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善良大姐

　　妹妹秀红喊来了大姐。大姐手中提着一块猪肉和一尾鲜鱼跨进了家门，她的身后紧跟着大姐夫和外甥金龙和金虎。
　　大姐一家的到来，家里更加热闹了。小孩们凑在一起玩耍，大声叫喊。女人们聚在一起，更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递给大姐夫一杯茶，跟他聊了上班的事情。大姐夫跟二姐夫一样，也是军人出身。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姐夫仍旧保护军人的习惯。一年四季，他头戴一顶绿色军帽，身穿一套绿色军装。走起路来，他的脚步沉稳，腰杆挺直。
　　大姐的话说起来没完没了，声音最为响亮。她说，今年她养了两头猪，种了四亩水稻，还在山岭上开了荒地，种植了数百棵桃树和李树。她乐呵呵地说，再过几年，我们就可以尝到美味的桃子和李子啦。
　　母亲见大姐说个没完，便打断她的话：“秀梅，你别自顾说着话儿，你父亲在院子里编箩筐，他正忙着，你先去跟他问好吧！”
　　大姐爽快地答应一声，穿过客厅，急冲冲地向院子而去。
　　大姐由于操劳过度，她的双鬓已经染上了白发。村里有人说，你家大姐的面相看上去比你娘还要衰老些。
　　大姐结婚那年，我只有五六岁光景。那天，迎亲的队伍欢天喜地前来迎娶大姐。当他们离开村口时,我大哭着追上去，不准他们把大姐带走，我哭喊着要把大姐留下来。亲朋好友七手八脚把我抱回了家。
　　多年以后，提及大姐结婚的往事，母亲说：“小时候，你大姐最疼你，你跟大姐最亲！”
　　后来，我长大了，渐渐懂事了。我得知大姐嫁到了四五公里外的一个王家村，嫁给了一位军人，那位军人叫王朝军。那年月，女人能嫁给一位军人，也是一种无尚的光荣。村里有人开玩笑时便笑对我母亲说：“你呀，真会选女婿，把两个女儿都嫁给军人。你的思想觉悟真高！”
　　我从小听母亲说，大姐夫在东北从军，临近朝鲜。那是祖国的边陲之地，距广东南疆有数千公里之遥，秋冬犹寒。村里的老人都说，在最寒冷的季节，东北气温零下几十度，奇寒难耐。有乡邻打趣说，在东北的冬季，在野外撒下一泡风流尿，尿刚排出体外，便迅速结为一根硬绑绑的冰棱子。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点夸张。
　　根据岭南乡下的习俗，每年春节后的第二天，即年初二，凡有外嫁的女儿，这在一天里，娘家人都要高高兴兴地派家人去唤女儿回家做客，这样显得娘家人疼爱女儿，也显得有礼数。每年初二，吃过早饭，我便听从母亲的话，早早来到大姐家，喊大姐回家。
　　从小到大，我去过无数次王家村，我对王家村的印象尤为深刻。王家村是一个大村落，远近闻名。王家村最负盛名的是该村拥有“九栋十八厅”，该村房屋建得密密麻麻，房屋虽多，却井然有序，丝毫不乱。一条条屋檐，一道道巷口，一座座大厅，恢宏大气，虽然没有达到雕梁画栋的程度，但大厅上的柱子却是粗大气派，一间间房屋整整齐齐，浑然一体。王家村还有数座方方正正的四方大围楼，建于清朝，围楼高四五层，由青石板、青砖、鹅卵石混合彻成。听王家村的老人说，当年建楼时，用的是糯米搅拌石灰浆，粘度极高，硬度极强。围楼底部墙厚两米有余，楼顶墙厚也足有一米，固若金汤。旧时战乱频发，时有盗贼出现。每逢乱世，村民们便争先涌进围楼，大铁门一关，可支持一年半载。普通军队或寻常盗贼，面对如此高大坚固的围楼，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儿。
　　有人说，清朝时，王家村先祖财大气粗，有达官贵人在京城为官。有也人说，王家村有族人在京经商，发了大财，跟朝廷重臣张之洞交好，讨得张之洞的一纸墨宝。直到今天，张之洞手书的“永成宝障”石刻仍高高镶嵌在王家围楼大铁门上方的墙壁上。
　　王家村村落大，人口多，宗族观念强，民风彪悍。
　　大姐夫家是个大家庭。大姐夫共有四位兄弟：长兄在县信用社工作，二兄是一位教书先生，大姐夫排行第三，老四是位粗人，在家务农。大姐夫家兄弟多，家庭矛盾也多，叔嫂妯娌之间勾心斗角，时常发生恃强凌弱之事。最厉害的角色是老二和老四的婆娘，她俩工于心计，牙尖嘴利，常常指桑骂槐，无端咒骂他人。对于这样的狠角色，当家婆的虽然无比厉害，却也不敢过分招惹她们。
　　在这种环境下，最可怜的就是我大姐了。大姐夫不在家，大姐心地善良，加上我们兄弟姐妹年纪小，大姐在王家的遭遇可想而知了。
　　听母亲说，当年，因为家里穷，大姐没有念完小学，便辍学了。但大姐生性聪明，念小学时，背毛主席语录，她居然倒背如流，令村人刮目相看。大姐十三四岁就成为家里的主力军，每年为家里挣下许多工分。大姐人缘好，力气又大，是队里的好劳力。可大姐嫁到王家后，经常受到王家的欺凌。天长日久，大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表情麻木，眼神无光。
　　母亲即听说大姐在王家受到欺负，心急火燎赶往大姐家，跟王家人理论。母亲指天划地说：我家女儿在村里尊老爱幼，勤劳肯干，人见人夸，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母亲发誓说，我家女儿的品性如何，我心知肚明，你们说她好吃懒做，这是白纸写成黑字，无端冤枉好人，打死我也不信！
