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46）章节

４６

　　祝永达第二次出任了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
　　最终使祝永达改变主意，担起担子的不是乡党委书记杨明轩，而是祝永达自己。
　　离开了马秀萍，回到松陵村以后，祝永达猛然感觉到，他的舞台没有在西水市，而在松陵村。他虽然生活在城市，把自己融不进城市里去。他给马秀萍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把她的生活搅乱了。在松陵村的这块土地上，他才能施展自己。
　　祝永达学会了检讨自己。他觉得，他对田广荣，包括田水祥、田六儿这些农民太苛刻，有偏见。当松陵村的党员给他投了票以后，他在会上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的态度、坦然赢来了一阵阵掌声。
　　祝义和也历经了一次情感的变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儿子再次担任村支书。上一次儿子的出走说透了是逃跑，儿子的被打败伤透了父亲的心，再一次挫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担心的是儿子又一次败北。祝永达只能给父亲说，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他成熟了，他请父亲相信，他把松陵村的事一定会干好的。他知道，他说得再好，父亲不一定相信，他只有干出些事情来父亲才能放心。当祝永达把自己怎么治理松陵村的打算说给父亲以后，祝义和觉得，祝永达早已有了准备，胸有成竹了。祝义和没有阻拦儿子。
　　祝永达上台后遇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田广荣带头建田家祠堂。当然，他可以强行制止。这样做会将矛盾激化，惹怒的是田家的上千口人。他看得很清，田广荣撺掇田姓人家建祠堂是在和他争夺松陵村。他的最好的策略不是制止，而是引导松陵村人把心事放在治穷致富上。松陵村人一心挣钱过日子，也就没有人去跪拜祠堂了。
　　他要用他的实际行动使松陵村人明白：松陵村只有一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不是族长，而是他祝永达。
　　祝永达还是坚持他的发展方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松陵村的拳头产业只能是石灰和水泥。
　　他不停歇地东奔西走，帮助农民贷款。几个月内，松陵村的石灰厂由原来的５个发展到了１０个。为了减少污染，石灰厂都搬到了山坡下，离石头碴很近的地方。
　　接下来，他着手改造、扩建水泥厂。经过几轮谈判，他将水泥厂承包给县水泥厂的一个副厂长。水泥厂由原来的１０万吨扩建到５０万吨，实行了技术先进的轮窑生产。
　　在全村的村民大会上，他宣布，从１９９９年起，松陵村的庄稼人不再交各种提留款，提留款将由村水泥厂的利润里支付。松陵村的４００多户农民，平均每户减少３００元的经济负担。村民们一听，开始唧唧喳喳地议论：田广荣几十年来没办到的事，祝永达几个月内办到了。祝永达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庄基规划、道路建设、合作医疗和养老补贴。他给松陵村人勾画了一幅蓝图。
　　祝永达一方面抓工业，一方面抓产业调整。由于松陵村一部分土地在半山坡，他提出，山坡地的一大半要栽上苹果树。松陵村的苹果要从３００亩发展到１５００亩。
　　深秋初冬，祝永达一起和全村人上坡栽苹果。他抡着镢头，干得满头大汗。突然，他听见有人在哭泣，不知出了什么事，上了土塄一看，原来是赵烈果趴在赵烈梅的坟前哭泣。赵烈果是来栽苹果的。她家在公坟地那头有八分地。赵烈果栽完苹果，一看见妹妹的坟头不由得伤心落泪了。松陵村人的日子再好也和赵烈梅无缘了。祝永达看了看抽泣的赵烈果悄悄地从土塄上下去了。他不由得伤感，假如赵烈梅能多活几年，她看到的松陵村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真是命运无常。
　　祝永达坐在土塄上点了一支烟。他吸了一口，看着坡下面。站立在村口的那棵松树在这个季节里尤其冷峻尤其肃穆。他恍然看见，马秀萍从松树下的那条土路上走来了，她朝他招着手，甜甜地叫道：永达哥，永达哥……祝永达眼睛眨了眨，他扔掉了烟头，咬住了嘴唇……
