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第二十六章

　　下午三点钟，会议在中央信访局会议厅准时举行。
　　会议厅庄严肃穆。
　　国徽高悬在会议厅中央雪白的墙壁上；象征着拥有12亿人口国家的12面特别的五星红旗按等距离环绕摆放在橙黄色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椭圆形会议桌中间精心设计的槽池里置放着数盆苍翠的万年青。
　　中央和国家各（委）、（部）、（院）的负责官员分别环绕着椭圆形会议桌就坐。
　　南泽湖乡农民赴京上访团23名代表应邀列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分别就座在旁距椭圆形会议桌两米左右的摆放在墙壁旁的长沙发上。今天早晨，当总理的重要批示传达至救济站时，武警部队当即解除了对全体上访代表的特殊“保护”。一部分武警官兵竟向张银松等上访代表致以庄严的军礼！纷纷说他们也来自全国各地农村，每当他们回家乡探亲，父老乡亲无不向他们诉说这些年来农村在反弹，苛捐杂税横行，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作为军人，对父老乡亲的诉说，爱莫能助，心中时常隐忧。“这下好了，总理作出了重要批示，”一名武警军官激动地说。“总理的重要批示，不仅仅是对你们南泽湖乡、你们县、你们省的农村，而是对全中国的农村有着普遍的指导性意义，中央将会很快对农村进行重大整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军人，对家乡忧着的心，可以放下了，踏实了。”武警官兵还对上访代表说：“我们已得知你们县公安局在通缉、抓捕你们，为了你们的人生安全不发生意外，我们今天下午武装护送你们去中央信访局参加会议。如果中央信访局，向你们县公安局传达总理的重要批示后，还要抓捕你们，我们将遵照总理的重要批示，拿他们是问！”午后，武警果然履行承诺，由一个中队官兵武装护送南泽湖乡农民赴京上访团到中央信访局。
　　会议由中央信访局一位负责官员主持。他首先宣读了总理重要批示的原件。当他刚宣读完毕，就座在长沙发席上的南泽湖乡农民赴京上访代表们禁不住泪流满面，这些堂堂的刚强的男子汉们竟一片欷歔。坐在会议席上的国家计生委的一位中年女官员悄悄地掏出手绢，情不自禁地拭着红红的眼圈。其他的负责官员则在互相咬耳朵，频频点头，表现出对某一事物形成一致的认同感。
　　“总理的重要批示连同《上访书》，新华社《内参》，中央信访局已复印了若干份。”中央信访局那位负责官员打破了会议厅内欷歔的气氛。“请各部门负责同志签收、领取。”
　　等中央、国家各部门负责官员签收、领毕总理的重要批示及《上访书》、《内参》复印件后，张银松举起手恭敬地问道：“请问领导，总理重要批示的复印件，能给我们上访代表一份吗？”
　　“当然可以。”中央信访局那位负责官员说。“请上来领取吧。”
　　张银松领取总理在《上访书》封面上写下的重要批示复印件回到座位上后，激动地捧在手上热泪盈眶读起来。
　　会议由中央信访局那位负责官员主持。他开门见山说：“遵照总理重要批示精神，由我们中央信访局牵头，约请中央、国家各部门负责同志来参加研究‘三农’问题的专题座谈会议，同时，我们邀请了南泽湖乡农民赴京上访团全体代表一起列席参加这个专题座谈会议，下面，请上访团总负责人张银松同志反映情况。”
　　张银松顺手把写有总理重要批示的《上访书》的复印件递给坐在他身旁的吴石平后站起来整了整草绿色军用衬衫的领口，面对会议主持人方向操着一口欠标准的普通话，从容不迫、条理清晰地说道：
　　“首先，我代表南泽湖乡农民赴京上访团全体人员，向各位尊敬的领导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听取我们的汇报，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我们23位上访农民代表，是全乡村民以特殊的形式推选出来的。我们受父老乡亲的重托，向中央领导反映我们那个县的各级政府官员，公然违背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精神，肆意对农民课以苛捐杂税，向农民乱罚款、乱收费、乱推派和敲诈勒索的行为。这些现象已存在了多年。我们也曾向市里、省里的有关部门领导反映过。然而，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泛滥成灾。这次由于乡政府干部对一户主为残疾人的烈属家庭，又一次乱收费并施以惨无人道的暴行的事件，从而引发了农民的强烈抗争。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不但没有作出积极的有效的解决办法，反过来竟出动了大批的警力对农民进行镇压。由于这种镇压，才坚定了我们来北京上访的决心。
　　“县、乡政府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乱摊派五花八门。一些当官的为了自己升官晋爵作出政绩，乱选项目、乱定项目搞什么形象工程、达标工程、样榜工程。这些钱从哪里来？从农民口袋里掏。一些村级政权内的村匪村霸纠集地痞流氓配备警服警械，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对农民敲诈勒索。凡此种种，致使农民种田倒赔本，养猪不赚钱，养鱼、养乳牛、养鸡鸭养不下去。绝大部分中、青年农民只得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而把含辛茹苦、有的甚至是受尽欺压挣来的血汗钱，拿回来缴交各种各样的税跟费，剩下来的钱，仅能最起码的养家糊口。外出打工的兄弟姐妹最耽心最害怕就是身体出毛病。如果病倒了，挣不到打工钱，交不起税跟费，那就惨了，因为扣上抗税的罪，家里的人免不了要去坐牢……
　　“尊敬的中央领导啊，在我们的那个乡、那个县以及周边的乡、县农村在倒退，农业在荒废，农民苦不堪言。某种危言耸听的话，我真不敢说出来……
　　“尊敬的中央领导，恕我直言，由于您们的工作重心在北京，在中央，更由于某些地方政府只报喜不报忧，有的甚至采取瞒和骗，上报给中央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情况不明，导致中央对某些环节的改革未能作出及时的正确的决策。
　　“各位领导可能不太了解，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臃肿，张张衙门向农民伸手要钱。就我们的那个乡的机构来说，大门的招牌有：乡党委、乡政府、乡人大、乡政协、乡人武部、乡纪委、乡政法委、乡团委、乡妇联、乡综合治理办公室、乡国土所、乡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大楼内设立的机构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乡党委设正、副书乡记5名；乡政府设正、副乡长5名；乡人大设正、副主任5名；乡政协设正、副主席5名；乡纪委、乡政法委各设正、副书记4名；乡团委设正、副书记4名；乡妇联设正、副主任4人；乡国土所设正、副主4名；乡防汛抗旱指挥部设正、副指挥长5名。
　　“乡党委、乡政府、乡人大、乡政协办公室各设正、副主任5名；乡纪委、乡政法委、乡团委、乡妇联办公各设正、副主任4名。
