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傲慢的浯溪水电站

　　7月19日，又一个星期一。眼看三个月的期限剩余的时间连一个月都不够了，所谓的联合调查小组连影子都没看见，更罔论具体解决落实了，我们五个村民代表再次相约来到市信访局讨说法。接待我们的依然是周副局长。我们问他有关联合调查小组的情况，他说：“半个月前，市里牵头由我担任组长搞过一次调查，并且到整个水淹区走了一圈。问题是浯溪电站拒绝参加，这个事情就有点麻烦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刻吃了一惊，本来就忐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期待已久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这个浯溪电站的老板胆子也太大了吧，作为一个企业，连地方政府市委作出的决议他们也不当一回事儿，真的很牛逼啊！
　　周副局长接着说：“其实不是我们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隔三差五就来找我们，找得我们也心烦，恨不得把你们的事情给解决了。但是不管你怎么调查，也得业主拿钱啊！业主不理不睬，调查有个屁用！”
　　既然是这么一回事，赖在市信访局也没有用了。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市信访局出来，站在马路边重新商量对策。学明说：“既然政府都管不了了，我们只有用蛮办法来！明朝发动群众去水电站闹事，阻止施工，不许发电！”
　　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早就酝酿过，大家都表示赞同，然而这样做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总让人有些提心吊胆，这种事只有在被逼迫到绝境无路可走时才不得已而为。这种群体性的事件两年前在永州境内就发生过。为了官商勾结、路霸打死学生的事，整个珠山镇的民怨暴发了，两万余名群众自发聚集起来围攻镇政府，和警察发生冲突，烧毁警车数辆，以至于市政府派出三千余名武警前往镇压；就在今年6月1日上午，零陵区法院发生一起枪击案件。有着体面工作的朱军手持微型冲锋枪冲进法院对法官和工作人员进行扫射，确认干警3死3伤。现场死4人，朱军当场自杀身亡。如果这样的版本再次上演，领头的就得做好坐牢的心理准备。
　　法不责众，到电站去闹事人越多越好，单独靠荷叶塘组能召集起来的几十个人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联合其他村组要求维权的村民一起去才好。于是商讨联系其它村组群众的事。祚军说：“黄阳司搬运社的河埠码头被淹，要求赔偿的数目与浯溪电站给的赔偿标准相差太远，他们也准奋去浯溪电站讨说法；冯干岭村丛木塘组的实际被淹面积比征地登记面积多，也打算去闹事；我们村峦山岭组和司智塘组的田地开始设计为围堰护地，没有登记淹没土地，后来没搞围堰，田地被淹，他们连征地面积都没登记上去，也打算去电站讨说法。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一口怨气没地方出，只要一说，他们都去。有了我们这四个组和一个企业单位，凑成两三百个人不成问题。”
　　学明说：“莫说三百，只要能喊拢一百多个人就不怕了。喊个大巴车把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也装过去，将老人摆在前面，大家泛死泛活的和他们搞，不管电站方喊保安还是喊警察，我们都可以和他们相持下去。”
　　大家觉得这样的分析有道理；另一方面我们考虑到，这种群体性事件，如果场面失控也许会死人。如果事情闹大了上面就会派警察来抓人。警察抓人就会“擒贼先擒王”，为了尽可能减少风险，我们得先和政府勾通一下。新生提议再去和周副局长讲一讲。学明表示反对：“信访局其实就是一个调解机构，就像媒婆做媒一样，起个媒介作用，没有什么实权的，找他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还是去找区政府，直接和他们讲，如果区政府依然不管的话，出了事我们的责任也要少得多。”
　　大家来到区政府找管副区长。电话联系，他称已经下乡去了，要我们去找移民局。我们责问他那个包干合同的事，他辩解说那只是一个工作合同，具体赔偿还是要业主拿钱的。我们再次找到陈忠善和龚书记。现在陈忠善的姿态放低了许多，也不和我们发生口角冲突了。他们和管区长取得联系，建议我们先去几个代表和业主方谈一谈，谈得拢就不必劳民伤财了；谈不拢再说。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也能理解管副区长的一片苦心。他不想我们闹出事来，其实我们又何想这样去闹呢？！
