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汽车左摇右晃着驶出了西洼子，拐上了通往村里那条可以并行两辆畜力车的“主干道”。尽管这条“主干道”的路面算不上十分平整，但是比起西洼子那条崎岖不平的小路，那些驾驭畜力车的车把式，心里应该感到相当满意了。当然，如果车把式们驾驭马车，或者牛车、驴车上了乡级公路，想必他们心里的感受就会更不一样了；他们甚至会眯缝起眼睛，优哉游哉地吹着口哨，哼着小曲，享受着一种没有颠簸的快乐。
　　前方不远处，两辆装着化肥的牛车，一前一后迎面而来。
　　“小吴，你把车靠边停一下。”丁贵堂颇显困倦地打了个哈欠，说，“等牛车过去，咱再走也不迟。”
　　“唔？其实……也不碍事的。”吴庆义很有把握地回答道，“我闭一只眼都能过得去！”
　　“我叫你停，你就停！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啊！”丁贵堂显得有点不耐烦地瞪了吴庆义一眼，“说你是个碎嘴子，一点都不冤枉你！”
　　“真是搞不懂，这车明摆着能过去，为啥偏要停下来呢？”吴庆义满心不乐意地踩住刹车，嘟嘟囔囔说，“再说，那牛车也不是泥巴捏的纸糊的，我挂二挡慢慢开过去，它一下子就能散架了？”
　　“妈了个巴子！你小子才当了几天的司机，就牛哄哄地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就觉着丁家堡庙门小，装不下你这尊佛了……哼！幸亏你没有跟人家刘建军，虞子俊一样，当上大队干部；要是你小子哪天一不留神踩了坨狗屎，也混上了一官半职，那丁家堡村还能留得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么？估摸你立马就会卷了铺盖搬出青年点，住到大队部去了。真是的！”丁贵堂板起面孔教训了吴庆义几句之后，遂又换了口气对他说，“这眼下天气越来越热，牲口们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尤其是骡子和马，更容易犯脾气。你小子如果把这辆破车咋咋呼呼的从牲口们身边开过去，不把它们给惊着了那才叫怪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吴庆义刚刚脱口说出这句话，他那机动灵活的脑子里，很快就闪现出了欧阳海、刘英俊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他们在奋不顾身拦惊马的同时，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于是，在英雄事迹的感召之下，吴庆义很快又换了一副虚心接受领导批评的表情，态度诚恳地向丁贵堂保证说，“丁队长，刚才确实是我的不对……今后我一定注意这个事情。”
　　俩人说话的当儿，丁玉财和周炳忠吆喝着牛车慢慢走过来——因为三愣子被丁贵堂“委以重任”，安排到木匠房帮衬张木匠拉大锯、裁木板。所以，心心念念想着坐在车辕旁，挥鞭吆喝牲口的周炳忠，便有幸充当了一回让他感到引以为豪的“车把式”。
　　“吁——”丁玉财看见丁贵堂坐在汽车驾驶室里，赶紧吆喝牲口停下来，讷讷地问了一句，“贵堂队长，你们这车……咋停下了呢？”
　　“你瞅瞅看，路这么窄，两旁除了排水沟渠，就是社员自留地围挡的栅栏。平日畜力车会车的时候，大家都是相互避让慢慢过去，更别说眼下是辆汽车了。再者说，咱队里的牲口胆子小，都没有见过大世面，一旦咱们吴司机的汽车轰轰隆隆咋咋呼呼从牲口们身边疯跑过去，那还不得把牲口们给惊着了！”
　　丁贵堂一边调侃着吴庆义和他驾驶的“双山牌”汽车，一边从副驾驶位置上跳下来，走到汽车的另一侧，摇动着手里的破草帽对丁玉财抱怨说：“这要命的三伏天，坐在车里，感觉像是坐在闷罐子里。简直太遭罪了！”转过来他又对吴庆义说，“眼下也没啥事情了。你就把车开回‘五小工业’吧！省得到时候厂里用车找不到人。我待会儿自己溜达回去就行了。”
　　“也好。”吴庆义故意把头探出车外，神气十足地瞟了丁玉财和周炳忠一眼，“那我就先回去了……”旋即踩下离合器踏板，挂了档，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妈了个巴子！牲口没给惊着，倒是把他自己给惊着了！”丁贵堂冲着吴庆义驾驶的那辆“双山牌”汽车，大声嗔责了一句。又转过脸对丁玉财说，“瞅见他这副德行没？要是在这小子身上插上两根鸡毛，他都能把自己当只野鸡飞起来！”