　　可王家蛮不讲理，婆媳异常刻薄，她们常常联手欺负大姐，让大姐连连吃亏。
　　有一次，哥哥到大姐家做客。大姐的家婆向哥哥告状，说大姐偷了她的金银宝贝儿。哥哥说，我知道我大姐的人品，借她一百个胆，她也是断断不敢偷东西的，一定是您老人家弄错了，或是您忘记宝贝放哪儿了。如果您老人家不信，你们可以向派出所报案，让公安干警前来破案，到时自然会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大姐家婆见大姐软弱可欺，便处处针对大姐。大姐被逼得无法可施，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大姐痛哭流泪，伤心欲绝，悄悄地摸进了村前的那口又大又深的风水池塘，决定了结生命。幸好，天可怜见！那天夜里，有位村民上茅厕，发现大姐在池塘里寻短见，危急关头，救下大姐一命。
　　母亲闻讯后，火速赶往大姐家，把大姐接回家。母亲又气又激动地大骂大姐：“你真是个糊涂虫，你怎能一死了之？你死了，人家怎样看你？人家肯定认为你理亏才会寻死的！你要好好地活着！老天有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耐心地等到那一天！”
　　有一年，春节前夕，大姐夫从军队回家探亲。除夕之夜，天空下起瓢泼大雨。大姐的家婆又故伎重演，污赖大姐偷了她珍藏的金银。大姐用手指着天，发誓自己绝对没有偷东西，可家婆却步步进逼，丝毫没有退让。最后，大姐的房间被翻箱倒柜，弄得狼狈不堪，也没有搜到金银。大姐家婆怒气难消，把他们全家轰出家门。小外甥在门家哭喊哀求，也无济于事。大姐夫流着泪跪着发了毒誓：“娘呀娘，如果我们偷了你的东西，天打雷劈，或者被车撞死。我们求您了，别闹了！”
　　大姐家被无端折腾一番，闹得鸡犬不宁，度过一个凄惨无比的除夕之夜。
　　后来，大姐家分了家，大姐夫还没有退伍，仍远在东北服役。那时，两个外甥年小，大姐的家婆死活不肯帮大姐照看孩子。母亲咬了咬牙，二话不说，吩咐我去了一趟大姐家，把两个外甥接到我们家来寄养。
　　我读初中时，每年暑假，适逢农忙季节，母亲命我到大姐家住上一段时间，一来帮大姐干农活，二来帮大姐生火做烧，照顾外甥，减轻大姐的负担。每天，我在田地里帮大姐忙活，提早回家，挑一担水桶，从村口的老井挑回一担担井水，然后生火做饭。大姐的邻居家，有一位跟我年纪相若的伙伴，那家伙长得像个小流氓，流里流气，总是拿话撩拨外甥，屡屡欺负外甥。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一股冲天怒火，逮了个机会，跟他打了一架，把他按倒在屋檐下的青石板上，骑在他身上，挥起拳头，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从此，他在我和外甥面前，变得老实多了，再也不敢轻易惹事生非了。
　　大姐家分家后，家婆跟大姐家住在一间房子里。大姐说，她家婆的手脚不干净，好几次，大姐当场瞧见她偷走饭桌上煮熟的鱼肉，送给其他兄弟的孩子享用。大姐生性懦弱如此，即便当场撞见家婆偷东西，也不敢声张，只好把怒气往肚里咽。为此，母亲常常奚落大姐：“你怎么这般傻呢，这般软弱无用呢?”
　　我从小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对大姐夫一家的恶行深恶痛绝。
　　夏收夏种时，大姐忙不过来。母亲便动员我们全家的劳力，悉数赶往大姐家，支援大姐干活。父亲赶着水牛到大姐家，亲自下田扶犁，为大姐犁田耙地。我们争先恐后帮大姐抢收抢种。那种场面热闹无比，欢声笑语传遍田野。
　　大姐夫服兵役十数年后，终于退伍回乡。部队领导非常重视大姐夫的安置工作，两位领导亲自陪大姐夫回乡，寻访有关单位部门落实工作。开始时，政府给大姐夫找了一份公路局的工作，因为大姐夫在部队从事测绘工作，这多少跟他的本职工作能扯上关系。可大姐夫却不满意这份工作，他说，到时年纪大了，万一被安排到乡下的公路站工作，每天要上路从事体力活，那就麻烦了。大姐夫考虑再三，最后推掉了这份工作。当时，银河县的造纸厂办得红红火火，工人的工资高，大姐夫提出到那儿工作。就这样，大姐夫很快安排到了县造纸厂工作，并当了一名中层领导，负责厂里的基建工作。大姐夫在厂里分配到一间红砖瓦房。
　　大姐依旧在家守着数亩薄田。大姐夫有空的时候，也回来帮大姐在田地忙活。
　　大姐夫在企业上班，生意好的时候，收入还算可观。可谁也不曾料到，花无百日红，到了九十年代后，造纸厂的经济走下坡路，大批工人被迫下岗，离开工厂，另谋出路。最后，工厂宣布破产，被私人老板承包。大姐夫从中层领导岗位退了下来，被安排到待遇最差的一个岗位上。面对这种窘况，大姐夫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听天由命……
　　中午时分，母亲跟姐姐们在厨房忙碌，准备了两桌丰盛的酒席。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圆桌边，一边吃饭，一边说着闲话，气氛非常热烈。我们家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