　　龚书记表示明天陪我们一起去，并约定了明天早上八点在区移民局门口会合。
　　7月20日早晨，我们准时赶到区移民局门口。龚书记和区信访局的一个副局长带队，小车坐不下，我们另喊一辆面包车向祁阳浯溪电站赶去。
　　五十公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远远看去，电站大坝就像横亘在湘江河道上的一堵灰色的墙壁，走上大坝才看出它的宏大壮观。大坝一共设计了五台发电机组，已经有两台在营运发电，峡谷中的控制室里，半月形的操纵台前，几个漂亮的女孩安娴地守着数台电脑；另外三台机组正在装置中，机械轰鸣，火花四溅，许多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紧张地忙碌着。
　　在一片临时建筑前，我们找到一个挂着“浯溪电站工程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里面有两个带着眼镜的小伙子在玩电脑。我们向他们说明来意，他们立刻显出一丝惶恐的神色，辩白说他们是搞工程的，关于征地赔偿的事要去找公司，并仔细地告诉我们公司所在地。我们于是驱车赶往祁阳县城的市区，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浯溪电站总指挥部。
　　出发之前，龚书记和电站方联系，电站的郝总答应在家等我们。我们赶到时，他却不在了。找到办公室，只有一个姓熊的副县长和参加5月10日协调会议的邓红根。熊副县长也是电站指挥部的领导，主管移民安置赔偿工作，但他只负责祁阳县这块，和冷水滩区政府并立，因此我们要找事也找不到他的头上。相反，做为一个中间立场的人，他向我们客观地介绍了祁阳县这边的安置情况。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细致周全，无论是征地还是征地款分配方案都要村民家家签字，落实到人；后期扶持款在方案未明确前一律没动，好好地在他手里管着。总的来说，祁阳这边的移民安置工作做得比冷水滩区这边要好得多，群众没有或少有意见，更没有群体性事件发生。联想到祁阳县数任领导在群众中的好口碑，我忽然明白了祁阳做为工业强县富甲永州的秘诀了——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官场整体的廉洁有着必然的关系。
　　因为昨天祚军的联系，不久，黄阳司镇搬运社的两个群众代表和车站村峦山岭组的两个村民代表也赶到了。四楼的会议室，邓红根主持了接谈会。我首先责问：“电站方答应主要领导在家接访的，为什么临时躲避？”邓红根辩称老总有事。我大声斥责：“什么事比这个事更重要？你们赔偿不到位，违反法规发电，不主动承担责任，我们找上门来了，况且是我们区政府的领导和你约定的，你们都爽约，也太张狂了吧？你们把我们的政府放在眼里了吗？”
　　龚书记和信访局的副局长便红了脸。
　　邓红根冷着脸，操一口大家听得不甚明白的普通话：“我们是水利部属下的一个公司，只和你们政府接洽，不直接接待你们，因此，你们没有权利要求我们。”
　　邓红根的傲慢激起了与会代表的满腔怒火。学明嚯地站起来，涨红了脸大声地说：“那天在市里开的协调会议不是你参加的吗？那难道不是政府行为？你狗日的亲自答应了的事为什么耍赖？”
　　邓红根不语。
　　搬运社的代表说：“你骂他也没用，他听不懂；或者是装聋作哑，死猪不怕开水烫。”
　　新生说：“算了，不和你们讲了，我们也不要电站赔偿，你们把水放了，我们要种田！”
　　与会的代表全部站起来：“对！走！到大坝去，把电站关了！”龚书记和信访局副局长连忙站起来阻止我们：“哎，冷静！冷静！莫乱来，莫乱来！”
　　峦山岭的一个代表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冷冷地对龚书记说：“看到你们这些领导，我就晓得清皇朝是怎样割地赔款的了！”
　　龚书记的脸涨得更红了，他终于语气硬了一点，对邓红根说：“你们电站得配合我们的工作啊！要不，闹出事来我们不管的哩！”
　　信访局的副局长说：“邓总，这个事是回避不了的，你们还是拿出一个方案来吧！你们电站甩手不管也不是一个事儿！我提个建议，明天你们来一个主要领导，说话算得话的，同我们区政府一起去黄阳司现场处理问题。”
　　邓红根慑于众怒，终于答应了这个方案，日子约定7月23日。
　　
　　7月23日，星期五。根据20号在祁阳协商的日程安排，今天浯溪电站的两位负责人将同区移民局的领导一起到荷叶塘组现场察看被淹水能泵及其它漏登项目的情况，并商谈具体赔偿事项。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看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曙光。
