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艰难的发轫

　　9月6日，我们约好另外两个移民组的上访代表一起到省城去。晚上十点钟，荷叶塘组村民代表四人按约出门，打的去永州火车站。我们先去买票，再到候车室去。走向头道检票口时，远远看见区移民局副局长陈忠善带着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等在那儿。我不由心头一惊，但彼此都看到了，躲避也没意思，于是我们迎着陈忠善走过去。到了面前，我大声说：“陈局长辛苦啊！”
　　“你们也辛苦！”陈忠善同样报以浅浅的笑容。
　　我说：“我们辛苦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你在这儿不过为了完成领导交给你的任务。这么晚还守在这儿，怎么，拦截我们吗？”
　　陈忠善尴尬地一笑：“没有。只想劝劝你们。你们还是别去了吧！”
　　我说：“我们哪里想去？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啊！你们区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们，不把我们当一回事。我们要生存，只有走上访这一条路了。”
　　“不管你们到哪儿去上访，最后还不是要到地方政府来解决问题？”
　　“你这话没错。问题是你们区政府不给我们解决。你要我们不去也可以，现在打电话把刘宁波叫过来，只要他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们就不去了。”
　　陈忠善不答，显然我说的是他做不到的。既然如此，他的阻挡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我们一行向候车室走去，三四个不明身份的小伙子伸手来拦。我指着他们厉声责问：“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力来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陈忠善没有吱声，几个阻挡者怯畏退避，我们就进去了。
　　到了二楼候车室，才发现少了学明。我出来到楼台上一看，学明还在外面和陈忠善谈着。根本就没进来。其行为颇令人费解，既然决定了上访，又犹豫不决干什么呢？不久，黄阳司镇镇长潭文涛和人大主席刘如国带着一帮人也赶到了。他们匆匆向候车室走来。我和祚军正好在外面曲栏边，就在旁边的暗影里躲避。镇政府的人到了候车室，只找到新生，就劝他回去，被新生怒斥一顿，他们又出来了。他们下楼后和区政府的人汇合，商量对付我们的办法。
　　新生出来找到我和祚军。我们都奇怪今晚出行的信息怎么这样快走露了出去。自从那天离开区移民局，我们就再没和这些官员联系，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一天的这个时段到长沙去呢？检票口外，学明依然和陈忠善说笑着，怒火同时在我们心中升起。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看着他接了，他说：“车子十一点半才到，还早着呢，急什么？”说完就挂了。过了一会儿，我叫祚军再给他打电话，他依然三言两语挂了。我将手里拿着的资料袋递给祚军：“我去！”
　　走出检票口，两边坐满了拦截我们的人。我附在学明耳上说：“不要再和他们谈了，你想想看，他们要是答应你的要求的话，主要领导肯定会打电话过来。他们现在拦截说明怕我们去上访，那么我们就偏要去，非去不可！已经起了这样大的风，不下点雨行吗？现在他们不动手是因为车子还没有进站。我看出来了，他们正有一个阴谋——等车子来了才会拉拉扯扯，只要在检票口耽误你两分钟，你就去不成了。因此，我们只有提前进站，他们的阴谋才不会实现。”
　　学明依然笑着犹豫着，我便半劝半推把他推进了检票口。负责安全检查的两个铁路警察早就看到了我们僵持的全过程，这事虽然与他们无关，但他们本能地倾向了权势的一边。一个高个子警察对我们厉声喝道：“拿身份证出来！到哪里？检查一下！”
　　学明忘了带身份证，伸手去怀里一掏掏了个空。我从容地掏出钱包，抽出身份证递给他：“我们去上访的，到长沙去。”
　　高个子说：“他们不许你们去，你们就莫去了！”
　　我说：“我们的田地都被水电站淹没了，赔偿不到位。老百姓没法活，区政府不给解决，只好走上访这条路了。”
　　高个子拿着我的身份证看了看说：“你是黄阳司车站村的？荷叶塘？魏家院子？”
另一个警察嘻嘻笑道：“你们是老乡！”
　　我笑道：“老乡？你是哪个组？八亩丘？波塘岭？波塘岭吧，据我所知只有波塘岭有人在铁路上。”
　　高个子只笑不答，把身份证还给了我。于是我和学明一起上楼去了。
