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甄新民的婚恋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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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新民，自称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长到十三四岁，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之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佛僧尼、孔孟之道、牛鬼蛇神，除了马列主义、毛主席语录，都是应被推翻打倒焚烧之列，是一个自认为纯而又纯\红而又红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接班人的少年。
　　可是甄新民绝没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自已的家庭社会关系突然一天会和一个肮脏的、活生生的妓女联系上。那恐怖的一天，虽事隔三十年后，甄新民还历历在目。
　　那一天阳光灿烂，学校花莆里的红梅初放，学校和往常的日子一样，又有人在学校的讲台上招开批判牛鬼蛇神大会。甄新民穿上妈妈新做的绿色军装，戴上红袖章，拿着红宝书，与战友们一大早来到讲台前的操场上值勤站岗。台上台下红旗飘荡，喊声振天。不一会儿，牛鬼蛇神被押了上来。
　　甄新民发现，这一次还有个披头散发的女牛鬼蛇神被揪上台。女牛鬼蛇神的脖子上挂有十数双破鞋。甄新民无意间看了一眼，忽然发现这女的有点象自己的老姨。怎么会呢！甄新民又紧张地瞅了瞅，果真是老姨，挂在老姨胸前大牌子上的名子前面的“大破鞋”三个字上，又大大划了一个X。
　　老姨是妇联一般干部，对造反派打倒县委李书记不理解，认为李书记是人民拥护的好书记，虽然也有错误，但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姨这些话就是说错了，只能是站错了队，是思想问题，最多是保皇派，老姨怎么是破鞋！破鞋又是什么意思！
　　主持批斗会的是古城县原计委计划员尹步良，甄新民很早就知道尹步良的大名，常常能在造反报上看到尹步良写的革命批判文章，真正见面还是在这次批斗李书记和老姨会上认识的。
　　尹长得很胖，小眼睛、大肚皮，声音宏亮，讲话声嘶力竭，有种听了让人发抖的感觉。多少年后，甄新民听到这个声音仍然感到心有余悸，这是后话。
　　尹步良因为将计委一张桌子私自拿回家，受到党内记过处分，后来不久从古城县计委下放到基层一个小厂劳动改造了好几个月。感到受尽了屈辱，才又回到计委，以至多少年后，尹步良回忆起这段接受改造的经历，仍然愤恨难平；常常说，那个极左年代提出的思想改造是最没有人性的。
　　当时李书记任计委主任，尹步良认为这是李书记干的，一直怀恨在心。没有想到山不转水转，忽然来了文化大革命，下级革命群众也可以造上级党政领导的反。尹步良经过一翻上串下跳，当上造反派司令后，第一个愿望就是想法把书记批倒批臭。
　　李书记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一年四季很少有坐办公室的时候，不是赤着脚在田头与老社员一同劳动，就是到工厂与工人一起干活；安排布置什么工作，提出什么任务，都能深得群众支持，在群众中威信中很高。光从XX路线上对书记揭批，上纲上线太一般般，书记不过与其它走资派一样都是执行者，再批也批不出个所以然出来。要批臭书记，在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男女不正当关系了，可是尹步良平时好象又没有听说过书记这方面的花边新闻。
　　尹步良想来想去，一天忽然想起曾经听说过书记是妇联主任的入党介绍人。书记怎么会介绍一个女的入党，和妇联主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从妇联主任入手能不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呢？想到此，尹先生灵机一动，立即派人对妇联主任进行全面调查。功夫不费苦心人，查来查去，查出了妇联主任曾经出身夜总会小姐来，果真查到了有用的东西。这一发现另尹先生惊喜异常，兴奋不已。
