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四、五）章节

祝永达拉着车回到了家。赵烈梅精力充沛，干活儿十分卖力，和她搭伙儿，祝永达觉得很轻松。太阳还没有落两个人就完成了定额提前收了工。

　　祝永达将架子车放在后院里进了房间。黄菊芬一看他回来了，到灶房里去给他打来了一盆洗脸水。黄菊芬个子不算高，一张蛋形脸，双眼皮分明得跟刀刻的一样。由于脸色有点苍白，那本来就很黑的头发显得更亮了。从端着脸盆走路的姿势看，她并非病歪歪的样子。祝永达洗了脸和脚，黄菊芬端起盆子出去要倒水时，他才发觉她的脸上滋润了些，眼睛也亮了许多，有了精神不说，眉宇间还挂着一缕无法掩饰的高兴。大概在黄菊芬看来，做了“社员”以后的祝永达的命运从此便会有一个大的转机，她为他而高兴。既然她不能给予祝永达肉体的欢悦不能用肌肤相亲相爱，就用一颗心去爱，用她的举动、眼神、气息乃至全身每一处能传达爱的部分去传达她对他的爱。祝永达对她更是体贴入微，自从那天晚上黄菊芬在被窝哭过之后，祝永达在她面前不再抱怨，即使心里不痛快有怨气也再没有表露过。每次她病倒以后，他就给她请医生，对她的病从未延误过，家里哪怕没有吃盐的钱，也得有给她治病的钱。从做了祝永达的妻子的第一天起黄菊芬就十分内疚，她常想，即使自己死在祝永达的身底下也心甘情愿，他对她那么好，她已经十分知足了。她知道，即使她保养得再好也延长不了多少时日，与其这样苟活还不如死在祝永达的怀抱中。好多个夜晚，她脱得一丝不挂向祝永达跟前蹭，祝永达无动于衷，显得很平静。她就说：“你来呀，我想你，想要。”祝永达抚摸着她惨然一笑：“不行，你想也不行。”她绞在他身上搂住他挑逗他。欲火点燃了，在两具活生生的肉体之间燃烧，烧烤得祝永达直喘粗气。祝永达显然是在极力压制自己，仿佛要用自己的双手硬把钢一般的欲望压弯折断，他像哄孩子似的对她说：“听我话，等你身体好了，我天天晚上搂着你睡，叫你受活。”她沮丧地说：“你不要拣好听的话说给我听，我是啥病我知道，我是好不了的。”祝永达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静下心来养病，慢慢就会好的。”她说：“你不怨恨我吗？”他笑了：“哪能呢？”她说：“你真的爱我？”他说：“真的，我就是一辈子不睡你，也是爱你的。”她哭了，她搂住他嘤嘤地哭。他的善良使她感动不已，哪怕他不爱她对她有稍许的怜惜她也会感动的。他越是疼爱她怜惜她，她越内疚越伤感。她觉得她欠他的太多太多。黄菊芬的一只手臂缠住他一只手在他那儿抚弄。祝永达强行按捺着自己，他那清醒而顽强的理智使他自己也觉得害怕，这会儿，他对自己看得很清。他不能只顾自己一时的受活而将她推向深渊或者说要了她的命。说他不想，那是假话，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偎依在他的身上，他能不想吗？村人常说，渴了吃雪，饥不择食。一闪之念，他就会毫无顾忌地进入她的身体，她是他的妻子，他有理由这样做。可他没有，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她是个病人，要替她着想。不是祝永达意识不到黄菊芬连累了他给他带来了无法言说的痛苦，不是的，而是他觉得他有责任照顾她怜惜她。他对她的感情是同情多于爱情。真正的爱情是肉身子和精神的共同参与，没有肉身子，就好像一台石磨子，差了一扇子，再磨也磨不出面来。