　　“乡综治办、企业办，全乡已没有一个企业了，可是，企业办依然存在，仍然有乡干部在‘办公’。民政办、文教办、环保办、维稳办、老干办、粮管办、种子办、水利办，农民已多年不种粮了，可是，粮管办、种子办、水利办依然存在，仍然有乡干部在‘办公’。爱委办、计生委办、饲料办，好几年来农民没喂猪了，可是，饲料办依然存在，仍然有乡干部在‘办公’。规划办、蔬菜办，新成立的蔬菜办，准备向农民收取种植大棚菜的所谓‘管理费’。植保办、食品办，不知道‘植保’什么，‘食品’什么，这两个办的办公室有乡干部在‘办公’。堤委会办、防汛抗旱指挥部办、财政所、税务所、司法所、工商所、交通所、卫生所、国土所、农技站、农机站、农电站、畜牧站、广播站。
　　“各办分别设立正、副主任3名；各所分别设立正、副所长4名；各站设正、副站长3名。
　　“乡综合治理办公室设有主任一名，副主任5名；办下面设有执法队、征缴队、缉查队、治安巡逻队。这些人员配备了全套警服、警车、警械。肆无忌惮对农民敲诈勒索，动辄就打人、抓人、关人。每当听到警车警笛声，老百姓人人愤恨、个个惊呼：小鬼子进村了啊！
　　“这十年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三提五统’日益膨胀。各种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乱收税、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那个地方，地痞流氓掌权，恶人痞棍治村已不鲜见。乱打人、乱抓人、乱关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有首民谣，道出了近10年来农村的真实情况：
　　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七税八税，九费十费，税费得农民好疲倦！
　　县里年年要，乡里月月要，村里天天要，要得农民苦苦叫！
　　“左伸手，右伸手，把农民的钱都抠走！前年集资、去年集资、今年又集资，何年才不集资？
　　“三提留，五统筹，年年加得农民时时愁。
　　“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班子机关有多少委、部办、科；县政府直属科局级单位有多少个，各科局级单位内部设有多少科（办），我们上访代表确实没有去统计过，决不能信口开河乱说一通。在此，我们只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大班子本身情况披露出来。这个情况是县委组织部一位刚退休不久的副部长告诉我的：现职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正县级一把手4人；退二线后享受正县级待遇的有15人；享受副县级待遇的现职县委常委、副书记6人；副县长10人，县人大副主任9人，县政协副主席12人；以上县级、副县级干部共56人。配备高级轿车56部，专职司机56人，专职秘书56人。除此之外，另有退居二线享受副县级待遇的干部25人。这些干部出县城游玩、走亲戚、钓鱼均由县老干局随时配备车辆。
　　“县一级的机构，说起来太复杂了，我们暂舍弃不说，单就乡、村两级来说说吧。乡一级机构几十个委、办、所、站要运转、要发工资、要发奖金、要吃香的喝辣的，要配备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要配备警车、警械、警服等。钱从哪里来，向我们农民要，从我们农民口袋里掏。这次乡党委，乡政府头头为了自己升官晋爵抓政绩，要扩建乡中学校，搞什么‘形象工程’、‘达标工程’。其实，去年全乡就按每户收缴300元扩建乡中学校，每户农民家庭都交了钱。可是，今年又要交300元装修扩建后的乡中学，说是要打造一个形象工程，里里外外进行装修。荷花村的邱爱民，一个烈属户，又是个驼子残疾人，他父母亲都已年逾古稀丧失了劳力，由他赡养。为了谋生，在自己屋里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他去年已向乡政府缴了300元扩建乡中学校。今年又要他缴300元装修乡中学校搞形象工程，他同乡政府综治办缉查队发生了争执，而乡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缉查队执警械对邱爱民这个残疾人大打出手。
　　“尊敬的中央领导：我是南泽湖乡南泽湖村人，这起恶性事件发生时，我并不在现场。在现场的有十一位农民，他们都是荷花村人，有的还是邱驼子的邻居。这十一个农民既是当时事发现场的目击者，又是由此事而发生后来一系列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这十一个农民其中有四位是已年逾古稀的老人，考虑到他们年数大，怕身体出意外，我们不敢带他们来北京上访。另七个中、青年农民作为上访代表今天来到了这个会场。”说到此，张银松依次指着吴石平等介绍道：“他们是吴石平、卢桂云、唐明贵、余自立、熊亮、陈武、瞿振。”
　　吴石平等听到张银松点名时，依次从座位上严肃地站起来，恭敬地向坐在会议桌周围的负责官员频频点了点头。
　　“这起恶性事件请他们向领导汇报更准确些。请领导批准。”张银松恳求道。
　　“可以。请你们推选一位代表来反映这起恶性事件的基本情况。”主持会议的中央信访局那位负责官员说。
　　荷花村七个上访农民代表互相低声交换了意见后，卢桂云大声说：“尊敬的中央领导，我们已商量好了推选吴石平来汇报这件事。”
　　“好的。”主持会议的中央信访局那位负责官员点着头说。
　　吴石平向前走了一步：“既然大家推选了我，那我就来汇报吧。”他尽力地说着普通话，把农历三月初三日那个下雨天他同卢桂云、李六嗲等农民在邱驼子杂货店串门聊天时乡缉查队闯进来强行重收建校费、抢走高档烟酒、暴力殴打邱驼子的情况，接着发生在乡政府缉查队会议室及县电视台制造假新闻的情况，后来村民们到县城在县电视台讨公道、随后在县委、县政府大院所发生的武装镇压农民的情况及县公安局发佈《通缉令》抓捕的情况直至到北京后所发生的情况，一一地向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官员作了比较详细的诉说。在即将结束此番诉说时，吴石平说：
　　“尊敬的中央领导：
　　“农民是老实本分、吃苦耐劳、最有忍让精神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通过辛勤的劳动，先解决好温饱，再图发展，希望过上小康日子。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农民做的梦。可是，由于近10年来‘三提五统’每年加重，尤其是苛捐杂税、九费十费压得喘不过气来。以我们农民的话来说这叫‘又瞎胡乱搞’！有的农户连温饱都成了问题，还去说什么小康！尽管如此，这一切，农民都默默地忍受了，虽然有抵触不满情绪，背地里在骂娘，但谁要我们是农民呢，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就是这样的人。
　　“这次由于乡政府干部欺压、殴打烈属家庭的残疾人邱驼子的事情，而引发我们来北京上访。
　　“邱驼子的真名叫邱爱民，他的弟弟邱爱国二十二年前我俩一起参军，到部队后同在一个团。二十年前，我们又一起在南疆参加自卫反击战，同在一个战场。在一次战斗中，为了给部队扫清前进的通道，邱爱国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滚过敌方的雷区，为了祖国的安宁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爱国成为全军学习的楷模，并被追记特等功……当年，爱国的父亲同驼子哥哥到部队后受到军区许世友司令员亲自接见。后来部队又派师政治部主任亲自陪同返乡……在战场上，我也火线入了党，并立三等功一次。后来我主动要求去烈士陵园为爱国及牺牲的战友守了一年多时间的墓，缅怀英烈，真是感慨万千……我复员回乡时正赶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按当时政策规定，我属于复员后由当地政府安排工作的人员。正因为我看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希望，才主动放弃了吃国家粮、领国家工资的工作。几年后我建了新房子，买了手扶拖拉机当上了运输专业户，结了婚，生了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正当满怀信心往小康路上跑，可是，这些年来苛捐杂税，九费十费压得实在是喘不过气来。运输税、运输费、交通税、公路维护费等等，全部伸手向你要。到头来，钱没赚钱，有时还倒亏，赚了累。我只好连人带手扶拖拉机去红砖厂打工，拖砖坯，养家糊口。