　　书记为什么要介绍一个夜总会小姐入党，不管妇联主任在夜总会卖没卖身子，也不管书记知道不知道妇联主任曾经是不是夜总会小姐，更不管书记与妇联主任有没有乱搞关系，只要妇联主任曾经在夜总会呆过就足够了。夜总会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个问题揭露出来，本身就是惊天新闻，书记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运动开始，古城造返派分为两派，尹步良是P派，与P派对立的保皇派——红五月兵团还想企图保住书记。自妇联主任当过妓女揭露出来后，保皇派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P派想什么时候批斗书记就什么时候批斗，批斗书记时就把妇联主任一同带上台，批斗妇联主任时就把书记带上台。每次批斗书记和妇联主任时，尹步良感到又刺激又过瘾，当初书记处理他时是多威风，批评他时说公私要分明，不能占公家的便宜，要加强思想改造。占公家的便宜怎么啦，你书记天天不是叫喊共产党员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吗？到夜总会又算什么？难道人民的勤务员可以勤务到夜总会去？把马列主义当成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原来你书记也有这一天。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坏人受到触及，好人也要受到触及。甄新民不知道尹司令曾因偷过公家的桌子被书记处理过，更不知就是因为这小小的一张桌子，才引发尹司令的仇恨，才使自己老姨的身世被尹司令利用来打倒书记。面对这个大风大浪的世面，甄新民没有思想准备，连书记也没有思想准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批斗了。甄新民参加了红卫兵，拿起笔做刀枪，天天批判别人，没有想到有一天批斗会上的坏人忽然与自己的亲人有了牵连。
　　批判场上，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像海潮般排山倒海。甄新民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木雕泥塑般站在台下，再也没有勇气看台上的老姨一眼。
　　第二天，老姨自尽了。甄新民没能去看老姨，也不敢打听老姨为什么被批判，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甄新民不敢迈出家门一步。老姨是破鞋，像一块烧红了的烙铁烙在甄新民心上。后来，甄新民断断续续知道，老姨在解放前因家里穷，受了骗，被卖给拐子，拐子又卖给到夜总会。解放了，老姨被解放军从夜总会救了出来，又跟随解放军回到家乡参加了土地革命，带领农民分田地斗地主。老姨聪明能干，在夜总会里学了一点文化，不但工作劳动表现积极，还能教农民读书识字，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几年后被提了干，进了机关。红卫兵造反派不知从什么地方，将老姨这段历史挖掘出来。
　　后来，甄新民工作多少年了，仍然是对老姨的过去讳莫如深。每当需要填写什么简历，甄新民就会想到挂着破鞋的老姨，心里会为有老姨这样的社会关系而感到羞耻，从不敢将老姨的名字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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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骤雨般的红卫兵运动很快地结束了，就像洪水一样，来的快去的也快，轰轰烈烈的运动转眼又平静下来。大串连停止了，戴高帽子游街、打倒一切也说停就停了，接下来就是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甄新民也随着上山下乡一股洪流被下放到本县远离家乡一百多公里之外，一个靠近滁河沿岸附近叫作刘村生产队的山区农村。
　　刘村离古城县城还有几十公里，生产队半山半圩，仅有十几户四五十口人，一半是圩田，一半是山田，既不能干旱也不能受涝。几天不下雨，山坡上的旱粮就干死了，雨水多了，滁河河水一泛滥，圩田又被淹了。不过干旱时山坡没有收成，圩田却收成好；水涝时，圩田被淹了，山田却收成的不错，是一个既不算富裕也不太穷的山村。
　　甄新民的父母都是工人，是工人阶级后代，老姨死了，老姨的历史也早已被老姨带进了坟墓，甄新民的简历上的亲属一栏也就没有了老姨。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甄新民根正苗红，是无产阶级接班人培养对象，来到小刘村后很快就入了团，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