　　在与区移民局取得联系，证实浯溪电站方确实会来人后，我们四个代表相约到区移民局集合，并喊了一辆计程车，再次向家乡赶去。
　　冷黄公路已经破烂不堪，大的沆洼像村里的池塘，可以养鱼，小车开进去就变成了舰艇，但只能慢走，还要担心刮擦底盘，因此，的士宁愿绕道普里桥方向，多走十多公里。过了湘桂铁路桥，拐上乡间土路，我们向村子里行进。车身在粗糙的沙石路上跳舞似的颠簸着，两旁的草木疯长着罩向路面，刮得车身哗哗直响。司机不住地怨叹跑这趟划不来，到了八亩丘涵洞，被抽水管阻路，司机再也不肯走了。看看离村不远，我没有难为他，付了车费，我们就下来了。走出车外，太阳如火一般晒人，大家就又有些后悔了，但的士已经掉头逃跑一样走掉。不久，后面接连开来两辆小车，那是我们的谈判对象和区政府的领导们。
　　我们回到村里，两辆小车已经停在村头土坪上。区移民局的陈忠善、区政府的唐祥义和电站方一个老倌子加一个小伙子正在等着我们。我们一到，大家一起去村后察看水能泵现场。然而那里早已一片汪洋，什么也看不见了；其它的漏登项目也被大水淹没无法察看。大伙失望而归，重新回到村中。这时我们才弄明白来人的身份。小伙子叫王龙，是规划部的副部长；老倌子姓刘，是水电站工程监理。他俩根本不是什么老总或者说话算话的人。刘监理一直沉默，也不同我们一起去祚军家里坐坐，独自走向小车，钻进车内吹空调去了。
　　我有一种预感，今天的来客，无论是水电站的人还是区政府的官员，他们仍然不过是被上司派来走走过场，应付老百姓的罢了。但既然把你们弄来了，不给个说法你们还想轻松地走掉吗？我暗地里对围观的村民们说：“我们费了好大的劲，今天终于把这几条鱼装进篓子里了，你们可得把盖子给我盖紧了，不要再像前一次那样让他们趁着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掉。”村民们就嚷嚷着搬了大大小小的凳子到村头马路上的树荫下坐了，佯做乘凉聊天，实则把马路封锁起来。
　　刘监理避开众人，依然坐进小车吹空调；王龙则面带笑容与村民套近乎，大声称赞乡村风光之美。我敷衍王龙两句就把他有意拉远的话题扯入正题，逼迫他和刘监理表态，但他们就是不回答。对方的长久沉默和躲避也惹恼了区政协的唐副主任，他是军人出身，心底潜伏着一股硬朗之气，他愤愤地说：“我要是没当这个卵官的话，也想把这两个家伙揍一顿！”
　　僵持近晌午，我们商量派人去镇里买菜，招待客人饭食。谈判归谈判，该说的要说，但饭还是要给人家吃的——来了就是客，我们的礼节不能少。
　　花了三百多元，菜食颇丰。饭后，村民们继续封锁路口，急着回家的客人们车辆无法出村，知道掉进一个陷阱里了，心中愁苦不已。我们进一步逼迫电站方表态，对方依然僵持着。
　　我说：“你们就这样拖着能解决问题吗？你们实在要逼得老百姓无路可走，也许在几天内，会有几百个村民去电站阻止你们施工发电的！不要以为你们的来头大靠山硬就拿你们没办法了，老百姓敢于和你们拼命，你信不信？”
　　王龙苦着脸说：“我们也很同情你们！但我们的权力有限，不能给你们满意的答复。”
　　我说：“既然你们做不了主，为什么要来呢？是的，你是被老总派来的，我也能理解你们的苦衷，但毕竟是你们电站方的过错，无论从哪方面讲你们都是不对的。今天既然这样了，我们再退一步，原谅你们一次，重新约个时间，把你们老总叫来，我们坐下来具体地谈，行吗？”
　　王龙犹豫不决。唐祥义气愤地说：“这样的条件你们可以答应了吧？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吧？如果这样的让步你们还不能接受的话，有一天老百姓真的闹到你们电站去，你们就不要怪我们地方政府工作没做好！”
　　此时已经到了下午五点钟。看看实在赖不下去了，刘监理对王龙说：“签吧！”
　　我写好一个再次和电站老总约谈的协议，时间定于7月26日，即下一个星期一；地点定在市信访局。组长祚军签了字，陈忠善和唐祥义签了字，王龙和刘监万不得已只好也在协议上签了字。当王龙手中的笔画下最后一撇，村民们自动搬开凳子放行，两辆汽车狼狈地逃离了村子。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是什么让浯溪电站抢了人家东西还这样嚣张呢？当然来自老板深厚的社会背景，来自特色社会对资本的保护。伟大的党啊！你不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吗？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远离了她的母体——人民，倒向了资本家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