　　“唉，年轻人嘛！”丁玉财摸了摸他那张满是褶子的老脸，慢条斯理地宽慰说，“咱不是也打年轻时候过来么？”
　　“年轻人咋的？年轻人就应该像他这般心高气傲？开辆破车就不知道自己姓啥名谁了！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丁贵堂遂又扫了一眼满腹心事的周炳忠，仿佛忽然间想起什么似的。接着，便将两只黑不溜秋的胳膊交叉于胸前，然后又腾出左手摸着他胡子拉碴的下巴，意味深长地对丁玉财说，“依我看，这周炳忠就比吴庆义那小子强！至少人不张狂。且能沉下心思干农活。身上有股子庄稼人的架势！你若是能好生调教他，估摸日后会是你的好帮手呢！”
　　“嗯。”丁玉财抿嘴憨实一笑，“俺心里……也是这么觉得！”
　　丁玉财说完这话，立马就后悔起来，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着自己：丁玉财呀丁玉财，我看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呀！你为啥偏要顺着丁贵堂的话往下说呢？你难道没听出来丁贵堂话里有话么？你难道不知道丁贵堂长了一双不比孙猴子差到哪里去的火眼金睛么？说不定人家丁贵堂早就看穿了你想招周炳忠入赘的心思呢。因此他才说出那些早晚会被别人知道的话！
　　丁玉财埋下头，绞尽脑汁地琢磨着这件事情。
　　“我……我哪能跟吴庆义比啊！”听着生产队长丁贵堂对他的赞誉之词，周炳忠顿时就涨红了脸，谦卑地回应说，“吴庆义的前程，比我宽广而远大！比我……”此刻的周炳忠，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了。他甚至不知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想法。
　　但是，当周炳忠重新回味丁贵堂刚才说过的那番看似表扬鼓励的话，就觉着其中必是含有弦外之音的。于是心里很快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丁贵堂很可能已经察觉或者早就知道他跟丁玉财家有故事——在此之前，周炳忠曾掩人耳目，又趁着朦胧夜色；应丁玉财之邀去他家里喝过好多次酒，并在推杯换盏中对他暗示了招婿入赘的想法。他清楚地记得：有那么一两次，当他左顾右盼准备踏进丁玉财家的院子里时，好像隐隐约约地看见丁贵堂跟在他的后面……因此，周炳忠便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
　　其实，周炳忠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很符合他目前的心理动态：因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丁家堡青年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样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让他一时之间难以面对和接受——先是刘建军被任命为双山大队团支部书记。之后不久，于得水也去了大队“五小工业”。王冠杰继任点长一职；紧接着，虞子俊也腾云驾雾地坐上了大队治保主任的交椅。眼下，就连“滚刀肉”吴庆义，也混到了大队“五小工业”，趾高气昂地开上了“双山牌”汽车。尽管这辆汽车不是出自正规厂家，而是经过“五小工业”负责人——邵能人智慧的大脑和他那一双变腐朽为神奇的手，七拼八凑组装而成，但它好歹也算是一台汽车啊！
　　自此以后，周炳忠便觉得自己像是一条被时代潮流冲击到岸上的破船，永远搁浅在了渺无人迹的沙滩上，再也无法扬帆起航了。于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的那些志存高远的美好愿景，他的那些幼稚可笑的理想和抱负，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些客观变化的沉重打击之下，变成枯燥乏味的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虚无缥缈的泡影，破灭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劳作当中。于是，自愧不如的他，渐渐开始变得乐天知命、不思进取了。