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逃港

　　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陈秉安
　　香港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香港与祖国大陆的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宝安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
　　当时赖金正处在青年时间，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全村的男女青壮年都加入了逃港的行列。
　　于是赖金跟家中三个堂弟，依次叫赖龙，赖虎，赖豹和一个堂妹，叫赖凤，自然加入逃港。都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从小都深熟水性，常年都在海边长大。当时偷渡香港，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5月30号晚上6点，赖金兄妹5人饱餐一顿，带了点红薯、芋头作为备用粮食，跟着村里的后生，一块步行到红树林，准备泅渡到香港。福田红树林前身为新洲村、沙嘴村两个码头以及橙场种植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使用渔船往返香港、深圳，承担香港与大陆之间的海路交通。村里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3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大伙人人都要工具，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当时12点的香港灯火通明，深圳这边一边黑暗，一片寂寞，偶尔的狗吠，打破这可怕的夜晚，大海一片渺茫，只听到扑通不绝于耳，大家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赖龙，赖虎，赖豹三兄弟一块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们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赖金和赖凤二人冲散了，游到一半，让武警捉住，送回村中。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内地。内地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
　　“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1976年“文革”结束，内地民众从极端的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便已是“港漂”了。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
　　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被香港政府接纳的逃港者所住的棚户区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困难。1979年上半年，深圳、东莞等地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万多偷渡者，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
　　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为此，香港当局也不得不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当年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我们也很难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绝望。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逃港者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长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