　　我们一行四人进了候车室。学明的堂侄成富承包了候车室的副食柜台，此时正在柜台上卖东西。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点点头，去给检票员说了一声，我们便提前进站了。走到站内天桥上，成富又来电话告知我们到站台上去找姓宋的接车员，进值班室休息。
　　我们依言找到那里，值班员让我们进去了。我们静静地坐着，想像着那些拦截我们的人在候车室找不到我们时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确实过瘾。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列车进站了。我们从值班室出来到月台上车。车里人多，早已满员，过道上零零落落站着人，我们也只好站着了。祚军最后一个上车，他挤过来说：“拦我们的人追到站台上来了。”我扭头一看，带眼镜的潭镇长隔着密封的玻璃窗户正用力地向我挥手，嘴巴也在动着，虽然听不见声音，但可以想见他在劝说。尽管他也知道这时的劝说已经是徒劳之举，但上司责罚的忧虑还是让他尽了最后的努力。我看了看，干脆转过身去，不理睬他。不久，列车开动了，我们终于成功地甩脱了阻挠者，向着未知的前途飞奔而去。
　　祚军的手机响了，是丛木塘的上访代表打来的。他们发现有人拦截后提前走了，此时列车已经到了衡阳，约定明晨在长沙火车站和我们会面。通话刚完，祚军的手机又响起来，这次是同村峦山岭组的上访代表。他们晚了一步，被陈忠善和潭鹏明的人给拦下来了。当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成功地走了时，扼腕慨叹不已。
　　午夜的车箱拥挤而沉闷，刚刚历险似的心境也平静下来，我却起了另一番感触。
　　就在几个月前，成千上万的姑娘小伙子们坐进这样一趟趟暴挤的列车涌向珠三角，成为世界上工时最长、工资最低的劳动力，并得到一个尊称：农民工。我问过很多年轻人，在外的生活如何。几乎是同一答复：打工还有好日子么？我再问，如果有一天外劳没有了或少了，想过自己将来的生活吗？他们也一概茫茫然，说：不好说……也许只能搏命了……我又记起了哪一句历史的铿锵：“等死，死国可乎？”我敢说，时光倒退六、七十年，冷兵器还有用的时候，可能早已豪强山寨，遍地狼烟了。如果不是现代高科技的军事，一切的“维稳”都是无力的。而腐败的官场只知“维稳”，却不打算真正改善民生。老祖宗大禹治水也知道用疏导的良法，但他们偏偏喜欢筑坝载流，把矛盾捂起来。不是我们的领导不明白，而是因为贪官要腐败才能敛财。如果从源头上制止了腐败的发生，他们又怎能过上锦衣玉食、美女香车的好日子呢？
　　一边是狂涌着去考公务员的队伍，一边是狂涌着去广东打工的农民。财富正朝两极分化，人群正朝两极分流。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上游的人们就去争官位吧，官中自有黄金屋，官中自有颜如玉啊。当了官就去搞项目吧。搞项目，不怕成为破铜烂铁，唯愿拉升GDP，这样才能凸显官员的政绩，加快升迁的速度。同时，官员们还可以从这些投资中获取足够多的好处。
　　他们显贵了，街上繁华了，但老百姓还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农民们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忍受着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和子女失散的愧疚，撑起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和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他们的心里何时不在想着那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啊！他们绝不是心甘情愿地去做工，他们也期望有安居乐业的家园！他们没有目标，也不能有目标，他们为生存而生存着，每年的离去，幻想着空手套回一头白狼，却常常失望而归。现实让他们明白，要在外立稳脚，只是少数人的幸运。
　　中国的农民，仿佛就是历史悲剧的被传承者。一年又一年，留守的老人与孩子，外劳离去的无奈乡民，在周而复始的泪别与期盼中捱过生命岁月。这些在外的农民工们所忧心的，无时无刻不在现实中发生着——他们的亲人正在遭受着欺凌！他们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的，我们正在替大伙去做！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升起一阵悲壮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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