　　１９９９年元旦的前一天，马秀萍将电话打到松陵村时，祝永达去西安给村上办什么事去了。她本来在电话中想给祝永达说，她做了人流。她不想欺骗祝永达，要对他实话实说，这孩子她不要。也许，祝永达会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也许，祝永达会无情地指责她。祝永达将如何对待这件事，她还摸不准。她说出来以后，无论祝永达对她怎么样，她都不会计较的。她明白，按理说，她一个人无权处置肚子里这个生命的。她想了又想，这孩子绝不能要，她唯恐这个孩子出世后在童年或少年受到伤害。于是，她就一意孤行，做出了决断。
　　祝永达离开西水市以后，只回来过一次。马秀萍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人陌生了，无话可说了。这陌生不是时间造成的，也不是距离带来的，这陌生好像是必然的，如同花开又要花落一样。祝永达呆了三天，第四个晚上，他们同了一次房。两个人的做爱悄无声息，味同嚼蜡，就是履行手续。她本来想和祝永达敞开心扉谈一谈，可祝永达第四天就走了。祝永达走后的那天中午，她没有去上班。好多年来，她是第一次无故缺勤。她躺在床上，不想动。她知道，祝永达是爱她的，爱和被爱是两回事。从一开初，祝永达就火辣辣地爱着她，这爱里面有丈夫对妻子的性爱，更有上一辈人对下一辈人的疼爱。好多时候，她更多地享受的是这种疼爱。祝永达对她简直疼到了使她不可忍受的程度。她知道，他把她理想化了，以为她是完美无瑕的，是他最理想的偶像。她觉得，做他的偶像是很吃力的事情，她为此而不安。因此，她极力要走下偶像的座位。而这么做，不仅违背了祝永达的意愿，也使他很失望。不要说让她对他像开初一样那么爱，就是让她了解他，她是不是有这个耐心，自己也把握不准。在过去的日子里，她和祝永达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彼此并没有深刻的了解。这也和他们差不多是两代人有关系。她不是祝永达想象的那样没有人格。她绝不会在生意场上把自己的肉体搭进去作为资本的。可是，她无法把这件事给祝永达说清楚。这种事，越说越说不清。当祝永达回到松陵村以后，她并没有那种深切地思念，反而生活得很平静，有一种解脱了的轻松感。祝永达不在她身边，正好解除了他对她的看管。她发觉，他不但看管着她的肉体，而且看管着她的思想。这使她难以忍受。
　　马秀萍不知道祝永达有什么打算，她想，元旦之后，她一定要去一次凤山，假如祝永达暂且不回来，她要和他敞开心扉谈一谈，她希望祝永达能和她一样，面对自己，面对他们的婚姻。
　　元月８日那天，马秀萍离开了西水市，回到了松陵村。一场大雪过后，田野上到处是白皑皑的，紧偎着松陵村的雍山银装素裹，庄严肃穆。路上的积雪还没有消融，小车的轮子碾过去发出的响声生硬而粗糙。透过车窗的玻璃马秀萍老远就看见村口那棵大松树了，倚在天幕上的松针绿得发青，松树显得孤单单的。马秀萍看见，有一个人朝松树这边走来了。好像是祝永达。他仰着头，走得很急。马秀萍下了车，她吩咐司机先走。
　　当车子从祝永达身边开过去的时候，司机探出头来，给祝永达打了个招呼。祝永达点了点头，抬头看时，对面走来的是马秀萍。两个人在树下相遇了。１９７９年，他们在这棵大树下相遇时，节气过了惊蛰，大地回春，天气转暖。２０年后，他们再次在树下相遇时，小寒刚过，正值一年中最冷的时节。
　　“永达，”马秀萍有点诧异，“你要去哪里？”
　　“去西水市。”祝永达很平静。他上下打量了一眼马秀萍。
　　“你咋不提前打电话呢？”
　　“事情急。”祝永达没在乎马秀萍的责备。
　　“你是去办事的？”
　　“就是。我去向你借钱。”
　　“何必那么客气？你说，要钱干啥用？”
　　“帮助田小丽打官司。如今打官司要花钱的。”
　　“打啥官司？”
　　“关于田小丽卖淫一案。”
　　“是咋回事？”
　　祝永达将田小丽被抓，南堡镇派出所无中生有，田小丽受伤害之事简略地给马秀萍说了一遍。
　　“我动员田玉常两口去和南堡镇派出所打官司，他们不去。”祝永达说。
　　“为啥不去？”
　　“他们害怕。”
　　“永达，咱俩一起帮田小丽打官司，好不好？”
　　“算了吧。”
　　“你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这件事不需要你。”
　　“什么事需要我呢？”
　　马秀萍紧盯着祝永达。祝永达觉得，马秀萍显然是误解了。他不想解释，更不想争辩。
　　马秀萍撇下祝永达自顾自地向前走了。祝永达抬头看了看蓝天，心想：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走到头了吗？等忙过这一阵子，他要和马秀萍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２００１年４月６日——８月９日初稿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４日——４月２６日二稿
　　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７月２６日三稿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６日——６月１６日改定
