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上台阶

　　“所以我要点他，看他怎么说，看来他不是故意的，是无心的，这件事都是副书记办的，他不掌握，所以就一句话没说，他也是刚从县里回来，张罗工资去了，一点闲心都没有，我看他说的是实情，吃饭的时候他表现了忏悔，都喝多了。”
　　“但今天如果没有你点他，他就不会忏悔了，那我的心里会不痛快很长一段时间。”
　　“我要保证你有好心情。”他看着她。
　　“有你在，我就有好心情。”她那明亮的大眼睛又泛出泪光。
　　第二天上班他又给她发了QQ信息：
　　“有时间吗？”
　　“有。”
　　“那我过去。”
　　“好吧。”
　　他觉得他和她见面有点多了，应该减少见面的次数，但这些日子确实是有很多事需要和她研究，总不能顾虑影响就不和她见面吧，况且见面也都是为了工作，只不过这些工作不被别人所了解，就是部里的几个副部长也不知道他们都在研究什么，象昨天酒桌上的事，孔书记道歉了老半天，姚部长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回来以后她也没问章楚涵，章楚涵也没和他说。
　　“昨天的事我有点感慨，想和你说一说。”他说。
　　“什么感慨？”　　
　　“你看，我们走了三家贫困户，有两家是智障，其中那个王艳红，临走的时候还送我们，还指挥我们倒车，还叫我们慢开，满脸的微笑，很可亲的样子。从表面上看，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智障。还有那个张建，我们见面的时候只是言语少一点，但在表格上他也是写着智障。回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乡里印的那个材料，在七个村，二十户贫困户当中，有八户是写着智障，那么这个智的结论是谁给下的呢？是经过医疗机构鉴定的吗？我看不一定。在农村，尤其是在过去，没有几户人家会对所谓的傻子做医疗鉴定，是不是傻，全凭村民的主观判断，如果大家都认为他是傻了，那他就是傻子了，人们背后也可以这样叫他，但当面还不能这样叫，因为这有损人家的尊严，傻子也是有尊严的，你说他有辱他尊严的话他是能听出来的。那么在这次帮扶活动中，乡里的材料上明确写着七个人是智障，这合适吗，是谁鉴定了他们是智障呢？如果根本就没有人鉴定，那么在材料上这样写，是不是有损人家的尊严呢？扶了一回贫，给了人家二百三百块钱，却给人按上了一个智障的标签，我看这不合适，这有损人家的尊严，即便是真的智障了，也不一定这么写，可以换一个写法，面对王艳红的微笑，我觉得给她贴上智障的标签太残忍，人家能和咱交流，怎么能叫智障呢？”他说。
　　“你说得有道理，我也怀疑这个智障不是医生鉴定的结果，这是村里给鉴定的，如果是村里给鉴定的，这样说确实不妥，不够人性化，扶贫不是简单地给点东西，要体现人文关怀，要尊重人家的权力，保证人家的尊严，那你看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简单搞一个调查，首先是要到残联去调查一下，当然不是以调查的名义去，而是以采访的名义去，顺便问点咱关心的问题，看看智障这个词在残联是怎么用的，各乡镇这么用规范不规范，然后再到民政局去调查一下，看看民政局是怎么用的这个词，然后再看一看别的乡镇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写一篇文章，叫做基层工作的文化内涵，或起一个别的题目，我想这里边有文章可做。”
　　“你的想法不错，你和小曼去做这件事。”
　　“我想自己去。”
　　“为什么？”
　　“如果这个文章可以写，我还是想以你的名义写，其实这是宣传部应该研究的问题，现在基层工作缺少文化内涵，乡镇机关一年不发一个文件，发一个文件也是驴唇不对马嘴，乡镇干部采用的都是喝酒办事法，想找谁办点事先喝酒，小事小喝，大事大喝，不讲法规，不讲政策，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非常缺少文化内涵。”
　　“老是以我的名义写，我不好意思，这明明都是你的构思。”
　　“但也都是和你一起研究的，你是同意的，其实当我想到一个题目的时候，我都非常觉得珍贵，工作论文不是很好写，关键是没有题目，题目必须是在工作实践中产生的，不是凭空能想出来的，而文章对于我来说作用不大，但对于你，我看应该作用很大，你是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能够经常写出文章来，说明你在工作了，现在领导干部写作的人不少，有不少人都出了书，有的诗歌，有的是散文，有的是小说，他们出书的意思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证明自己的文化品位，但他们出的书不能证明他们的工作做得多么好，相反他们有游手好闲之嫌，有自我吹嘘之嫌，但是如果你经常发表工作论文，那就不是游手好闲了，这是一种工作能力的体现，在常委班子里，或者说是在县四大班子里，没有背景的领导太少了，政法委书记的爹是老县委书记，纪检书记的舅是老市委书记，只有你，你的父亲是一个小厂长，还早就退休了，你是凭自己的能力干上来的，你还要继续以自己的能力向上发展，能力怎么体现，写文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的特长，所以我不想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以后我们发文章都在大报上发，大报的编辑不认识我们，发了就证明文章够水平了，不发，我们什么也不搭，因为这事只是咱俩知道，别人不叫他们知道。包括小曼。”