尤其是他在昭乌达盟插队落户，如今已经娶妻生子的哥哥给他做出榜样，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之后，周炳忠对于未来生活的期望与规划，便坚定不移地放在丁家堡这块土地上了；无论将来时局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不会轻易改变这个从实际出发的朴素意愿。同时，他心里也不再存有任何非分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尽管眼下他还没有完全走出自愧不如的困境，但是他的思想，以及对于未来人生的种种想法，却已被远在昭乌达盟草原上的哥哥给潜移默化了。
　　丁贵堂见俩人缄口不语，各自想着心事，便忍不住笑道：“看来，刚才我秃噜的那些话，分量可是不轻啊！把你们爷俩的嘴巴都给堵住了。”
　　丁玉财于是赶紧抬起头，不好意思地嗫嚅道：“是……是啊！你是队长嘛！吐……吐口吐沫都是颗洋钉子。分量自然不会轻了！”
　　“净说拍马屁的话，俺不愿意听！”丁贵堂收敛起笑容。遂又问起了大田里的事，“送到地里的化肥，都追得差不多了吧？
　　“嗯呐。”丁玉财用手里的鞭子指了指装在两辆牛车上的十几袋化肥，认真地回答说，“这是最后一波化肥了……估摸收工之前就能完活儿。”
　　“这就好！”丁贵堂眯缝着眼睛，举目四望远处那一片片茁壮成长的绿油油的庄稼，满心欢喜地点了点头，成竹在胸地说，“照这么个长势，今年定会是一个丰收年啊！”
　　“是啊，”丁玉财随声附和道，“真要是个丰收年，那咱就用不着担心吃国家的‘返销粮’，也用不着勒紧裤腰带填肚皮喽！”
　　“去他妈的‘返销粮！’饥荒年……”丁贵堂昂着头，掷地有声地对苍天，对大地，对他身边的两个人说，“统统见鬼去吧！”
　　周炳忠没有插话的机会，却将一双肃然起敬的目光，落在生产队长丁贵堂坚定刚毅的脸庞上。
　　这些年里，不光是双山大队，包括棋盘山公社所属范围内的其他生产大队，差不多一直都在吃国家的“返销粮”。尽管这一切都是拜老天爷所赐，但是，对于公社机关办公室里的那些负责农业生产的领导者们来说，除了抱怨大自然肆虐造成的旱涝不均，继而带来的粮食减产歉收之外，他们也是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不仅如此，被极左思潮无限放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导向，“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也是由“自然灾害”所衍生出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极大程度地限制住了那些领导者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当然，农业学大寨这面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每周一次的生产例会，也总是要按时召开的——这不光是为了听取各个大队反映上来的棘手而又难以解决和落实的具体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认真真逐条逐句地把上级下发的“红头文件”以及各项“指示精神”，照本宣科地传达并且贯彻给参加例会的每一位洗耳恭听的大、小队领导干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领导者们不可罔顾的职责所在……至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则要凭借他们自己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去尽力发挥了。
　　偏西的日头不再灼热，渐渐开始变得温和起来。过不了两个时辰，它将变成一个光彩绚丽的橘红色大圆盘，醉汉一般跌落到巍峨耸立的棋盘山背后了。
　　这个时候，丁家堡村生产队党小组成员，青年点进点老贫农——丁贵发，终于呼出他人生的最后一口气。现在，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去见革命导师马克思了。
　　或许是由于心灵感应的缘故，丁贵堂在生产队的木匠房里刚刚坐了一会儿，跟张木匠和三愣子督促了几句抓紧打造棺材的话之后，他就感觉心里慌里慌张的；连同左眼皮子也跟着不规则的跳动起来。