　　最近，在整理有关我的评论文章的时候，翻出来了朋友刘谦写的一篇叫做《积岐小记》的文章（刊于１９９１年２期《小说评论》）。刘谦在文章的开首这样写道：“许多日子的黄昏，我总看见积岐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影瘦消而孤独地悬于都市之喧哗上，痛苦地冥想。每次看见这个情景，我总感到心中隐隐有锥刺之痛，有无限悲凉。我无法猜破他当时的心态，也无法直译那只属于上帝的人生奥秘。但黄昏中，都市里，一个孤独的单身男人之宁静和安详所传导出的人生信息，总让我深深不安和愧疚。”刘谦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似的把我当时的精神面貌钉在纸上了，无论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使我能看见自己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的面目。那时候，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刘谦是这样告诉读者的：“积岐是那种忧郁得让人看几眼便想大哭的男人。他的忧郁痛苦，使人一见便会生出些许宗教般的情愫。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男人，在那样的时候，却又坚守着心底的圣地，表现出那样的宁静和超然，他内心的意志力是多么坚强！他在痛苦地挣脱着一切俗世的浮华，在一片厚重的黄土之中寻觅一种属于上帝的、达于彼岸的途径。”刘谦用睿智的目光冷静地审视他的一个兄长、一个同路人，远距离地透视了一个友人一个写作者的心态。
　　从１９８３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２０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一直在忧郁、不安、痛苦、自我煎熬和折磨中朝着一个目标而奔走，时至今日，留在我心底的是苦涩的绝望和凄凉的惨败感。失败的感触中不乏我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渴望，对我所从事的这种劳动能够被承认的盼望。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才华，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之后又是苦行。
　　朋友曹谷溪给我的定位是：沉默的苦行者。６个大号字印在他办的那刊物上，再配上我那张苦脸，真是一个人的精神的绝妙版本。
　　凯尔泰斯说，沉默就是真理。而我以为，沉默只是一种回答。回答心灵，回答遥远的天籁之音。我既然在喧嚣之外，沉默就是最好的方式。我宽慰自己：我没有被叫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哀。威廉·福克纳即使到了获诺贝尔奖前夕，还没有中国大陆的三流作家红火呢。
　　我做了２０多年的农民，我的父辈、我的兄妹依然在故乡那块黄土地上为了生计而劳作。作为农民，他们的那一双手从不停歇，除非病倒爬不起来。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安慰。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是相通的，因为，我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尽管，那失败感不时地提醒我，折磨我，可是，我的劳动不能停歇。假如你要告诉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会折损你的阳寿，农民会以为你是天外之客。生命如果为了生命而存在，那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我依旧安安静静地写作。就像我做农民一样，每天扛着锄头或镢头去上地，并不因为来年薄收或无收成而停止了这种劳动。我们那里的农民靠天吃饭，天不同情你不保佑你，也不回报你，这是常情。也许，回报就是劳动本身。我还希图什么呢？
　　劳动的结果是一部又一部长篇。《村子》是第五部。
