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千古际遇（三、四）

　　三
　　人生机遇就那么几步，遇到了把握住了，跨过去了，前面就是一马平川、直上青云。柳三变此时就正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
　　可是柳三变偏偏就不是那样的人，别看他情场得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那都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或者说是天赐之缘，或者说是水到渠成。
　　但在其他方面就没有这样的一帆风顺了，这就是他的短项，不善把握时机，不能顺时而动。
　　固执、清高、不屑、同情弱者、仗义执言，等等，都注定了他不会把握机会，更不能创造机会。
　　而又不具备钻营、谄媚、不择手段等本领，更注定了他这一生只能苦苦的拼搏和奋斗，而得到的回报与付出则是不成正比。（笔者写至此偶发感想：试想拿柳三变现在以及他后来的机遇放在现代官场，任何一次机遇都是那些官迷们倾尽全部手段去追求的，只要得到一次机会，便可飞黄腾达连升几级……。当然，在现代官场能有柳三变这样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多数都是不择手段获得的歪门邪道。只是柳三变不谙此道，现代官场上也有像他那样不开窍的人，只是少之又少。）
　　柳三变错过一个大好机会，竟是不知这位自称刘公子的为何许人，他也不屑于去深究和查探。人家都把你摸了个底儿掉，你连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可见柳三变缺少应变的基本常识。
　　你道这位几次三番与柳三变谈词论道的刘公子是哪位？
　　刘公子非是凡夫俗子，他乃是真正的龙子龙孙，那就是天之骄子的当今天子——大宋国朝第四位皇帝赵祯。
　　人们对赵祯这个名字很陌生，不管是当时人还是后世之人，无法和赵匡胤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相提并论。但若说到大宋仁宗皇帝，恐怕就极少有不知道的了。四帝赵祯就是这位仁宗皇帝，他在位四十二年，死后被谥为“仁”。
　　这大宋国朝自祖龙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后，定都汴梁，国号大宋，年号为建隆初元(960年)。此后，太祖灭南唐，平西蜀，奠定了大宋的基业，并定下“强干弱枝”国策。到了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晚，本来天空睛朗，晚间忽然变天，太祖强拉着弟弟赵光义饮酒。意外的是，雪夜饮酒，烛影斧声，太祖暴崩。
　　在这一片历史疑云中，太宗皇帝赵光义按照宋室的金匮藏书，兄终弟及，登基做了大宋第二位皇帝。
　　咸平元年(998年)太宗崩，传位给第三子真宗。真宗御驾亲征，在寇准、王钦若等大臣的辅佐下，北平辽邦，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应该说，对宋朝来说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但是换来大宋此后几十年的和平，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可是真宗皇帝崇尚道教，大兴宫观，东封西祀，迎天书，致使国库空虚，自己也落下一身病。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在久病之后，在自己的寝宫延庆宫殡天，传位给在世的唯一儿子，就是这位赵祯皇帝。因赵祯年方十三岁，故遗命刘太后同知国事。
　　大宋的第四位皇帝，原名赵受益，立为太子后改名赵祯，他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十四日，九岁立为太子。十一岁伴朝，手执笏板登上资善堂，面南而立，听辅臣参决国事。
　　你可能会有疑问，一个将会成为东宫太子的人名字叫“受益”，怎么这么俗？这个并不奇怪，其实宋时流行起名很俗，很一般，皇上也不例外。
　　宋代皇帝即位前的名字大多很寻常，即位后为避免因名字中的常用字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登基后就要改名，如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改名赵炅。从中也可看到皇家的良苦用心，因为当了皇上，许多情况下必须避圣上讳，选用较偏僻的字，可以减少对世间的影响，可说是一种防止扰民的措施。
　　赵祯幼学，聘请大儒讲学，完全按照皇家要求进行培养教育，系统的教育超过历朝历代皇帝，故此赵祯皇帝与以往的皇帝不同，仁、徳、礼、艺皆佳，除身体偶有小恙外，性情上也无偏激之处。十三岁初登大宝后，谨言慎行，言语中处处流露出慈悲之心，史籍仅载的他对几件事的处理上，就显示出这位皇帝必能开创有宋王朝的盛世。这些事容待以后慢慢再表。
　　赵祯自幼受到严格正规教育，更有雄心壮志要成为一位有道明君，超越先祖。
　　太祖赵匡胤虽是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却要以文德治国，宋太祖酷爱读书，闻人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建国后，采取重文抑武的统治政策，礼遇士人，优渥有加，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广开仕进之门，又以“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镌为誓碑，立誓于太庙，垂示后代。朝廷正殿也以“文德殿”命名，振兴文教遂成为有宋一代的“祖宗家法”之一。
