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援越抗美 父子惜别友谊关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再有几天就是传统的中秋节了。
　　李文静回到家中，兴奋地告诉王青发，她参加北京军区支援山西革命老区医疗队的申请被批准了，王青发兴奋的像个孩子，紧紧地拥抱着妻子，高兴地说：“祝贺你，我的白衣天使！”
　　其实单位在组织医疗队时，曾考虑到王青发的生活需要照顾，并未安排李文静医生参加。李医生把此事告诉王青发后，王青发满怀深情地说：“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为军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他们生活和医疗条件还很差，我们不应忘本那！老区缺医少药，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解除他们的痛苦！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医疗骨干，应当冲锋在前。我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生活有警卫员照顾，你就放心去吧，我支持！”
　　天有不测风云，谁料想医疗队在即将完成本次任务的最后一次巡诊途中，在翻过一道山梁时，不幸发生车祸，李医生和其他三名队员不幸牺牲。王青发闻讯后，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突如其来的噩耗，一下将他击倒。为了安抚父亲沉重的心情，王松山特地请假到医院陪伴他，不过仅与父亲待了三天，就被父亲给撵回了部队。
　　这年冬天，继父张三辈患肺癌住进医院，虽经多方治疗，终因医治无效不久病逝。因战备工作异常紧张不能脱身，王松山无法回去尽孝。想到继父如山的恩情，他彻夜未眠，眼含泪水向着张家的方向，久久的伫立为继父默哀。他特别嘱托爱人李淑贤一定要把继父的后事处理好，并替他尽孝。
　　
　　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将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全面侵略战争，同时对越南北方实施“滚雷”轰炸作战。越南南方战火四起，越南北方硝烟弥漫，越南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劫难。
　　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北部湾事件”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郑重宣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对来访的胡志明主席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是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半年后，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派出多支部队，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1967年2月，高炮一师接到开往越南北部太原地区参加援越抗美作战的命令。
　　高炮一师全师共分5个梯队开进，今天是最后一个梯队入越。
　　一辆辆汽车牵引着一门门威武雄壮的高射炮鱼贯而行，通过友谊关进入越南国土。汽车上的指战员挥动着双手向欢送的人群告别，向祖国人民告别，他们激动地高喊：再见了，祖国伟大的母亲！再见了，祖国的亲人！请祖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为“五个伟”争光，为越南人民报仇！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只见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快速行至友谊关右侧，从车上快速下来两个头戴草绿色的盔式帽，身着越南人民军服装的军人，一个身材矮小，但很精干，他就是出国前刚提升为三团团长王松山，另一位中等身材，红光满面，他是新任三团政委温广才。他俩是向前来欢送部队出征的炮司首长来道别的。王松山来首先到王青发面前，紧紧握住父亲的双手，眼眶充满了热泪，满怀深情地说：“爹，您一个人生活我实在有些不放心，还是让妈妈到您身边来吧！”王青发神态凝重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说：“这事还是要尊重你妈的意见，不能着急啊。你就安心地出国作战吧！现在美国的飞机和当年朝鲜战场上的飞机大不一样了，你要当心，要多动脑子，多打下几架飞机，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温广才被眼前的情景所感动，顺手拿出相机为这对依依不舍的父子俩拍下一张珍贵的合影。王松山和温广才与其他首长一一道别后迅即驶离国门。
　　望着儿子与温广才远去的汽车，王青发不由想起半年前与炮司政治部主任夏福山的那场争论。军区炮兵接到上级关于高炮一师出国作战预先号令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出国作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调整和充实高炮一师的各级干部。
　　最初的调整方案是，三团团长和政委的人选，一师党委的建议是：团长由一营营长贺振强担任，政委由温广才担任。在炮兵常委会上讨论时，温广才的任命很快通过了，但是在三团团长人选上却卡了壳，夏福山坚决不同意贺振强担任团长。他认为，贺振强入伍后虽然经过战争考验，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立了一等功，但是他隐瞒家庭出身，档案中原来他填的是上中农，最近他们家乡在“四清”运动中，有人给部队来信揭发他家是漏划地主。就这一点说明他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么重要的岗位，怎么能交给一个出身地主家庭而至今又不如实向组织交待的人担任呢？何况部队又是出国作战，万一出点什么事，政治影响极坏，那就扬名中外了。