　　不久，小刘村又来了一个女学生李小梅。李小梅与甄新民过去同属一个学校，李小梅比甄新民高一届，是高中部的学生，担任过学生会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红五月造反派，是保皇派中的小头目。甄新民曾见过李小梅，但彼此都不认识。
　　李书记夜总会事件被揭露出来后，让李小梅也如甄新民一样，感到如掉进了万丈深渊，万劫不复之地。过去让李小梅最崇拜最信赖的父亲不仅到过电影中看到过的夜总会那个肮脏的地方，还是个可耻的逃兵，这叫李小梅感情上怎么能受得了，整日躲在房里以泪洗面，再也无颜见人。不管父母怎么解释，说这都是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可是李小梅怎么也不相信。人家造反派是调查了的，怎么假的了？再说那介绍夜总会小姐入党怎么解释？又怎么能让一个夜总会小姐当国家的干部？妓女不会是假的吧！从此李小梅非常地恨父亲，再也不愿与父亲多说一句话，父女路上遇到了也如陌生一样，李小梅看都不原看父亲一眼。
　　从父亲被下放农村住牛棚接受劳动改造，李小梅的母亲也随父亲去了农村，李小梅一人住在家。父母让李小梅也同去，李小梅说，我死了都不会跟你们去，我丢不起这份人。
　　李小梅有个哥哥在北京某军事学院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在河北省一个军队农场劳动锻炼，听说妹妹一人在家，写信叫李小梅去。哥哥比小梅大了几岁，在大城市上大学时也曾经参加过造反派批斗过不少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后来逐渐认识到好些上纲上线的批斗是莫须有，犹其是听到自己一惯引以为骄傲的革命父亲也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被批斗，造反的热情也就减了几分。分到农场后对待各种批判会也很消极。
　　李小梅见到哥哥后，自然是委屈的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哥哥说，夜总会也是穷人出身，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父亲是共产党员，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士，当时救了夜总会小姐没有什么错误。兄妹间说起尹步良，哥哥说，那个混蛋，看那个猪头就不是好东西。那年把机关办公桌子私自搬回家受到处理，猪头到我家痛哭流泪，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定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不辜负组织上的教育帮助。别看猪头现在打着造反派旗号不可一世，想批斗谁就批斗谁，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要相信人民相信党，父亲平时忌恶如仇，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看到别人贪占公家便宜，就不放过人家，一定得罪了很多的人。总有一天，组织上会给父亲平反的。
　　李小梅在哥哥的劝导下，心情渐渐开朗了起来。
　　李小梅在哥哥那里玩了一段时间，正准备回家，谁知祸不单行，哥哥突然被抓了起来。哥哥一个战友跑来告诉小梅说，晚上听收音机，收音机里X副主席讲话后，群众高呼祝X副主席健康长寿。你哥哥开了一句玩笑，说，乌龟才最长寿呢。连长查房正好听到，就报告上级把你哥抓起来了。战友还告诉小梅说，连长在农村有个老婆，后来提干以后就想与农村的老婆离婚，与驻地银行一个会计偷偷谈恋爱。你哥哥发现了，很为连长农村老婆报不平，就把连长私自谈恋爱事告到团部，使连长受到了处分。
　　连长早就怀恨在心，平时常常刁难你哥哥，这次听到你哥哥玩笑后，立即也告到团部。团部一开始没有重视，只是认为讲话不注意政治，原打算要求批评检讨算了。连长说，你父亲是走资派，说你哥哥这是受了走资派父亲的影响，对无产阶级副统帅怀有刻骨仇恨，坚决不能放过，团部要是不处理就再向上一级告。团部没有办法，派人调查，结果又有人检举揭发，发现你哥讲了很多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话，说什么哪有什么走资派，走资派其实都是老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瞎胡闹……后来你哥哥就被军事法庭带走了。
