豆腐店，我哪里会让你到乡下去呢。”
　　听了舅父这样说，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好答应去学做豆腐。
　　两天后，舅父送我到了离他家两条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那家豆腐店是在那巷子的平顶房里。我听舅父与那豆腐的店老板说，是给他打工，每月工资35元，工作时间是每天早上三点半起床，晚上九十点钟下班，白天没有休息，没有所谓的礼拜天。舅父说：“老板，你看着办吧，他是个孩子，不懂事，你要多多体谅他啊。”那老板说：“那自然的，你放心。”舅父又对我说：“四六子，安心在这里做事吧。你是在学徒，要听老板的话，把手艺学好。年纪轻轻的，不要怕吃苦啊！”
　　其实，这时候，我真正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不知道夜里三点半起床，晚上九十点休息，是什么味道，勉强答应说：“我一定听老板的话，请舅舅放心。”舅父这样说过，就与老板点点头回家去了，我便留在豆腐店里开始了学徒工作。
　　1978年12月党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芜湖已经深入人心了，农村本来只允许在生产队做工的农民，已经有人到市里来务工了，因此出现了“打工”的新名词。但是，当时工价都很低，很好的技术工，也就是木匠、瓦匠，工资只是三元一天，普通农民工是两元一天，还都不管吃喝住。我家乡生产队时期，好的劳动力一天的工值是两角五分上下，开放后，我家分到了田，收入已经不按劳动时间计算，是根据自己的收成。但我家一年收获虽然有万把斤稻谷，而稻谷也只是卖两角五分左右一斤。现在，豆腐店老板能给我三十五元一个月，还包吃住，对我一个来学徒的后生来说，应该算是不少的了。
　　我安心地在豆腐店里了，看到了这个豆腐店里是用磨浆机磨豆子，用大铁锅煮豆浆，用大架子制豆腐，觉得很新奇。又因为能挣钱了，很高兴——给别人打工，还能学到手艺，能以自己的劳动报酬给父母赚钱，减少父母负担，父亲应该能原谅我了；我自己也能像关在笼中的鸟，飞了出来，应该有我自由自在的那一天了！
　　然而。高兴只是暂时的。当我偶然看到城里的孩子去上学，就想到了自己是在打工，实在是耽误自己前途的作为，因此，老是还想着上学去。
　　我老是把自己还当着是应该读书的学生。可是，豆腐店老板，却把我当作他家的正式工人。我处处谨慎，起早贪黑地干活，而老板一旦看不顺眼时，总是责骂我。我在这个时候，也只好闷着头不做声，但产生了委屈的心理——因此常常想起家里的亲人来。只要有点空，我总会来到长江边上，呆呆地看望着自己江北的家。
　　我在这家豆腐店打工，含辛茹苦，还思念着读书，思念着家里人，但想想我的家乡与芜湖市里的差距，内心立志要在城里生活的愿望又燃烧起来。于是，我用心地学习技术，心想，等学到了制作豆腐的技术后，我也要在市里开个豆腐店，做个城里人。我在这些矛盾的心理中，总算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将制作豆腐的基本技术学到了手。
　　从此，我依据这点技术，闯荡江湖，开始了我自己人生的创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