　　就前４部长篇而言，我是在实验，实验不同的艺术形式。就结构而言，第一部是《沉默的季节》采用的是心理结构，时空跳跃，你、我、他三种人称交叉叙述。第二部《袒露的部分》用多角度叙述。把不同时间段的故事浓缩在四天中完成。第三部《敲门》是三条线并进，不是传统小说中的三条情节线，而是把相互没有密切联系的、不同生活境况中的三个人的人生用三条线拧在一起。而第四部小说《大树底下》则用一个死去的婴儿的角度开篇，作品运用了象征、暗示、隐喻、荒诞、反讽等诸多手法。我知道，这种“实验”是很“危险”的。我发表了将近２００篇（部）中短篇小说，每写几篇，就要变一变，不断实验和尝试，变来变去，在现实主义那里我不“现实”，在先锋那里我不“先锋”。似乎，我什么也不是。用长篇“实验”那就更需要冒险，需要一股二杆子劲。也许，实验的结果是：市场不买账，一些人不认同。可是，我不能把自己固定住。用实验换取门庭冷落是需要勇气的。我崇尚加谬笔下西西弗那个“疯子”，我愿意像他一样，把石头一次又一次地徒劳地推上山。
　　在《村子》这部长篇中，我触摸到的是一个“变”字，社会在变革、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在变化着。他们的变化历经了几个过程：马子凯的做寿是投向变化着的农民心中的一块石头。既然是石头，必然就有波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分田到户，一些农民开初接受不了这一变化，就闹事。然而，最终还是顺应了。顺应的结果并非仅仅是粮食的大丰收，不仅仅是衣食无忧。生活使他们明白：分田到户并不是百病可治的良药。他们无奈、痛苦、挣扎以至失态；他们难以容忍自尊和尊严的被剥夺，于是，就反抗。
　　而像田广荣这样的村官，面对被石灰水呛死的小孩子也如此麻木，无疑是其变化中的另一种农民类型了。其实这种类型和祝永达在西水市的建筑工地上见到的那些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工头欠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不但不敢讨要，反而要去讨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村子里的农民反过头来反思，最终还是要建祠堂，生活中还得依赖“族长”去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必须跪倒在祖先的牌位前——这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侧面。生活变了，文化心理没有彻底变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个民族，不仅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改革或改良，而是需要改变文化心理。
　　在现实生活中，祝永达是一个道德比较完善的人，但并非一个“强者”，而田广荣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但他是生活中的“强者”。当下的村子里，究竟需要什么人去治理呢？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对村子里的农民有难以割断的情感，我不仅触摸的是农民的兴奋点和痛点，触摸的也是自己的兴奋点和痛点。我知道，村子里的农民日子过得很艰辛，但是，有祝义和、赵烈梅、马志敬这样的善良而能干的农民的支撑，农民的生活不会垮掉的。令我最痛心的是村子里的下一代，像马林科兄弟俩这些年轻农民，面对欲望，他们将经受更多的磨难。
　　我只能按照我的体验去写我们村子里的农民。
　　到头来，我只能说，我这样写了，我这样写过。
　　当然，我并非一点儿自信都没有。我的一位朋友曾说过，说我是走在一条正道上的作家。这是对我最透彻的理解。我想，既然走的是正道，我就无所畏惧，不必顾虑了。我将艺术视为生命一样贵重，不可能像有些人一样如同数钞票般地去码字，我是蘸着心血来书写的。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留下的只能是文字。文学不会枯竭。文学是不朽的。文学创作是对我的生命的最佳完成。
　　农村人有一句话，叫做“年过三十不学艺”。而我学艺时已过了三十岁，因此，我不可能像有些大作家一样，给自己规定，到什么年龄段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虽然学艺晚了，但是，我还是由衷地感谢生活。因为，生活使我诸事不如愿，常常有使我愤慨使我不安使我痛苦的事来撞击我。我时不时地陷入精神苦难之中；生活猛不防从身后给我一拳头，这种强刺激，非但没有把我放翻，反而使我对文学创作更加虔诚了。
　　我还是那句话：痛苦孕育大作。我敢说：那些生活滋润，悠闲自在，一脸荣耀的写作者只能是时代这杆长枪上的饰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