　　听到哥哥噩讯，小梅差一点昏了过去，幸亏哥哥战友安慰、照顾，对小梅说，你先回家，有什么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又安慰小梅说“不过就是一句玩笑话，你哥平时喜欢开玩笑，调查时，我们都可以证明”要小梅放心。等小梅平静后，哥哥战友给小梅打了张回家票，把小梅送上火车，看着火车开动了，才离开火车站。
　　小梅回到家又把哥哥被抓的事告诉了父母，一家人抱头痛哭。父亲说：“这都是受了我的牵连，是我对不起儿子啊。”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说：“要是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又过了几个月，父亲结束了牛棚生活又回到城里，行动上自由了许多。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哥哥已经被判了刑，被关在河北一座监狱里。小梅提出想去看望哥哥，父亲说，千万不能去，哥哥被判的是反革命罪，万一被人知道了，说你没有划清阶级界线，一辈子政治生命就完了。那个时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父亲还没有安排工作，这时候更不能前去看望儿子，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时，下乡运动开始了，父亲说，我们是革命家庭，你是革命的后代，要带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去。于是李小梅高高兴兴报名下放来到了小刘村。
　　李梅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分配下放到小刘村的。
　　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考虑到小刘村群众基础好，都是贫下中农，生活也比较其它生产队富裕得多；下放在小刘的知青甄新民又是工人阶级后代，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让李小梅到小刘村这么一个好的政治环境，会使小梅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效果更好。
　　其实，在甄新民来小刘之前，有个南京女知青吴妹子的父亲解放前曾经在古城山区打过游击，下放运动一开始，吴妹子父亲通过在古城工作的老战友把吴妹子安排在小刘村，生产队把吴妹子安排在生产队会议室公房里。会议室在村子东头，原有五间屋，离其它社员住家相隔一二十米，是小刘村全体社员公共活动场所。生产队从一头隔了一大间三十平方让吴妹子住。甄新民来了之后，生产队就将吴妹子住的房一分为二，又隔出一间给甄新民住。住了不久，有一天下午，甄新民发现吴妹子没有上工，晚上下工回来，隐约隐约听见隔壁传来吴妹子压抑的哭泣声。甄新民来的时间不长，与吴妹子相处很短，一个女孩子的房，甄新民天晚了又不好过去多问。第二天早晨上工时甄新民发现吴妹子门已经锁上，人不知到哪去了。
　　不久，住在小刘村的民兵营长突然被抓了起来。原来，那一天下午，吴妹子身体不舒服没有上工。民兵营长到大队开会，从吴妹子门前经过，见吴妹子门没有上工，就推开门问吴妹子怎么没有上工。吴妹子说，身体不舒服。民兵营长见吴妹子穿着娃娃衫半躺在床上，脖颈细白，一时不禁心动神摇，不由得走了进门。站在吴妹子床前，伸手就摸了吴妹子胸部一把，说：“妹子胸脯怎么不发育，长的像绿豆一样，大哥明个煨只老母鸡给妹子补补身子。”吴妹子一时吓得哭了起来。民兵营长见到吴妹子突然哭了起来，怕被别人撞见，惊慌离开吴妹子房，一边走一边说：“我又没有怎么你，你哭什么哭。”
　　吴妹子哭了一夜，越想越感羞辱，第二天一早到了父亲战友家，把民兵营长欺负她的事说了出来。父亲战友当天打电话告诉了公社，公社就派人把民兵营长抓了起来，并挂牌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村示众。牌子上写有“破坏知青下乡坏分子”字样，有几个民兵在后押着，调戏吴妹子的民兵营长手中拿着锣，一边走，一边敲一下锣，口中高喊：“我是流氓，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罪应该万死！”
　　看到调戏女知青的民兵营长游村，生产队社员议论纷纷，都说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培养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明知女知识青年是军婚，都是高压线挨不得，民兵营长真是作死，还要硬要往上撞。