　　大概十有八九，是贵发兄弟撒手人寰了。丁贵堂心里这样想着，便匆忙站起身，急三火四地朝他本家兄弟家里奔去。
　　刚刚踏进院子，丁贵堂就听见屋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泣声。紧接着，又见管亮低垂着头，一脸凝重地从屋里走出来。
　　“管亮，你这是准备去哪儿？”丁贵堂问。
　　“贵堂叔，我……正要去生产队找你啊！”管亮猛然抬起头，伤心地回答说。
　　“你丈人……走了？”
　　“嗯。”
　　“啥时候走的？”
　　“刚走不多会儿！”
　　“……还以为能跟你丈人见上最后一面！”丁贵堂摘下头上的破草帽，喟然叹息说，“唉，他咋说走就走了呢！”
　　“是啊，”管亮夹带着哭腔说，“幸好我提前去了趟学校的农业试验田，把玉庆、玉胜给喊了回来。不然，怕是也见不到俺贵发叔最后一面了！”
　　“这都啥时候了？”丁贵堂瞪了管亮一眼，“该改口了！”
　　“噢！”管亮默默点了点头。心里同时在想：好歹之前他还发自肺腑地喊了贵发叔一声岳父大人，不然的话，他会懊悔一辈子的。
　　丁贵堂怀着沉痛的心情，踏进充斥着悲伤情绪的屋子里。
　　“贵堂，你兄弟他……走了！”秀敏她妈抹着眼泪，哽咽着对丁贵堂说，“他……他撇下俺们娘几个不管啦！一个人独自享清福去了！”
　　“唉，走了也好！”丁贵堂安慰说，“也省得俺贵发兄弟遭罪了！”
　　“这倒是，”秀敏她妈止住哽咽，“俺看你兄弟一天到晚难受的样子，恨不能替他遭那份罪呢！”
　　“贵发临走时，还留下其他的话没有？”
　　“颠来倒去还是那几句话车轱辘话：他说他是党员……后事一切从简。”秀敏她妈扫了一眼身边的三个儿女，叹着气说，“唉，想不从简都不行啊！”
　　“……那咱就遵从他的遗愿吧！”丁贵堂感叹道。
　　“秀敏她爸还嘱咐：他的身后事，都由你来做主。让我们听你安排！”秀敏她妈用信任的目光望着丈夫的本家兄弟丁贵堂。
　　“没问题！”丁贵堂掏出烟口袋，慢条斯理地卷起一支烟；遂用舌头舔了舔封口处，擦着火柴点上。连续吸了两口烟之后，才又接着说，“贵发兄弟临走之前，我不是已经拍着胸脯答应过他么？因此，我丁贵堂绝不会食言的……另外，我已经安排张木匠抓紧打棺材了；而且墓穴也都挖好了……剩下的都不是些什么大问题了。”
　　“这……”秀敏她妈感动得张大嘴巴，不知说啥才好。
　　管亮听了这些话，心里很有些过意不去——他感觉对不住贵堂叔，对不住自己刚刚过世的准丈人。按理说，他之前应该跟贵堂叔一道去完成这件重要事情。尽管当时贵堂叔没跟他说要去西洼子坟茔挖墓穴，只说去生产队找张木匠打棺材；可是，你自己为何就不能主动跟他提出来呢？而且你也不是没有提前考虑到这个问题……咳，现在说啥也都于事无补了！
　　于是，管亮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深感自责地搓着他的两只大手，讷讷地说：“贵……贵堂叔，俺……俺本来还打算跟你一起去挖墓穴呢！可是……”
　　“有这句话，你丈人就不会怪罪你了！再说，我也是临时决定去西洼子坟茔，给你丈人挖墓穴的；还顺便拽上了吴庆义那小子，他也出了不少的力。”丁贵堂拍了拍管亮的厚实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总之，一个女婿半个儿，有你担责任的时候。今后这个家里，少不了你出力操心了！你能担当起来么？”
　　“能！”管亮坚定地回答道。
　　抽完了烟，丁贵堂吩咐秀敏和她妈两个人，赶紧去把寿衣拿过来，趁着尸体尚未僵硬之前换上。同时，他和管亮去外屋摘下一扇门，放在炕边；等给逝者穿完了寿衣，再将逝者移至门板上，然后抬到外屋事先摆好的两条长凳子上停放。届时，那些前来吊唁的乡里乡亲们，则会在此与逝者做最后的告别。
　　玉庆、玉胜哥俩插不上手，也不知道帮啥忙，只好悲悲戚戚地站在一旁，瞅着大家忙这忙那。尽管玉庆刚刚度过他人生当中的第十六个年头，但是，无论是从年纪上还是心智方面，玉庆还不能算一是个对人生充满希望，对生活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青年人，他充其量只比同龄人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在前几日他与父亲的谈话当中——当时他就跟病笃的父亲承诺：放完暑假之后，他就去学校办理休学的相关手续。一心一意回家务农，以此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