　　“尊敬的中央领导：
　　在乡五统筹中，有一项是优抚费，优抚费是用来优抚烈、军属的专款；乡政府不但不优抚，反而对烈士家属施以苛捐杂税，进行敲诈勒索。这次先是因乡干部欺压、暴力殴打烈士的残疾兄长，县电视台制造假新闻，后又县委政法委书记调动县公安局警察弹压、抓人，再后来县委政法委书记向省城请调警力镇压农民，县公安局下《通缉令》抓捕农民，我们实在是被逼得走途无路才下定破釜沉舟、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北京上访的。正如总理所批示的那样：迫于奋起抗争。总理了解农民，理解农民。总理在为我们农民撑腰作主。总理掷地有声，向那些贪官、昏官、恶官发出了严重警告：今后谁再敢违反中央政策，抗拒中央决定，加重农民负担，施以苛捐杂税，动辄使用警力镇压农民，就拿谁是问！
　　“总理的重要批示，我已牢牢的记在心中了。我们晓得，中央这次要动真格的了，惊动了总理，惊动了这么多中央领导。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我们，我们……尊敬的领导，我，我说不下去了，请原谅……谢谢。”
　　吴石平说到此，已泪流满面，抽泣起来。
　　会议厅一片欷歔声。
　　“一个县委政法委书记，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说成暴乱分子，竟目无法纪，动辄调动警力镇压农民；”中央政法委一位负责官员愤慨陈词打破了欷觑声。“乡政府干部竟然对烈士的残疾人亲属下毒手，抢劫商品，暴力殴打致伤，还被关起来，难怪总理震怒了：‘真乃岂有此理’！这些干部良知何在？”他用拳头叩击了一下会议桌桌缘。“南泽湖乡农民赴京上访团代表同志，我代表中央政法委宣布：擅自调动警力使用警械、橡皮子弹、催泪弹镇压无辜老百姓，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对人民的犯罪行为！此两宗案，中央政法委一定会严肃督查追究，决不姑息庇护！该抓者则抓，该关者则关；该判刑者则判刑！”
　　会议厅爆发出一阵鼓掌声。
　　“张银松同志，你反映的情况还没说完吧，请继续说下去。”主持会议的中央信访局那位负责官员说。
　　张银松重新站起来：
　　“好的。
　　“我是南泽湖乡南泽湖村人。高中毕业那年即参了军，在部队服役了五年，入了党，多次立功受奖。担任过特种兵副排长。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左背部肋骨被损伤，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由于不能适应野战部队工作，便复员回乡了。回乡三个月后，我被增选为村支部委员并担任副村长。半年后，逢上村委改选。承父老乡亲的信任，我以百分之九十五的高票当选为村长。我当选村长两个月后，便接到了县人武一位副部长亲自送来的录用我为县人武部专干，要我负责指导民兵训练工作。是留在村里当村长，还是去县人武部当专干？这确实是个两难选择。党对农村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父老乡亲们的再三挽留，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留下来当村长，同乡亲们一道思谋创业，勤劳致富奔小康。短短几年时间，我同乡亲们一道创办了水泥袋厂和灯具厂。解决了村里大部分剩余劳力就业，为村集体积累了十多万元资金，新建了村委办公楼，改造了村里的输电网。那时啊，家家欢声笑语，户户安居乐业。正当我们村寻求新的发展、创造、积累更多的财富时，一夜之间，乡政府下了两个文件。一个文件是撤销我村长的职务，是什么原因撤销，文件上一字未提。文件的内容我记得：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调整新的经济结构，经乡政府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张银松同志南泽湖村村长职务。另一个文件是任命陈八担任南泽湖村村长。陈八何许人也？陈八是我村的一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地痞，八十年代中期，曾因盗掘古墓而被判刑。刑满释放回乡后即被招募到乡政府综治办治安联防队，当了一名治安队联防队员。乡政府综治办治安联防队，实际上是向全乡老百姓收取各种各样、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税跟费，敲诈勒索、横行乡里的专业队。陈八在乡政府综治办治安队干了几年后，颇得乡政府干部的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开拓进取、有经济头脑、敢于创收的人，公开褒扬他为‘狮子型’干部。乡政府官员称陈八为‘狮子型’干部，老百姓则称陈八为陈八烂。陈八被授予‘狮子型干部’，乡政府全体干部知晓；陈八被取代为陈八烂，全乡家喻户晓，妇幼皆知。
　　“陈八回村当村长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烧的第一把火是解散水泥袋厂，烧的第二把火是关闭灯具厂；第三把火建村治安队。他从外村、外乡、甚至外县纠集一帮与他臭味相投的人进入村治安队。把上一届村上公积起来的剩余资金买来治安警服、警械和三轮摩托警车向老百姓收取苛捐杂税、九费十费，敲诈勒索，横行乡里……”张银松把村民们强烈要求村委会公开账务、成立清账小组及在清账过程中的情况，向乡党、政机关检举陈八贪污公款，陈八受到乡党、政官员袒护的情况和向县检察院举报陈八横行乡里、贪污公款的情况以及县委政法委书记干预县检院办案、县立法机关官员充当陈八的保护伞，以陈八为县人大代表为由，不批准对陈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自己因参加清账而被开除党籍和向上级党的组织、纪检部门申诉、而被退转给乡、县组织、纪检部门的情况；制止陈八殴打、强行抓走聋子石嗲的情况以及自己因此而被拘留、李建国因此而被判刑的情况；因乡政府干部暴力欺压烈士家庭而引发的一系列情况以及来北京上访期间发生的情况一一地讲述出来，末了，张银松道：