　　民兵营长被抓起来后，吴妹子也病休回了南京家中，再也没有回到小刘村。
　　小梅来了之后就被安排住在吴妹子原来的住房。
　　小梅从小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就是长大后为工农兵服务，心里早就向往工厂的车间和农村的广阔天地。刚下放时，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在家特地学了一首《社员都是向阳花》农村歌曲。到了小刘村，小刘村社员在田头招开了个简短欢迎会，队长讲完了话，社员们拍巴掌一至要求小梅唱支歌，小梅面对一片滚滚黄金稻浪忍不住放声高唱：
　　公社是棵常青藤
　　转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自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小梅唱完歌，又即兴跳了个新疆舞，引的别队社员们远远观看，都说城里的女娃就是与农村姑娘不一样，看人家多大方。
　　小梅本来心情开朗，满心欢喜跟随社员参加劳动，对农活充满了新奇。可是过了不久，渐渐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他的父亲曾经嫖过娼，走出门总感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让李小梅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又陷入深深的耻辱之中，从此又沉默寡言起来。
　　李小梅白天与社员一同下地劳动，晚上有时会暗暗地偷偷抽泣声。甄新民与小梅仅有一墙之隔，说是墙，其实就是扎几张芦席，两边用泥巴涂一下，厚不到半指，夜深人静这时，喘息呼吸之声彼此都能听得到。小梅虽然哭声很小，甄新民还是能听的清清楚。开始时，甄新民不好意思过问，后来大队共青团支部开会中讨论到帮助可以教育好子女问题，甄新民就把夜里常常听到小梅的哭声情况讲了出来，团组织要求甄新民代表团组织配合贫下中农共同关心教育小梅。
　　甄新民经过对小梅出身的了解，才知道李小梅原来是李书记的女儿。李书记因为甄新民的老姨问题，后来又被造反派查出历史上曾当过逃兵，也下放到农村改造去了。
　　有一天，下工回来，甄新民抽空向小梅讲述了自己老姨的苦难历程，说老姨八岁时因家穷被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妇，十岁左右又被卖进夜总会，十四五岁时夜总会经理强迫老姨接客。老姨不从，被夜总会打手毒打一顿后，捆起来放在夜总会伙房旁边的柴房里。幸亏这一夜小梅父亲进城侦察被敌人发现，慌不择路翻进老姨在这家的夜总会，推门挤进柴房。月光下看到一个被捆的女孩，竖起手指向女孩示意一下，慌忙躲进女孩背后的柴堆里。随即，老姨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临近，敌人推开柴房，看见被捆的丫头哭泣不止，用手电随意照了照，领班急忙介绍说是一个想逃跑的姑娘。一个小头目笑嘻嘻地对领班说，小妞长的不错，调教好了通知一声，让老子先尝尝。没有进到柴房搜查就走了。
　　敌人走后，书记把捆老姨的绳子解开，问老姨愿意不愿意跟他逃出去。绝望中的老姨哪有说不愿意的道理，当然是一万个愿意，于是急急忙忙随书记逃出了夜总会，又参加了解放军。
　　革命胜利后，老姨跟随书记回到家乡参加了开展土地革命，入了党，当上了国家干部。
　　小梅听了甄新民的介绍，才相信可怜的父亲完全是被人冤屈的。小梅记得父亲曾对她说，尹司令千方百计整他的黑材料，大概是将以前处理过他偷公家桌子一事怀恨在心的原故，要小梅相信爸爸。小梅当时怎么也不相信爸爸的话，人家尹司令是革命造反派头子，张口说话满嘴的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无限忠心，怎会因为以前自己的一点点错误无中生有地冤屈爸爸！后来听了哥哥的劝说，仍然半信半疑。要不是听了甄新民的叙述，小梅过去一直认为爸爸是骗她的，心里总是为她爸爸与夜总会小姐有牵连而感到羞耻，平日不敢抬头见人。自此思想上放下了包袱，想到父亲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反，小梅性格又开朗了起来。因甄新民老姨与自己父亲之间的关系，小梅与甄新民后来无话不谈，也逐渐显得亲密起来。
　　那时农村生产落后，没有机械化，也没有化肥，种田全靠牛耕人力，粮食总产量很低。当时党中央号召农村学大寨，艰苦奋斗，要用双手开山劈地，创造条件多生产粮食，为国家多作贡献。这一年冬春之际，公社农业技术员到生产队推广水稻小苗带土移栽，听说可以一年种双季稻，大大提高产量。农民听了自然很高兴。可是小苗带土移栽要付出双倍的劳作，非常的辛苦。为了给田地增加肥料，把结着厚厚一层冰的池塘水抽干，把池塘里的泥挑到田里作肥料；早春田地的水还结有薄冰时，农民天不亮就要下田耕地。小苗移栽时，水田的水冰寒彻骨，李小梅与甄新民随社员一样也要跳进水里栽秧。