　　按理说，玉庆完全可以在暑假之前了却休学的事情，但不知何种原因，学校方面却让他等到暑假之后再办理。过后，十六岁的少年丁玉庆，才慢慢咂巴滋出其中的味儿。他认为：学校给出的理由太过分了！跟旧社会地主老财剥削农民没啥区别——暑假期间，学校的几亩农业试验田，需要各个班级负责侍弄管理……没办法，玉庆也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暑假早些过去。
　　眼下，玉庆和玉胜兄弟俩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像现在这样，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无比悲痛之中了。这一点，家人想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还像是两颗挂在树上的青涩果实，需要光合作用，需要水的滋润，需要各种养分促其茁壮成长……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们的身心是不成熟的，更不具备成年人才有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当然，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党员父亲临终前再三嘱咐：一切从简……绝不可以沿袭旧的丧礼程序操办他的身后事，估计他们哥俩这会儿已经披麻戴孝，手持哭丧棒，挨家挨户地报丧去了。
　　穿完寿衣之后，丁贵堂神情肃穆地走到本家兄弟的遗体前，仔细端量了一番他貌似熟睡的遗容。
　　“抬下去吧。”丁贵堂小声对管亮说。
　　“嗯。”管亮点头应了一声。
　　于是，俩人将丁贵发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的遗体，抬到了外屋地中央；遂用白布小心翼翼遮盖住。他们唯恐惊扰了逝者尚未离开肉身的灵魂。
　　不多会儿工夫，院外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丁贵堂抬眼一瞅，原来是刘建军、虞子俊以及吴庆义三个人。
　　原来，吴庆义开车回到大队“五小工业”时，正赶上刘建军和虞子俊从大队办公室出来。这两位年轻干部的表情颇有些严肃，他们的眉头也都是紧锁着的，仿佛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或者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而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但是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他们两个平日里工作的那么积极认真，又怎会被领导批评了呢？
　　吴庆义心里一边这样想，一边笑吟吟地从车上跳下来，迎着俩人走过去。
　　“二位领导，谁惹你俩生气了？”吴庆义摆出一副侠肝义胆的样子，说，“告诉我，我替你们两个出口气！”
　　“你可拉倒吧！就你这两下子？”虞子俊轻蔑地撇嘴一笑，说，“我就算告诉你，你敢替我和建军出气么？”
　　“这有啥不敢？”吴庆义拍着胸脯自诩道，“我吴庆义怕过谁？真不是吹牛，‘文革’那会儿，就连街上的‘痞子’和小混混，见了我吴庆义，他们都得客气地跟我打声招呼呢！”
　　“那好，”虞子俊貌似认真地对吴庆义说，“你现在就到办公室去找秦忆军。是他惹我和建军俩生气了！你替我俩揍他一顿！”
　　“这……”吴庆义尴尬地嗫嚅道，“这不开玩笑么？好歹他……也是个大队副书记。如果我把他给揍了，那我还能在双山大队混下去么？”
　　“唉——”刘建军长长地叹了口气，“你这张破嘴，真是叫人受不了啊！”
　　刘建军始终看不惯吴庆义的吹牛恶习。因此，每当见到吴庆义胡吹乱侃时，他一定会发出这样一种无奈的感叹。
　　其实，虞子俊的确没跟吴庆义打诳语。就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小时前，大队副书记秦忆军，没头没脑地给他和刘建军上了一堂“政治课”。那个时候，虞子俊和刘建军差不多踩着脚跟回到办公室。刚一坐定，秦忆军便放下手中的钢笔——他正在写一份汇报材料，内容是关于共产党员丁贵发晚节不保，跟“右派分子”管其昌结亲家的事情——严肃而又认真地对俩人开腔。