　　“尊敬的中央领导：我虽然被无端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取消了我过党组织生活的资格，我就自己学习党纲及党的有关文件，学习和领会党中央的政策，尤其是对‘三农’的政策；自开除我党籍的那天起，我就按月坚持把党费夹入党费证里。（说到此，他俯下身子从放在沙发上的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党费证向会议桌方向亮了亮）我始终认为，我没有背叛党，我没有损坏党的光辉形象，我没有违反党章党纪党规。我始终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坚信：光明一定会驱散黑暗，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在当地，我们讨不到公道，被通缉、抓捕，迫不得已只好来北京上访，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说明事实真相……我们来到中央信访局，把反映事实真相的材料交给了领导。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要我们耐心地等待答复……我们明白，国家这么大，中央领导政务十分繁忙，答复我们需要时间……我们确实熬不住了，一方面是父老乡亲不断地来电话焦急询问我们来北京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在我们来北京后，县公安局先后抓走了三十多名无辜的老百姓；另一方面是县公安局已派了大批警察来北京抓捕我们，威逼我们就范由他们遣返回乡，追捕我们上访代表的《通缉令》在北京到处可见。《通缉令》上标明我们是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的人，举报者有重奖。如果我们一旦被抓，将前功尽弃，回去等待我们的是坐牢、判刑。面对如此险境，我们连招待所、客栈、人防旅社也不敢住下去了，因为我们成了人人皆举报，人人皆抓捕的逃犯，偌大的首都北京，竟没有我们一处安身之地……迫于无奈，实在是迫于无奈之下啊，我们才痛下破釜沉舟、壮士断腕之决心——来到天安门广场国旗下跪国旗。在我们上访人员中动身来北京时跪了父母，因为心里明白，此赴北京上访，命运如何？没有答案，只能以跪别来表示对父母的孝心。来到北京已整整10天时间，我们心中明白，既然来了，就必须安下心来等待。时间不是问题，即便再等10天，20天，或者更长时间，我们仍然会耐心等待中央信访局领导承诺给我们的答复。可是，情况突变，县公安局已发佈《通缉令》追捕我们。我们已走投无路了。我们已走投无路了，为了争取时间求得中央领导关注和重视，于是，我们想到了跪国旗。我们在心中想：忠跪国旗，孝跪父母，天经地义，我们无罪。我们心中明白：天安门广场举世瞩目，象征着国家民族的尊严，五星红旗象征着共和国的光辉形象。我们决不能说或做任何一点有损国家民族尊严、有损共和国光辉形象的话和事……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招展的时候，我们农民上访代表满腔热血，齐唱《国歌》；当我们忠诚地跪在国旗下时，一位英国记者操着汉语，再三缠着问我们是什么原因跪国旗？我以上访代表领队人的身份对他说：我们跪国旗是对国家的忠诚，外籍人士不要寻三问四。那位英国记者听后尴尬地摊开双手，无可奈何走了。
　　“尊敬的中央领导：
　　“这次跪国旗事件，我是主谋。如果触犯了国家法律或治安管理条例，我心甘情愿接受处罚直至承担法律责任。我是南泽湖乡农民赴京上访团总负责人，这是父老乡亲以特殊的形式推选出来的。我义不容辞的担当了这个职务，作为总负责人，我不能辱使命，负重托，我在心里呼唤：我的父老乡亲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正当我们处在危难关头，紧要时刻，没想到新华社向中央报了《内参》；更没想到总理这么快就作出了重要批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对我们这些底层农民的命运如此亲切关怀，对农民减负问题如此高度重视，我们看到了光明，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张银松这位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竟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出席这次会议的农业部一位负责官员在认真地作记录。此时，他撂下笔，对挨着他坐着的另一位负责官员低声道：“农民真难，农民真苦，农民真不容易，农民付出的太多了…”
　　那位农业部负责官员同感地默默点了点头。他环视着会场，用指头笃笃地敲着会议桌，旗帜鲜明、凛然道：“张银松同志，你所反映的你们的那个县，向农民征缴的国家农业税已超过了中央所规定的数倍之多；村、乡的‘三提五统’演变成了多提多统。擅自违反中央的规定，层层反复加重农民负担，这是严重违反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规定的；通缉抓捕上访农民代表，更是不允许的。我们农业部明天上午就会通知你们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来北京汇报情况，像这种加重农民负担，乱罚款、乱缴费、乱集资、乱摊派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泛滥下去了。”
　　主持会议的中央信访局负责官员对农业部负责官员的话特别关注，他说：“解决了对农民的减负问题，我们中央信访局的工作也减负了。这些年来，我们的信访接待大部分都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现在确实已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时候了……”
　　“张银松同志，你这种为了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敢于向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难能可贵！”出席这次会议的中纪委一位负责官员以赞许的目光凝望着张银松：“你所反映的情况，应当引起党的各级纪检部门的警觉。你虽然在组织上被你们地方的党组织错误地开除了党籍，但你在政治上、思想上仍然是农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党的好党员！你没有损害党的形象，没有违反党章党纪党规，因此说，开除你的党籍，是非常错误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九亿多农民群众，在其他成份的人民群众中占了绝大多数。我们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宗旨也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所以说，你这个基层党员，是为你们家乡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挺身而出，向黑恶势力作斗争，同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即使下地狱，也义无反顾。你这样的精神值得学习和提倡！我们党为有你这样的优秀党员而感到骄傲！你被无辜、被错误开除党籍的事，我们中央纪委一定会高度重视，一定会迅速组成督查班子进行复查。张银松同志，挺起胸，前途是光明的！”