　　太宗、真宗先后相承，皆醉心于文化事业的建设，太宗朝编成《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书；真宗朝修撰大型政书《册府元龟》一千卷。这几部大块头的书卷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
　　可到了赵祯这里，年纪轻轻却雄心勃勃的他还找不到方向，总不能拿冷饭再炒，再编什么大部头了，思前想后，他的兴趣转到礼乐的修订上，只是修订礼乐非一般人所能承当，必须是精通音律的专门人才。赵祯喜爱乐律，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开始研究音乐。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礼乐的制定修正，因为这是统治天下的基础。但他越研究越发现，繁琐复杂的典礼仪式和深奥沉闷的宫廷礼乐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
　　在古代，礼乐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重大作用。当年宋太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视臣下关于礼乐的讨论，并采纳合理建议，用于巩固加强宋王朝统治的终极目的。在他当政期间，将宫廷乐章的名称一一修改并“易以新词”；又将“文舞”列于“武舞”之前，彰显重文抑武的国策;为“甘露”等九件祥瑞谱曲，这些措施都藉以表明大宋取代后周政权符合天意，是天命所在。是“揖让得天下”，而不是兵变的结果。
　　别小看了将“文舞”列于“武舞”之前这类小的改动，这表明了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和施政态度，名称、顺序、队列规模等无一不是顺应本朝的政治需要。皇家的一举一动都要合乎仪礼，尊从秩序，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更别小看了修订礼乐的智慧和才干，主管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备高深、全面的音乐技能和组织协调能力。乐器的种类、排列组合、乐队的规模、乐曲的长短、高低、特别是乐曲的名称，哪种场合需要哪种乐曲，这些都要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变化，历朝历代绝不相同，不能照搬全科，只能做为参考，正如同同一首曲子，在各个乐团或演唱者的表演时，都会融入自已的风格、特点，加以诠释。
　　据史料载，太祖皇帝十分重视礼乐的修订和作用。简单点说，建国后不久，朝廷便举行隆重的祭祀祖先的禘(音：第)礼、在宗庙举行合祭远祖的祫(音：峡)礼。建隆三年(962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聂崇义向朝廷献了《三礼图》。
　　乾德元年(963年)二月，朝廷又大规模修订宮廷礼乐。主管皇家礼仪的太常寺博士窦俨认为大宋圣朝必须有自己的礼乐，不应承袭前朝，他上言说：“三皇五帝的兴起，礼乐并不相互延袭。大宋圣朝，始建帝王治理天下的准则，一代礼乐，应当树立名声，乐章应当更换新词，形式可遵从旧典。”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诏令窦俨专办此事。
　　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取的是“治世之音安以乐”的意义，要用乐律表达国泰民安的意愿。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祭祀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的升堂奏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冕出入为《良安》，王公出入为《正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祀文宣王孔子、武成王太公望用《永安》，耕田、先农用《静安》。
　　当年秋季又举行祭天大礼，诏令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暂时隶属于太常，练习演奏鼓吹。
　　太祖皇帝将朝廷礼乐的大局固定下来，以后的继任者仍在不断的补充完善。史载太宗皇帝洞晓音律，他先后亲自制定大、小曲及因旧曲创制新声的曲子，总计三百九十首。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到了真宗皇帝时，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甲戍，上御崇政殿，亲自检阅新修订的雅乐。
　　朝廷非常重视，礼仪隆重，张灯结彩，为了检阅测试李宗谔等人刚刚排演的雅乐。这次集会，真宗皇帝亲自主持，宰相、亲王一同观看，李宗谔手执乐谱站在旁边指挥。
　　先以钟、磬按律，次令登歌，钟、磬，埙、箎、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钟、铸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六周之曲。
　　但是真宗皇帝仍不满意，认为文武两舞的乐词不够雅致，诏令宰相组织人重新填词。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二月己酉，真宗皇帝为迎天书，特诏令太常寺另外制作天书乐章，以便祭祀。