　　她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嫁给他的，是在没有人嫁给他的时候嫁给他的，是在他做“狗崽子”的时候嫁给他的，仅此一点，他应该感激不尽了。尽管岳父岳母没有说透黄菊芬的病情，但两位老人绝没有加害于他的想法，两位老人还是希望女儿婚后病情会有所好转，他们不知道，患这种病的女孩子就不能结婚更不要说同房生孩子了。只有祝永达自己明白，他娶了一具形同虚设的妻子，拥有的是理论上的女人。漫漫长夜，当他实在很难熬的时候，他的目光也曾经从这个病恹恹的女人身上越过去在村子里的其他女人身上扫视，对于和他同龄或者比他更年轻的女人，他虽把握不准有谁能被他撂翻有谁敢被他压在身底下，但像赵烈梅那样的女人，只要他愿意要，她肯定会给他叉开双腿的。

　　１９７０年冬天，他被生产队派到３０公里以外的孔头沟水库工地上，同去的有赵烈梅。那一年，他只有１７岁，身子骨还不硬朗，工地上的架子车加高了帮厢像棺材一样大，一架子车土要拉到水库坝上去真不容易。当他实在拉不动的时候，走在他后面的赵烈梅就放下自己的架子车帮他推。他感激她却不和她着嘴，一句话也不说，因为赵烈梅是贫农田水祥的女人，他不能也不敢接近她，只能远而敬之。有一天晚上，下了夜班，他和赵烈梅一同向回走。走在半路上，赵烈梅说她肚子疼得厉害，叫他扶着她。远处射来的灯光很弱，他看不清她面部的表情，她那弯腰曲身的样子看起来很痛苦，他只好搀扶着她走，她的身子紧紧地依偎着他，女人那庞大的气息使他觉得既新鲜又害怕，既想接近她又想离开她。走了一段，黯然的灯光被他俩甩在了身后，他们走进了黑暗中，赵烈梅当着他的面，抹下了裤子，撒起了尿。她那清晰的尿尿声跟工地上的灯光一样刺目耀眼。他要走开，赵烈梅却不叫他走，说她害怕。他第一次从赵烈梅那儿嗅到了使他毛毛躁躁恍惚不安的气味。

　　从那以后他对女人有了热切的渴望，偷偷地关注她们的走路、说话、身段、脸庞和胸脯。他常常处在幻想之中，想象女人的裸体想象男人睡女人是怎么回事。

　　他和黄菊芬结婚后一个初冬的下午，收工时赵烈梅告诉他田水祥去蔡镇了，今晚上不会回松陵村的。她走到他跟前，用一只肩膀将他一搡，妩媚地说：“晚上过来陪陪嫂子，我等着你。”他没有说什么，回过头去看了看她那激情洋溢的脸庞，给了她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天黑之后，他忐忑不安了，他倒没有想他如果去找赵烈梅，黄菊芬知道了会怎么样。他之所以心里发慌是因为他鼓不起勇气来，对自己毫无信心。偷情，没有疯子般的胆量和半吊子那样的狂热是不行的，况且他还拿不定赵烈梅是不是对自己真有那个意思。他犹豫到夜深人静之后才下了决心。他下了炕，悄没声息地出了院门。街道上静如止水。他的心不停地狂跳着，走几步便要四下张望，总感觉到有个黑桩桩尾随着他。摸黑走到田水祥家的院门前，他一推，院门果然虚掩着，他屏住气息将院门推开了一条缝闪了进去。赵烈梅的房间里没有开灯，院子里静得能听见冬夜的呼吸声。他没有贸然进去。走到她的窗户下，蹲下屏住气息听了一刻，赵烈梅在被窝里辗转反侧发出的细微的声响雪花一般从房间里飘出来落在了他的心里。他闭上眼睛也能看见赵烈梅赤条条的肉体，她虽然不是很漂亮的女人，但她健康而强壮，丰乳肥臀，线条毕露，十分性感，充满着活力。他恍惚看见她的欲望像盛开的花朵，光艳照人。尤其是她那贪婪的嘴唇高耸的胸脯太诱惑人了，一旦进入她的身体，肯定能够使他到达一个未曾体验过的巅峰状态。想想壮实的赵烈梅，想想她那活脱脱的、妙不可言的肉体，他蹲不住了，站起来，走到房门跟前，一只手抓住了门环，却没有推。一刹那间，他仿佛看见就在他即将推开的这扇门背后暗藏着杀机，一旦他一推，站在门背后的田水祥就会盖头给他一闷棍，他来不及喊一声就毙命了。冥冥之中，他将会听见松陵村人说，一个企图嫖人家女人的狗崽子被收拾了，接下来，他的父亲和母亲被民兵小分队拉着到各生产队去游街，去批斗。新的灾难降到了这个家庭就因为他的一念之错。他的额头冒出了汗，两腿发软。他怎么能图一时快活而毁了自己呢？他决然地丢开门环拔腿向院门外跑。由于他把声音弄得很响，赵烈梅被惊动了，他听见赵烈梅在房间里问道：“谁？谁在外面？”他什么也不顾，一头钻进了黑暗之中。