　　上访农民代表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上访农民代表黄反修向参加会议的中央、国家各部门负责官员反映了乡政府农村基金会通过乡广播站动员、号召农民去贷款（高息贷款），后乡政府农村基金会公然违背贷款协议，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贷款农民骗往乡政府施以刑讯逼迫手段提前偿还贷款的行为，他讲述了作为受害者之一的他的父亲在乡政府被刑讯逼迫提前偿还贷款的基本过程。末了，黄反修说：“当我爹爹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我爹爹的额头上的皮肤焦黑焦黑的，我问这是为什么？我爹爹垂头丧气地说：这是探照灯射的，乡里动了我的刑，我实在是熬不住了，现在脑壳里还嗡嗡叫，想起那两盏要命的探照灯，我就像打摆子，全身都发颤……搭帮张萍大律师，叫来了省城检察院的大检察官，把我们救了出来。总算留了半条命回来……看到爹爹被折磨得成了这个样子，我胸中阵阵隐痛……比我爹爹的命运更惨的是龙石坤的父亲。”他指着挨着他坐着的一位瘦高的黑黝的上访青年农民代表说：“他就是龙石坤。”
　　“首长，请允许我说几句。”龙石坤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恭敬地说。
　　“请说吧。”主持会议的中央信访局负责官员朝龙石坤点头道。
　　“首长，”龙石坤凭着他在部队学会的普通话说开了，尽管说得不太标准。他习惯于对级别高的领导人称为首长。“我家也是向乡政府农村基金会贷了两万元款，那是五个月前的事情。这些年来，由于苛捐杂税、九费十费多如牛毛，种粮倒贴本，喂猪不赚钱，我家只种晚稻，以保证全家人吃一年的口粮，把种早稻的田腾出来种西瓜，当西瓜丰收的时候，就租车送往省城西瓜批发大市场。还完乡上、村上这种税那种费后，多少还能赚一些，也就是乡上、村上的税费赚大头，我们种西瓜的农户赚小头。这些年来，我家就是靠种西瓜来糊口的……
　　“我当过三年兵。在复员的那一年在教新兵投实弹训练的时候出了意外。那个新兵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没把手榴弹投出安全距离，危急关头，我扑倒在那个新兵的身上。轰地一声手榴弹响了，炸断我的腿胫骨。为此，我立了二等功，出院后我被鉴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尽管自己伤残了，作为军人我无怨无悔……
　　“复员回乡后，我也曾去过县城、省诚应聘过，但是用人单位看到我是个跛子只摇头，不肯接受我，不接受就不接受罢，我还有一双健全的手，我坚信自己通过忠实的劳动能够生存下来……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去姑妈家走亲戚，看到她家养的乳牛赚了钱，我即产生了养乳牛的想法，后来在姑妈家的帮助下，花了一万多元钱买了三头乳牛。这样，我每天早晨骑着一部旧摩托车把新鲜的牛奶送到我姑妈家里托姑爹、老表们送到省城牛奶公司。养乳牛这是一项不分季节的产业，被村上、乡上抽去左税右费后还有一些赚头。我同我爹爹打商量决定再买几头乳牛回来饲养。可是，上次已经买回三头回来了，要想再买几头手中没钱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广播里喊起了动员农民去乡政府农村基金会去贷款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我爹爹笑着说，没想到乡政府如今帮老百姓的钱忙了，这真是不知要如何感谢才好哩！乡政府农村基金会的利息高于银行利息三倍，我爹爹算了算后说，利息高是有蛮高，这也算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受点痛，人家会轻易放钱给你？就这样，我家向乡政府农村基金会贷了两万元款，按协议贷款时间为两年。
　　“没想到，贷款时间还不足4个月，乡农村基金会就违反协议，逼着我家立即还清全部贷款。我家确实一时还不起，乡农村基金会就强行把我爹爹带到乡政府办所谓学习班去了。一天上午，我去乡政府看我爹的时候，正好碰上了黄反修。（他指了指黄反修）我们聊了一会，明白了我们两家都是同样的遭遇。黄反修对我说，他们不准他探望他爹爹。我不甘心，还是硬着头皮向站岗的乡治安人员求情，请他们放我进去看看我爹爹，同样地遭到了他们的拒绝。那几个站岗的治安队员还嘲笑我说：你这个跛子，冒着雨颠了这么远的路也算是尽了孝了……我和黄反修气愤地离开了乡政府大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乡政府这种行为是属于非法拘禁。我把这个观点向黄反修提出来。黄反修说，对呀，这完全是非法拘禁，我怎么没考虑到呢？于是，我们俩人一商量，决定立即一同去县检察院，向检察院举报，请检察院出面解救。我们租了一辆摩托车迅速赶到县检察院。
　　“县检察院一位姓陈的副检察长接待了我们。我同黄反修分别把情况向陈副检察长报告了。陈副检察长向我们解释说：按照国家法律，严格地来讲，是绝对不允许你们乡政府这么做的。但是，这里面有个特殊原因，最近国务院确实下了取消农村基金会的文件，并且要求尽快收回所贷出资金。对此，县里作出了统一布置，督促各个乡把这个政治任务完成好。事先，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法委主要领导亲自给我们检察院打了招呼，要我们检察院在政治上与县委保持一致，不要横加干涉。就我个人意志来讲，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具有专政性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的……从这几天各个乡的情况来看，来我们检察院，举报乡政府以办学习班的形式关押他们的亲人超过了100人次……你们俩位是复员军人、党员，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的政治觉悟……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其它的都属于空话。譬如说，我们县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工资、办公经费都由县财政拨款发放解决……我说了这么多，已经够违纪的了，对于我个人来讲已五十老几了，也就是最后一任了，无所顾忌。我这个副检察长对他们来说，是不称职的……这个学习班，如果发生了刑讯逼逼事件，严重侵犯了人身安全事件，我们检察院会出面干预的……如果不行，我打算以副检察长名义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此事。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疾苦。作为检察官，我应尽自己的责任……面对陈副检察长，我跟黄反修理解他的苦衷。在现行体制下，面对复杂的局势，并非一位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所能扭转和改变这种现状……”说到此，龙石坤感叹地摇了摇头，愤世嫉俗中显出无奈的悲哀。
　　黄反修见龙石坤拖着伤残的腿支撑了这么长的时间，心中不禁一阵侧隐。他拽了拽龙石抻的后衣襟，示意他坐下来。
　　龙石坤仍然站立着，不打算坐下。
　　“龙石坤同志，请你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中央信访局负责官员说，“开始我们不晓得你是伤残军人，让你站这么久时间，请原谅。现在，请你坐下。请你坐下来继续反映情况。坐下吧，真难为你了。”