　　于是太常寺奏请郊祀献天书用《瑞安曲》，天书升降用《灵文曲》，又上朝飨用《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并配合曲子请重新填词。
　　以上这些记载都见之正史，不必展开说明。之所以列举了这么多，只为的是说明礼乐对皇权的重要意义。于读者来说，不懂、不爱看都是应该的、正常的。
　　但是从中确实能得到一点启示，赵氏家族在音乐、美术以及其他文学艺术上的确有过人的天赋，赵宋几个皇帝身上都有这一共同特点。太祖虽然是马上皇帝，武夫出身，却对音乐、文学艺术有独特的理解和喜好，以后的一些皇帝也是如此，不知他们遗传自谁。也许是天生慧根，具有灵性，这也就是成就有宋一代文学艺术昌盛，达到历史巅峰的真正原因之一。　　
　　四
　　但是真正懂得乐律的是赵祯皇帝，他在皇宫中有时自己度曲，曲成就赐与教坊排练。或者诏命教坊使撰写新曲呈上，再由他自己亲自修定，在朝廷大典上使用过的这类经皇帝亲制亲定的曲子就达五十四首之多。
　　对音乐异常敏感的皇帝赵祯，并不满意当前使用的宫廷雅乐，他认为这些乐曲过于严肃，音乐应该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而不是仅仅产生敬畏之心。他知道就是当下使用的这些并不令人满意的宫廷乐曲，也已经过多次修订，较真正意义上的先秦雅乐有了很大变化，很大进步，轻松许多了。甚至比隋唐时的称为“清乐”的朝廷正乐还要清新一些，但他仍不满意。
　　他在位期间多次组织修订礼乐。天圣五年(1027年)冬十一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向皇上建议说：“郊、庙二乐舞紊乱，失去秩序，愿下交有关部门考订商议。”赵祯采纳了孙奭的建议。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人上言：“大乐所制造的乐器年岁已久，金石之音不协调，愿以后周王朴所造的律准，考订修治，同时挑选乐工，将不称职的罢免。”朝廷任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与燕肃一起主持这项工作。
　　赵祯皇帝亲临观文殿，阅视律准，亲自书写并交付太常寺。对礼乐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他问主管乐器修正的李照，乐音过高的问题出在哪里，命他详叙缘由。并下诏书征求懂音乐的人，范仲淹推荐了布衣胡瑗。
　　探索的结果却令赵祯皇帝很不满意，朝廷上的所谓精通音律的官吏、乐师，在他看来都不是真的精通，总也达不到他的标准。哪里寻找高标准的礼乐人才呢？
　　在高墙围裹、宫门紧闭的皇宫内，年轻的皇帝总是沉默寡言、忧心忡忡。在民间，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处在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大好年华，正在享受着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而这个身处高墙之内的皇帝却显得是那样的少年老成、不苟言笑，难得有人见到他开怀大笑放纵心情的时候。前面已经说过，赵祯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一副端庄持重的样子就已经引起大臣的注意，真宗听说后就对太子的老师道：“平时居宫中，他也从来不随便说笑。”
　　也难怪，少年皇帝虽有母后共同执政，但是毕竟他是宋室皇位的继承人，他不得不为他的天下苍生，他的政权、权力乃至史书的评价尽心竭力。
　　他站在凉爽的福宁殿院内，耳边传来阵阵民间酒楼悠扬的乐声，以往这个时候他已经入睡，而今天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天已经这样晚了，民间的夜晚竟还是这样热闹？仰望着黑沉沉的夜空，欣赏那时断时续的音乐声，声音是那样的优雅、轻松、活泼，较之宫内那黄钟大吕别是一番韵味，是那样的悦耳动听。
　　宫人见皇上听得入神，凑上前去道：“这是民间酒楼在唱曲。官家您听外面世间该是多么快活啊，不像咱这宫内冷冷落落的。”
　　“官家”是皇宫内对皇帝的称呼，据说是从下面这个故事来的。
　　真宗朝时有个侍读叫李仲容，此人极能饮酒，宫禁中的人都叫他“李万回”。酒喝的越酣畅，越是才华横溢。有一次宫宴，真宗故意要将他灌醉，又是劝又是强迫的，李仲容真的有些醉了。
　　趁着还未失态，他站起身推辞道：“请官家把酒撤下去吧。”
　　真宗见他醉了，骤然将他一军，说道：“你、你称呼朕什么？官家？皇帝是天子，统辖百官，天子与官怎能联在一起，你有什么道理称天子为官家？”
　　李仲容虽说酒喝的多了点儿，但思维仍然敏捷，立刻回答道：“臣记得蒋济的《万机论》所说，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天子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真宗听了这个解释很满意。
　　自此以后，宫内上至后妃下到太监宫女，皆呼皇帝为官家，官家这个皇帝专有的称谓，既亲切随和又不失皇帝尊严。
　　皇上赵祯心情很好，和颜悦色的道：“你们要知道，正因为吾宫中如此冷落，才使得民间如许的快活。我若像外面那样快活，则民间就冷落了，老百姓就快活不起来了。”
　　书史的人写下这件事时不禁发出一声：呜呼！年轻的皇帝说出这样一番话，真可称得上是千古盛德之君了。当然写史之人不会了解赵祯皇帝的内心活动，他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的心已经随着音乐声飞出了高大的宫墙，这才有了本书开头的那场矾楼夜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