　　王青发对贺振强最了解，他一入伍就在王青发部队，从战士一直当到营长。王青发认为无论从德才条件还是从资历上，贺振强完全胜任团长职务。他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老战士，政治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何况当时贺振强入伍时他的家乡还没有解放，根本没有划定什么出身，他入伍后如实地向组织上说明了他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隐瞒。他现在填写的家庭出身是全国解放后，由组织上调查后确定的，这怎么能算他隐瞒家庭出身呢！仅凭当地人民公社一封还没有查实的揭发信，就得出贺振强隐瞒家庭出身的结论不妥。退一步讲，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但是夏福山坚持说，我们对地方的揭发信的态度，应该是：宁可信其真，而不可疑其假。俗话说，小心无大错嘛！王青发气得嘴唇直打哆嗦，说不出话来。后来，有的委员又提出两个人选，但都被否定了。
　　此时，夏福山突然提出来由王松山任三团团长。此议一出，常委们顿时沉默了。常委们都知道王松山是副司令员王青发的儿子，同意或不同意，都不好当着王青发的面表态。其实，夏福山从内心里并不是真想推荐王松山任团长，他明白，他在二连两次搞教育效果不佳，其根本阻力在王松山，是王松山保护了刘桂林等人，但他只是怀疑没有证据。夏福山之所以提议王松山，一是想测试下各委员对他的态度，二是给王青发也出个难题。
　　王青发见委员们都不表态，便主动提出回避。夏福山显得很殷勤地说：“内举不避亲，外荐不避仇嘛！”王青发心里骂道：“虚伪的小人！”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议室。
　　会议出现短暂的冷场。郭晓彬见状便说：“我这个分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没能提出三团团长新的人选，夏福山同志却先提出来了，也好嘛，大家可以议一议。”等了片刻，郭晓彬见仍没人发言，他喝了口茶说，“在座的除了我和夏福山对王松山了解多些，其他委员都不太了解，因为他一直在基层工作，刚任团参谋长不到两个月，不了解也是自然的。”
　　郭晓彬看了看大家说：“下面我把王松山的主要情况简要向各位委员介绍一下：他今年37岁，1944年3月入伍，1950年10月，随三团入朝作战，他从高一团调入三团二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指导员、团作训股长、团参谋长。在抗美援朝作战中，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立二等功一次，所在二连立集体三等功。回国后二连的战备训练、施工营建、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在高炮师都是名列前茅。”
　　“王松山虽然身在基层工作，但他心怀作战全局，去年他给军区首长写的《关于当前高炮部队对敌P-2V飞机作战中的几点建议》受到军区首长的肯定，并得到军区空军作战会议的采纳。我先介绍这些，不全面的请夏福山同志再做补充。”
　　夏福山听郭晓彬点名让自己补充，他不能一句不说，夏福山不咸不淡地说：“郭副政委对王松山的介绍比较全面，我只补充一点，王松山无论是任连长还是指导员，他的协调能力比较强，一班人很团结，上下级关系也处理的好。只是资历浅了些，刚任团参谋长不到两个月。”
　　经过讨论、比较，各位委员统一了认识，三团团长一职由王松山担任。这一决定虽然出乎夏福山的意料，但是他也不能出尔反尔，只好违心地投了赞成票。他想：我的提议通过了，虽然王青发不一定感谢我，但起码他不至于怀恨我吧。想到这儿，他脸上现出了令人不易察觉的冷笑。
　　对于贺振强隐瞒家庭出身的事，虽然政治部派人去贺振强家乡调查了，因为当地闹派性，对于贺振强的家庭是不是漏划地主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在高炮一师的坚持下，后来贺振强被提为副团长，但是夏福山仍然不同意让他出国作战，无奈贺振强只好留在国内做后方工作。
　　师团干部调整后，一营的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拟任命刘桂林为营长，副教导员黄德海为教导员，张成为副教导员。二连连长由周继良担任，二连指导员由周庆文担任。
　　在一营营长和二连指导员人选上，夏福山又进行了不适当的干预。他直接打电话给一师师长周庆和说：“刘桂林这个人我了解，单纯军事观点很严重，出国作战不单纯是军事任务，而且也是政治任务，让这样一个仅懂得军事技术而不懂政治的人担任营长很不合适。另外，根据我两次在二连蹲点观察，柳得岁这个同志还是很有水平的，他入伍时间也比周庆文早两年，让他当指导员要比周庆文更合适些。”周庆和在电话里向夏福山解释了师党委的具体意见，但是夏福山一句也听不进去，始终坚持他的看法，闹得很是尴尬。
　　后来，郭晓彬知道了夏福山私下插手并干预干部调配的事，他严厉地批评了夏福山说：“福山同志，你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营连干部的任用要听师党委的！你蹲两次点对下面干部的了解就比人家天天在一起了解的更全面吗？”夏福山碍于上下关系，不得不有所收敛。但高炮一师顾及夏福山主任的面子，把柳得岁提为二连副指导员。
　　夏福山入伍后就在老三团一营，因为他有点文化，在当时算是部队的“知识分子”，所以一入伍就在营部当书记。当时一营营长是王青发，教导员是郭晓彬，见夏福山不仅机灵聪明，工作勤奋，又肯吃苦，就着意培养他。随后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蜕变，进而显身露手，很快由副指导员、指导员、教导员一路顺风顺水地提拔到了炮司机关，直至当了政治部主任。思想偏激，眼光势利，脱离实际，不务实效，擅搞运动等时代烙印，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