　　“谢谢首长。”龙石坤坐下来，继续说。“我爹爹在乡政府和黄反修的爹爹一样，遭受了像恶魔一般的射灯的摧残。乡政府干部把我爹爹捆在一把木靠椅上，用射灯照着我爹爹的面部。我爹爹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实在是受不了那酷刑，撑不下去了，只好被迫同意以家里养的乳牛作抵押。记得那天上午，乡农村基金会的高付主任跟乡综治办主任朱半截，领着乡治安队，像押犯人把我爹塞在三轮摩托警车的拖斗里送回家。我爹爹刚从摩托车拖斗里下来便跌倒在屋基下。我慌忙把他扶起来。我爹爹哭丧着脸说：石坤呐，昨天晚上乡政府干部对我动了大刑，两盏探射灯把我照得喉干舌苦，脑壳发晕，眼睛放花睁不开，耳朵发叫听不清……左边这只眼睛怕是瞎了，看什么都看不清，造孽啊，真是造孽，我想怕是见不着家里人了，也实在熬不住了，就按了手印签了字，同意把屋里的几头奶牛作抵押。总算才留住了这半条命……没办法啊，爹爹是这样做，真的是没办法，屋里人不要怪我啊……石坤，快扶我到床上去，我一身打颤、脑壳晕，耳朵里嗡嗡叫，一只眼睛怕是要瞎了……留了我这条老命，把屋里喂的几头奶牛，抵押给乡政府，还，还贷款……我对我爹爹说：爹爹，你说如何搞就如何搞，儿子全都听你的。我一边说一边把我爹爹扶上床……高付主任从乡畜牧站带来了一名兽医。兽医来到乳牛屋，逐一对每头乳牛进行了检查，连连称赞说，好牛、好牛，都是良种乳牛。高付主任问我是什么价钱买进的乳牛。我告诉他：第一批乳牛是五千三百元一条买回的；第二批乳牛是五千五百元一条买回来的，并向他出示了当时买乳牛的票据。高付主任眯着眼睛思索了一会对我说：我看是这样吧，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价钱买的，牵4头乳牛抵贷款的本息算了。我说，高主任，那怎么行呢，如今像我们屋里这样的良种乳牛的价格每头已达到了五千八百元一头，这位畜牧站的兽医应当清楚现在的行情。那位兽医默认了我说的价格。高付主任说，乡上对你屋里已是宽宏大量了，再不要讨价还价，不然，你们今天就还款。乡综治办主任朱半截从一旁蹿过来恐吓道：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干脆把他爹爹重新押回乡政府了事。我愤怒地瞪了朱半截一眼。这时，我妈妈扶着我爹爹已走进了乳牛屋，我爹爹一脸的愁苦和恐惧，他走近我身旁，声音哽咽，悄悄地对我说：我死活都睡不着，就喊你娘扶我来了，石坤，就依他们说的抵四头奶牛算了，我虽心疼，图个安宁，图个安宁比什么都好。我看到我爹爹被摧残得这副模样，心软了，我当时想，即使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我爹爹去乡政府受二茬罪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朱半截指挥着乡治安队员牵走了四头最优良的乳牛。我爹爹蹲下来，双手捂着面庞，在轻声地哭泣……临走，他们又算了我爹爹在乡政府被关5天的食宿费650元，兽医的检验费100元，10个治安队员的劳务费600元，共计一千三百五十元。我爹爹对我说，石坤，反正已经背了时了，给他们，给他们，退财消灾，图个安宁，我真的惹不起他们啊！我爹爹一脸怨愤和无奈……
　　“各位首长：当今农村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些县、乡干部违法乱纪、贪财敛财无所不为，地痞流氓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们农民要生存真艰难啊！像我这样的伤残军人的生存更艰难，我们也曾到过市政府、省政府上访过，可是，上访材料转来转去，旅行了一圈后又转到了县、乡政府，有的甚至转到了直接欺压、迫害我们农民的当事人的手中。这样的怪圈还要存在多长时间？不是危言耸听，现在的农村堆积着很多不稳定的隐患，这不稳定因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坚信首长比我们农民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清楚得多！
　　“这次我拖着一条伤残的腿来首都北京，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跪国旗，我的心在泣血啊！我深深懂得，这是不知荣辱之举。但为了引起中央首长的关注和重视，确实是万般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要处罚，要治罪，我甘愿接受。
　　“尊敬的首长：这次我们来北京的上访农民代表中，有一半以上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我们之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在部队入的党。每当想起在党旗下举手宣誓的情形，禁不住热血沸腾。今天，我们这些党员，把农民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黑恶势力对农民的敲诈勒索，一些政治糊涂官对农民镇压的情况，向中央反映，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我想，如果我龙石坤在家乡的县、乡政府机关跪国旗，我的这条健全的腿恐怕已会被打成残疾的腿了，我的党籍肯定会被开除，我肯定会被贴上反革命暴乱分子的标签……北京毕竟是北京，中央首长毕竟是中央首长，不但没治我们的罪，还从百忙中接见我们上访农民代表，平等地与我们代表对话，认真地听取农民代表反映情况，我们终身难忘。我们有主心骨了，中国的农民又会看到希望了。谢谢各位首长。”
　　主持会议的中央信访局负责官员说：“还有什么情况需要反映的，请各位上访代表抓紧时间反映。”
　　上访农民代表座席中没有人提出发言。大家似乎觉得通过张银松、吴石平、黄反修、龙石坤把情况反映得差不多了。
　　“我想问问上访代表，你们地方政府，是怎样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的？”国家计生委1位女负责官员彬彬有理地问道。“在你们当中，在违反的吗？”
　　“我违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呢，但是也只是差点没把我整死了。”谷塘村的青年农民吴罗生坐在长沙发上说。
　　“哦，那好，请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国家计生委女负责官员饶有兴趣，望着吴罗生微笑道。
　　“我想说，又怕说出来丢丑。”吴罗生犹豫道。
　　张银松见状，朝吴罗生道：“吴罗生，我们是来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的，是什么，说什么，不丢丑。”
　　“好喽，那就说呗。”吴罗生从座位上站起来，欲说什么即又打住，接着他向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国家各部门负责官员鞠了一躬。
　　“吴同志，请你坐下说吧，没关系。”国家计生委女负责官员态度和蔼可亲。
　　“好，谢谢了。”吴罗生坐下来。他是一个文化不高，憨厚的青年农民。他交替地操着夹生的普通话和熟练的方言讲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中央领导和首长：我要说的是三年前的事。三年前，我得了个儿子，可得了这个儿子后把我害苦了……我跟我堂客爱人九一年结的婚，九二年就生了个妹仔。说句良心话，我跟我堂客爱人心里喜是喜欢，”
　　张银松打断吴罗生说：“吴罗生，你要么说堂客，要么说爱人，莫把堂客爱人连在一起说。”