　　“建军同志，子俊同志：眼下，你们两个来大队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谁都抹杀不了……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当中，你俩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不能只顾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
　　“秦副书记，”刘建军终于忍不住问，“你能不能说具体点？”
　　“好，那我就说具体点。”秦建军干咳一声，然后严肃地对刘建军和虞子俊说，“据群众反映：你们丁家堡知青，不仅对那些接受革命群众改造的‘四类分子’态度温和，而且跟他们的子女关系也很不一般。就拿你们生产队的管亮来说，他现在跟你们都称兄道弟了！”
　　“那又怎样呢？”虞子俊不屑地说，“管亮是管亮，他又不是‘右派分子’管其昌！”
　　“可他是‘右派分子’子弟！”秦忆军正颜厉色地提醒虞子俊，“身为大队治保主任，希望你能擦亮眼睛，看清路线，站稳阶级立场；不要跟丁贵发学！他现在已经滑向了错误的深渊！不可救药了！”
　　“丁贵发？”刘建军疑惑地问，“丁贵发犯啥错误了？”
　　“犯啥错误？”秦忆军怫然作色，“他丧失了党性原则！跟‘右派分子’管其昌结亲家！你们说，这是不是丧失了党性原则？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尤其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倾向！”
　　秦忆军阐述的这一番上纲上线的过激言辞，让刘建军和虞子俊这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干部，彼此心里都产生出了难以抑制的厌恶和不满情绪。同时，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大队副书记，秦忆军的工作作风，实在过于浮夸和偏激。但是，作为知青的他们，还没有积淀一定的社会经验、人生经验和工作经验。因此，他们又无法充分运用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来帮助这位“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队副书记转变思想观念，改变工作作风。所以说，他们也只能将这样一种厌恶和不满情绪，慢慢消化在各自的心里了。
　　秦忆军本想再跟刘建军、虞子俊这两名缺乏政治思想觉悟和革命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分析一下当前双山大队严峻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桌上的手摇电话机却骤然响了起来。
　　趁着秦忆军接电话的当儿，刘建军和虞子俊彼此使了个眼色，相继离开了这间充斥着浓重的政治氛围，弥漫着严峻的阶级斗争气味的大队办公室。
　　三个人说话的工夫，大队“五小工业”负责人——邵德全，一边用抹布擦着沾满油污的双手，一边从车间里走出来。
　　“眼瞅着要下班了。”邵德全颇为不满地问吴庆义，“你咋才回来啊？”
　　“我……我下午去了趟农机站。”吴庆义咧着嘴，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找赵大肚子蹭了半箱子汽油。然后，就被贵堂队长抓了差，跟他去了趟西洼子。”
　　“去西洼子做啥？”
　　“挖墓穴。”
　　“唔？给谁挖？”
　　“贵发叔。他可能……”
　　刘建军在一旁急得不行，插话说：“……啥叫可能不可能的！你就不能跟贵堂队长问个清楚？”
　　“你呀你！”虞子俊用食指在吴庆义面前点了点，添油加醋地埋怨说，“该问清楚不问清楚……真是外骡子精神啊！”
　　“反正也快下班了。”邵德全对刘建军说，“你们赶紧去他家里瞅一眼……”
　　于是，当他们三个沿着双山大队的那条“官道”匆遽而行，之后忐忑走进丁贵发家院子的那一刻。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们为之尊敬，为之拥戴的进点老贫农——丁贵发，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艰难路程，去天国那边享清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