　　甄新民与李小梅每天从早到晚，天不亮下田，天黑才能回来休息。肩磨破了，手冻裂开了口子，脸吹鄒吹黑了，但甄新民与李小梅看到农民在劳动中欢声笑语，从来没有听到有谁叫一声苦和累，也受到感染觉得劳动很快乐。有时，社员在劳动中还相互展开了劳动竞赛，记得有一次挑塘泥时，有一个赵大叔五十多岁了，不服老，硬要和一个自认为力气大的小青年比谁挑的多，每担都挑二百多斤，连挑十个小时不休息，小青年被累得终于认输了。
　　谁知，这一年发大水，就在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上百亩水稻瞬间被大水淹没了。村子里男女老幼聚集大堤上看着汪洋一片，很多人痛哭失声。甄新民当时正值少年，不知愁滋味，面对田地被淹没的茫茫大水，反而诗兴大发，仿水调歌头词牌，填词一首，其词曰：
　　
　　浊浪碎纤云，
　　水尽见青山；
　　轻风偶一起处，
　　似玉粉飞溅。
　　回首稍忆往日，
　　此处纤陌纵横，
　　原是千倾田。
　　朝露润苗壮，
　　生命绿无限。
　　
　　怎能料，
　　苍天怒，
　　黑云涌，
　　暴风骤雨洪至，
　　霎时浪无边！
　　孰思水中稻菽，
　　昔日粒粒娇子，
　　用尽汗浇灌，
　　如今只剩下
　　水映夕阳残。
　　
　　不过，自甄新民离开刘村后，这儿再也没有发生洪灾旱灾了。这一年，为了不让洪水旱灾重新发生，政府决定利用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在滁河上游开挖驷马山引江灌区，防洪排涝。当时征调几个地区人民公社社员，数十万农民开挖引江（分洪）河道。驷马山工程建成后，当年就在抗御滁河流域大洪水中，有效地抵御了滁河中游最高洪水位的袭击，为滁河抗洪救灾提供了有力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减少淹没耕地约17万亩，减少受灾人口20万人，实现减灾经济效益约8亿元。没有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要在短短的时间，开挖这么工程浩大的水利工程，那是不可想象的。
　　那一年，甄新民与李小梅也随同生产队的社员们，到乌江附近的驷马山灌区乌江参加挖掘河道工程。挖掘河道的那种苦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那时没有机械化，十几米深，一二百多米宽的人工河全部是人挑肩抬、手挖，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吃的大部是红薯等粗粮。尽管非常艰苦，非常劳累，但在贫下中农不怕苦、不怕累的愚公移山精神鼓励下，甄新民与李小梅在艰苦的劳动中相互帮助，相互照应，相互鼓励；有时还相互展开劳动竞赛，看谁挑的土方多。一期工程完成后，李小梅与甄新民双双被评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受到县里的表彰。
　　转眼间，甄新民与小梅不知不觉下放已有两年，在这两年的共同劳动中，小梅与甄新民已经是无话不谈，逐渐显得越来越亲密，相互爱慕起来。
　　不过，真正突破这种隐隐约约爱慕情感，发展到爱恋，是小梅在一次喷洒农药中毒之后。
　　那一天，李小梅与社员一同在棉花地喷洒农药。棉花长的半人高，天气特别的闷热，或许是身体不适的原故，李小梅上午就感到头疼，坚持到下午快要收工时，忽然头脑一晕就倒在了棉花地里。姐妹们七忙八乱的把李小梅抬回家，又喊来了大队赤脚医生，医生翻看了李小梅眼皮，说是农药中毒，不要紧的，喝些绿豆汤，休息休息就好了。
　　正是农忙季节，大家在农田里劳累了一天，收工后，有的偷空想去打点猪草喂猪，有的要回家烧饭，大家一听说没有什么大事，就让甄新民照应一下，都放心地走了。
　　甄新民在自己的屋子里面熬了一小锅绿豆汤，等绿豆汤凉了，盛了一碗送到李小梅房中。把灯点上，李小梅喝了一碗绿豆汤，甄新民问：“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李小梅说：“好多了，就是还有些头晕。”
　　甄新民说：“我去再给你盛碗绿豆汤去。”
　　李小梅说：“不要。”说着想从床上起来。
　　甄新民说：“你刚才说头还晕，你起来干什么，现在天已晚了，出去干什么，有什么事，我替代你去干。”
　　窗外传来蛐蛐一唱一合、时高时低的鸣叫声，风清人静，月光透过窗格格直射进屋中的墙上，在昏暗的灯影中斑斑驳驳，像漂浮在水中的水草一样。