　　“说爱人拗口，那我就单说堂客算哒。”吴罗生憨笑道。“我跟我堂客心里喜是喜欢，但总没有生个儿子那么如意，想隔年把再生一个儿子，又怕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后来通过我跟我堂客打商量，决定按政策隔4年再生第二胎，堂客就到乡卫生院上了环。我也不晓得何是搞的，在我妹仔满两岁不久，我堂客的肚子又鼓起来了，那阵子我正在城里做油漆工，堂客打发人把我喊回去打商量，问我何是搞？我说我带你去省城大医院找熟人先检查肚子再作打算。堂客也蛮听我的话。我就跟我堂一路去了省城的一个大医院，大医院跟我堂客做了个B超，检查出来说我堂客肚子里是个带把的。我跟我堂客喜欢得不得了。我们算了一下，既算明年把儿子生下来，按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还是提前了一年。超生和早生是要罚款的，在我们那个村、那个乡、那个县人人都晓得这个硬政策……最后，还是我作了主。我对我堂客说，生下来算哒，我舍不得这个儿子。打算罚它个几千万把块钱。我在省城打了几年工，那时候屋里几千万把块钱还是拿得出来的。堂客见我作的这个主，也正合她的心意，笑了……后来堂客的肚子越来越大，蛮现形了，她怕别个讲闲话，到娘屋里住了一段日子。我在省城里打工听说后，就把她从娘屋里接回来。我对堂客说，反正已打算认罚，何必去躲躲闪闪，莫让儿子走了胎气。事隔不久。村上就把这件事报告到乡政府去了。奇怪的是，好长一段时间乡政府的人一直没到我们屋里来找麻烦。我跟我堂客都在想，这是何解呢？莫非是计划生育的政策放宽了，莫非是原来允许隔4年生二胎，如今允许隔三年生二胎呢。如果是这样，真要向菩萨烧高香了。……可是，当我堂客生下儿子的第三天上午，乡政府用面包车装了一帮人来到我屋里。当时我正在家。最先跳下车的是乡政府综治办主任朱半截。朱半截叫什么名字，我到今天还没搞清楚，只是人人当着面叫他朱主任，背着面呢，个个叫他朱半截，所以，我也跟大家一样是这样称呼他。接着下车来的是乡计生办杨主任；再接着是一帮手里拿着电棒、手铐的乡治安队。朱半截对我说，吴老板，恭喜你得了贵子。我笑脸相迎，把他们请进屋里。递烟、泡茶、筛酒。朱半截笑着说，早就晓得你堂客怀了孕，为了考虑让她平平安安生下来，所以一直没有来打扰。我说，谢谢朱主任，谢谢乡领导。这时候，乡计生办杨主任说，吴老板，计划生育的政策你晓得吧？我说，晓得，晓得，晓得。杨主任说，既然晓得，何解要提前生二胎？我说，本来想去做引产的，可到城里大医院一检查，肚子里是一个带把的。杨主任一拍桌子吼道：哪个规定是个带把的就可以提前生二胎？计划生育是国策，是碰不得的高压电。国策就是国法，违反了国策就是违反了国法。碰了高压电就会触电。你晓不晓得？我说，杨主任，我晓得，我晓得，我已经准备好了罚款的钱。姓杨的主任问我准备了好多钱？我说准备了一万块钱，杨主任鼻子一哼：一万块钱，说得那么轻巧，一万钱就够了？我说，早几年乡政府不是有文件规定提前生二胎的罚款封顶一万块吗？姓杨的主任说，那是早几年的规定，如今有新政策，提前生二胎的，态度好罚三万块，态度不好罚五万。新的政策向你宣布了，你如果一次性交三万就没事了。我说，既然已经犯了这个生崽的法，我认了，我先交一万，剩下的两万，我打张欠条，明年再交一万，两年内交完。我说着就拿出一万块钱送到杨主任手上。杨主任瞟了那一万块钱一眼，然后对我说：吴老板，听说你在外面当了大老板，赚了不少的钱，我们是按政策罚你的款，你却抵触，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说我哪里是个大老板，我是靠一把油漆刷子打工赚点小钱……杨主任把脸一板：今日你就是刷，也要给我刷出三万块钱。我说，杨主任，对不起，今天实在是拿不出，每年交一万，两年内交齐，我决不会赖账。姓杨的主任跟朱半截交换了眼色后对我说，我看就这样吧，你打张欠条，欠条就写吴罗生欠乡计划生育罚款两万元。我按他的要求写了张欠两万块钱的条子，交给他。我说，杨主任，这一万元钱你也应打张收条给我吧。姓杨的主任说，等你三万块钱交齐了再一起打收条给你，你难道连这一点也不相信我？我说，我相信，我相信你杨主任……这时朱半截对我说，吴老板，今天到你家里来出动了我们12个治安队员，每人按50块一天的工资算，你应出600块钱。我说我刚才交了一万块，身上确实没有600块钱了，过两天我亲自送到乡治安联防队，亲自送到你朱主任的手中。朱半截把脸一横吼道：你他妈装什么蒜，未必你口袋连600块钱也没有？他翻遍了我的口袋，只搜到了两百块。朱半截一把夺过两百块钱说：先收下这两百块，剩下的400块用你屋里喂的那头猪抵了算了。我家那年养了三头猪，前几天卖了两头，剩下的这头猪准备留着屋里过年吃的。当时，我想，我堂客挺着个大肚子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喂了大半年猪，这下要被他们抢去过年了，我死活不依不肯。我跟朱半截他们争吵起来。朱半截说，你他妈的想抗法吗？说着，他跳起来一拳打在我的脸上。几个治安队员像恶狼一样把我掀翻在地……我堂客从床上坐起来，大声骂土匪……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看到朱半截那一帮人把屋里的那头肥猪的四脚捆住，被他们抬着嗷嗷嚎叫着……走在最后面的三个治安队员手中拎着我屋里喂的鸡、鸭向我扬了扬说：吴老板，午饭就不在你屋里吃了，这几只鸡、鸭就算是我们中午的下酒菜吧……”
　　会议厅内寂静无声，中央，国家各部门的负责官员不时地变换着愤怒、同情的表情。
　　此时的吴罗生已完全摆脱了拘谨之态，愤然地继续说道：“事情还不止是这样，一个月之后，县法院的几个法官登我家的门了。我不晓得我又犯了什么法，就向法官问原因。法院告诉我说，你欠了乡政府计生办两万块钱，计生办向法院起诉了，法院已作出了裁定。裁定你的房屋作为抵押物。今天我们是来封查房屋的。裁定已下来了十多天，考虑到你的堂客还在月子里，我们法院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尽管乡政府计生办天天催我们执行，我们都没行动，要等你堂客满月了才能执行。今天依法查封，过几天就要拍卖了。我听后如五雷轰顶，一时间分不清东西南北中了。我堂客当即晕了过去。法官说，我们是依法例行公事，如果不服，你们可以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之后，我房屋里前门、侧门都贴上了法院的封条。我气愤极了，真想把封条撕下来，那是法啊，犯了法要坐牢的。我去坐牢了，堂客、崽女何是活下去？万般无奈，万般无奈啊！当天下午，我只好带着堂客、两个崽女去岳母娘那里去住了。至今，我们全家仍住在我堂客的娘屋里。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县城请律师。律师到法院查了卷子后告诉我说，你这个案子已过了上诉期时效。当时，我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啊！过了几天，我的房屋被拍卖给了乡政府一个干部的亲戚，在我们那里开砖厂的外乡人。”说到此，吴罗生颤抖着双唇，仰起脖子，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长长的惑问：“请问中央大领导，大首长，有这种国法吗？！”
　　“没有，绝对没有！”出席会议的公安部一位负责官员拍案而道。“你们每一位上访代表都提到了乡、村治安队，这帮傢伙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太猖狂了！乡、村行政机构纠集的治安队是非法的，敲诈勒索、欺压老百姓，完全是土匪行为。公安部将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整治。对那些非法专政的非法组织必须立即取缔，对违法人员必须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要依法给予制裁！明天上午，我们公安部就会通知你们省公安厅主管负责人到北京来汇报情况。这次先从你们省开刀，查处一切违法乱纪，特别是欺压农民群众的不法分子，必须依法严惩！”这位公安部负责官员，言辞激愤，掷地有声。