　　“那就按你说的去做吧，其实基层文化这事我也想过，但总是写不成文章。我在靠山镇的时候，镇里要发动农民载桑养蚕，但农民不愿意养，党委书记做机关干部的工作，说，咱们镇里什么能出名啊，从现在看只有载桑养蚕才能出名，别的地方什么也出不了名，所以我们必须养蚕。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不妥，载桑养蚕你可以宣传发动，但你总要以理服人啊，不能说你党委为了出名就发动老百姓养蚕啊，那养蚕也是有风险的，你党委为了出名就不顾老百姓的风险了吗，但我不知道把这个问题归到哪个理论上去。”
　　“你这个例子很好，如果单就智障这个例子而言，我想主要是谈尊严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基层干部的素质，如果再加上这个例子，那就纯是基层干部的素质了，也是基层干部的一种文化现象，你再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例子，有的时候例子能够引发思路，产生观点，其实很多文章是先有现象才有了观点，而不是先有了观点才去找想象。”
　　“好。我再想一想。”
　　“那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好。”
　　县报社在开谈稿会，每位记者的手都拿着一张报纸，张总编在做文章分析。
　　“关于县委扶贫帮困的文章我们已经发了三篇了，一篇是人大的，一篇是政协的，一篇是宣传部的，宣传部的那篇文章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是宣传部田川写的，我今天想说的是，我想把这三篇文章比较一下，看看我们在写作上还有什么缺欠。人大这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南勤带领六部门开展与联系村对接活动》；政协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县政协主席张孝勇带领四部门到开安镇开展扶贫帮困活动》；宣传部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章楚涵深入万顺乡部署扶贫帮困活动》。这三篇文章写的是一类事，都是县里开展的扶贫帮困活动，那么哪篇文章写的好呢，先从标题看，是宣传部的这篇文章写的好。首先宣传部的文章标题比较简练，一篇五百字的文章，标题要尽量做到简练，宣传部的文章不仅是简练而且还准确，人大的文章标题不准确也不简练，在标题里，没有必要说明领导带了哪些部门，所带的部门可以到文章里面去说，宣传部的文章就是这么处理的，另外，人大的文章说开展对接活动，这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说法，整个扶贫帮困可以说是一项活动，包扶单位和被包扶单位领导见面算不了一个活动，它只是一项活动的其中的一个步骤；政协这篇文章里说开展扶贫帮困活动也是错误的，扶贫帮困活动是县委开展的，不是人大开展的也不是政协开展的也不是宣传部开展的，所以政协这篇文章说政协到开安镇开展扶贫帮困活动是不准确的，只有宣传部这篇文章的标题写的是准确的，宣传部是写章楚涵深入万顺乡部署活动，而不是开展活动，它是说深入，而不是到，说的是比较准确的，所以严格点说，人大和政协的文章都是写错了，只有宣传部的文章是写对了，我们记者去采访哪一件新闻，我是不能到场的，所以我对记者的稿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我没到现场，不知道现场的情况，今天我们通过这三篇文章的对比，看出我们的记者在写文章上还有很大的欠缺，欠缺到什么程度呢？欠缺到了把文章写错的程度，在宣传部的文章里，是写在见面会上，章楚涵作了讲话，乡里介绍了情况，写得很具体，有现场感有真实感，其他两篇文章呢，就写领导讲话了，在什么地方讲的，是在地头，还是在田间，没有交代，没有真实感，我想是我们的记者确定不了那个讲话的场面叫什么，我们以前采访会议都得看会标，没有会标就不知道什么会，那么这次领导下乡对接，讲话的场合并不会出现会标，所以这个会大家就不知道叫什么会了，所以就不交代领导讲话的场合了，这是记者采访水平低的表现，在宣传部的文章里，明确写到，见面会后，包扶单位领导，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党支部书记分别进村入户，开展调查摸底工作，人大和政协的文章里都没有写，是人大政协没有这项内容吗？我看不是吧，是咱们没给写，这是属于报道事件不完整，落东西了，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篇报道，有人可能认为这样的文章太好写了，可是写出来怎么样呢？写错了，写少了，写的不完整，你们看看手中的报纸，看看人家宣传部写的文章，你会发现自己的缺点。我好长时间没有批评大家了，我也非常不愿意批评大家，我也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报纸是县委机关报，是党报，我们的工作是有责任的，我们的报纸也不是没出过事，教训是深刻的，所以我奉劝大家要多学习，要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其实我么的很多文章都有问题，但是我并没有一一地指出，我想大家不愿意听我的批评，今天可能也是说得重了一点，请大家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