　　李小梅迟疑了一下，低下头有些难为情地低声说：“上厕所。”
　　甄新民知道，农村人一般家里都有马桶，没有马桶也有一只痰盂或陶瓷罐供女人和小孩夜间起夜用；男人一般到屋外野地里或墙角落，自己夜间起来就是跑到屋后解决了事。
　　李小梅屋里有一只带有提手的白色搪瓷痰盂，早晨常看到李小梅提着白色搪瓷痰盂进入隔壁张大爷家厕所倒尿，然后就将痰盂放在窗外墙边晒，晚上再提到屋里，有时夜间还能听到李小梅在痰盂里轻微的尿尿声。这次因为农药中毒，李小梅没有能将痰盂提回到屋里，又不好意思说拿痰盂小便，只好说上厕所。
　　张大爷家的厕所就在房后一块棉花地头，粪坑上有两块木板，大白天蹲上去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掉粪坑里，更何况是夜间。半人高的棉花黑蒙蒙一片，李小梅向来胆小，夜间连门都不敢出，怎么敢进黑漆漆的厕所？
　　甄新民看到小梅已经大好，听了李小梅的话，默默走出去，将靠在窗外墙边的痰盂拿进屋；转身出门，又把门随手带上，走回自己的屋。
　　第二天一早，队长在甄新民的窗外说：“甄新民，你今天照顾李小梅就不要上工了。”
　　甄新民忙从床上穿衣起来，对李小梅说：“李小梅，你怎么样，好些了吗？”
　　李小梅说：“好了，头已经不昏了。”
　　甄新民穿好衣服，来到李小梅房中，看到李小梅把床上的花床单拿下来，床单上似乎有血迹；又看到痰盂中的草纸也都是血，甄新民吓坏了。忙说：“李小梅，你怎么了，怎么都是血啊？昨天没有看到哪儿受伤啊，哪儿流出来的？我去请医生去。”
　　甄新民一边说一边慌忙往外走。李小梅说：“甄新民你回来，不要你管。”甄新民一只腿已跨出门外，迟疑了一下，见李小梅脸羞得通红，声音急得都变了，迟疑了一下；忽然似乎明白点什么，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偶然的中毒事件让甄新民与李小梅拉近了相互的私秘空间，男女私秘空间的拉近，往往就意味爱情的盟芽，从这一天起，两个年青人的心在这偏远孤寂的乡村忽然有了奇妙的亲密相通感觉。就在两人相互之间还没有来得及捅开这层薄薄的窗户纸时，甄新民被招工到当地县城红星机械厂当上了工人。
　　小梅在甄新民进厂之后，每次招工，虽然有贫下中农的推荐，但是下放的知青竞争激烈，每次都因有人检举其父亲历史问题而在政审中被涮了下来。而甄新民在红星机械厂却进步得很快，不到几年间，先后入了党，当上了车间主任；又进入了企业领导班子，当上了副厂长。甄新民多次对小梅提出希望结婚，小梅想，父亲还没有平反，耽心这样的出身会让甄新民前途也受到影响。因此甄新民每次向小梅提出结婚愿望时，小梅总是说，只要父亲一天不平反，自己户口在农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希望甄新民不必等她。
　　直到19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小梅考进了一所中专师范学校后，小梅的父亲也随即得到了平反。小梅快毕业时，父亲已经离开家乡古城镇被安排在琅山市人大担任副主任，父亲希望小梅回到父亲的身边。小梅想，甄新民等自己等了这么多年，若是毕业不回古城县，甄新民怎么办。
　　小梅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的想法。父亲回信对小梅说，结婚后，甄新民也可以调回来，趁现在还有点权，回来后还有这个能力给你们在市里安排一个好的工作；等两年退下了，人走茶凉，再找人就不容易了。小梅回到古城县，将父亲的意见告诉甄新民，希望甄新民能调回家乡。甄新民说在红星机械厂干了这么多年，已扎下了根基，红星厂党委郑书记和老厂长对他都非常的信任，郑书记曾对他说过，以后就指望甄新民接他的班了，希望甄新民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此时走人，甄新民觉得有些对不住组织；再说自己是从厂里出来的，只对工厂熟悉，现在是工人身分，以工代干，还不是国家正式干部，即便调到市里，又不能进入政府机关。若是还去工厂，人生不熟的，一切还要从头干起，说不定将来还没有在红星厂有前途。
　　小梅觉得甄新民说的也有道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小梅回来与甄新民先结婚，暂且在古城镇古城公社古城小学教书，等甄新民以后提干了再设法一齐调回琅山市。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甄新民与小梅结婚后没有多久，老厂长被调走，尹步良从古城县计委调到红星机械厂当厂长；不久郑书记退休，尹步良又当上了一把手，从此，甄新民政治上走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