　　“吴罗生同志，”出席会议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官员道：“你刚才反映的情况，我认真地听了，你所在的那个县法院，从立案、诉讼、裁定至拍卖，都是违反法律程序的。县法院凭什么立案，诉讼主体是谁？裁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拍卖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注册的拍卖公司来进行。吴罗生同志，县法院在审理期间，通知你去过没有？”
　　“没有，县法院法官没到我屋里来查封房屋之前，我根本就不晓得有这么回事。”吴罗生回答。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通知另一方当事人，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官员说。“这不排除暗箱操作的嫌疑。因此说，这是一宗典型的错案。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明天上午就通知你们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立即成立专案组复查这宗案件。属于法院错判的，要实行国家赔偿；对责任法官要进行追究。”旗帜鲜明，肩头上的天平明确地向无辜的弱势群体倾斜。
　　“今后像类似这样的确有冤情的案件，上诉时效已过，上级法院不予受理的，检察院应当进行抗诉。”出席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官员说。“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向全国各级检察院发文件，加强和完善法律制度。”态度明朗，头上的国徽熠熠生辉。
　　“计划生育固然是国策，是碰不得的高压电，谁触犯了，是要受到相关处罚的。”国家计生委女负责官员严肃地说。“但是，像吴罗生同志这种情况，并没有超生，只是提前一年时间生了第二胎，应当按照计划生育有关规定酌情处罚就可以了。像吴罗生同志这样被罚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令人心寒。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职能部门，擅自违背国家计生政策的有关规定，以计划生育为幌子大肆敛财，这是不允许的。看来，对计划生育工作来说，光有政策还不行，政策的弹性很大，容易走向偏离，计划生育工作应当立法，在法律的规定下去开展工作。吴罗生同志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国家计生委将会认真研究，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和完善计划生育新政策，制定新法规。”
　　“上访农民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不少问题久拖不决，并且还在进一步激化矛盾。”中纪委负责官员严厉道：“这种状况究竟要持续多久？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不能再拖了！明天，不，我建议就在今天晚上，在座的负责同志仍然来这个会议厅开会，遵照总理的重要批示精神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督查班子，分工合作，雷厉风行，督促，调查、落实、处理、解决上访农民所反映的问题。凡涉及到违反党纪的，要坚决给予党纪处分，触犯了法律的，必须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论处。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请上访农民代表放心，由我们中纪委牵头组成的督查班子，明天就赶赴你们省开展工作。请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不，不仅仅是答复，是给你们上访农民代表及广大的农民群众满意的结论！”痛心疾首，声色俱厉，言辞凿凿，铁腕将出。
　　上访农民代表爆发出一阵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没有口号，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一颗颗纯朴的激烈跳动的充满希望的心和一双双透过热泪看到了光明的眼睛。
　　出席会议的公安部负责官员说：“开完会后，我就向你们省的公安厅打电话，督促他们责令县公安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这次被抓被关无辜的农民群众，谁敢抗拒，就拿谁是问！为了你们上访农民代表的人身安全，散会后，我带你们去我们公安部招待所住宿，并且，我会安排有关人员保护你们。作为公安部，在贯彻执行总理重要批示中，一定要保障你们上访农民代表在北京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任何差池和任何意外。明天上午，我们公安部会发一个传真电文给你们省的公安厅，敦促省公安厅责令县公安局，将派往北京来抓捕你们的人，立即撤回去！各位上访代表，放心吧，明天，你们安全了！”
　　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鼓掌声。这不仅是上访农民代表对公安部负责官员的关怀表示的衷心的感谢，而且还包括与会的中央、国家各部门负责官员对其的高度赞扬。
　　出席会议的农业部负责官员显然被眼前的情形感染了。他站起来，充满着诚挚的感情道：“农民朋友们，你们牺牲了自己许多利益，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新中国成立后至去年底的49年中，你们的父辈和你们这一代的全国农民共向国家缴纳了一万五千多亿斤公粮；向国家缴纳了三千二百多亿元农业税，按现今的货币值来换算，已超过10万亿元。如果没有全国农民兄弟的奉献精神，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富强。在此，我代表国家农业部衷心地向全国农民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与会的中央、国家各部门负责官员应声全体起立，向上访农民代表、向全国农民频频点头致意。
　　南泽湖乡农民赴京上访团23名代表眼泪夺眶而出，欷歔不已。总负责人张银松率领全体代表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满面泪痕，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尊敬的中央领导，我们满足了，满足了，真的满足了。”……
　　……共和国新一代农民，勤劳朴实、自尊自强智慧。历史将进入新一轮时期，这新一代农民，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被压弯了脊梁默默地忍受着岁月的艰辛，承受着生活的重负。他们将挺起脊梁，重新激起和焕发蕴藏在内心深处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巨大潜能，去创造明天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