　　披着一身寒意提着一颗慌乱紧张的心回到了家。房间里的灯没有熄，黄菊芬披着棉袄，靠住炕墙坐着，他一怔：她怎么没有睡？他问她：“得是犯病了？”她说没有。他说：“那你咋还没睡呢？”她说：“你也不是没睡吗？快到炕上来，外面很冷吧？”他说他肚子疼去解了个手。黄菊芬勉强地一笑：“小心着凉了，快睡吧。”上了炕，脱了棉衣，钻进了被窝，他的身子还在抖。黄菊芬依旧坐着，双臂抱住自己的身子。她说：“你得是冷得很？”他说：“不冷，不冷，不冷。”她说：“得是遇到麻烦了？”他翻身坐起来了：“你说啥？你胡说啥？”她说：“我不怪你，是我连累了你。”她给他坦言：他出去之后，她跟了出去。他扭过头去瞪着她：她竟然跟踪他？如果她不是病人，他非扇她两个耳光不可。黄菊芬以为，他进了薛翠芳的家，因为薛翠芳和赵烈梅住两隔壁。黑暗中，她很可能没有看清楚。薛翠芳比赵烈梅漂亮得多，她以为祝永达是去找薛翠芳。漂亮女人哪个男人不爱？她的误解是有理由的，因为马生奇和薛翠芳闹矛盾，这是松陵村人都知道的事情，祝永达乘虚而入也在情理之中。她就没有想到他去找赵烈梅。他没有任何必要再说谎，他已不可能欺骗黄菊芬，他不知道怎么给黄菊芬解释是好，难道他能说他也是一个七尺男儿，需要睡女人？难道他能说是赵烈梅在勾引他？难道他能说你弄不成我就得去找相好，嫖女人？他冷漠地扫了黄菊芬一眼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她说：“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真的没有；只要你看上谁，就和谁好去。”她说，我只希望你不要闹出是非来，咱家成分不好，一旦出了事，你就完了。她说，马生奇是个半吊子，松陵村人都知道，和薛翠芳相好，要格外小心。还没等她说完，他恶狠狠地说：“你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撕碎了。”他那睁眉瞪眼的样子把她吓得不吭声了。躺在被窝里，她哭了，哭得很伤心。他抓起剪刀，抹下短裤，把剪刀塞进她手里，给她：“你不要哭了，你把它连根剪下来算了。”她攥住剪刀的手抖动着，一头扑进他怀里，含泪说道：“我是为你好，只要你活得痛快，我就是一剪刀戳死也心甘情愿。”她举起剪刀，朝自己的心窝戳去了。他一把夺过去剪刀，紧紧地搂住了她。老天既然给他一个病罐罐女人，他就认了。他说：“是我不好。怪我自己，我给你认个错。”黄菊芬哭着说：“不，我不是你的女人。我是你的祸害。”祝永达抚摸着她的头发抚摸着她的脊背，不叫她再说。

　　从那以后，他彻底断了念头，目光不再在别的女人身上扫视。他折磨自己的方式是拼命地劳动。一出工，他就疯狂了，别人一天打一垒子（５００块）土坯，他非打７００块不可；别人一个晌午拉１０回粪土，他非拉十二三回不可。他把自己的体力、激情全部给了土地，付诸劳动，每天弄得筋疲力尽，方才罢休。傍晚收了工，他啃几口冷馍，喝半碗开水，倒在炕上，呼呼大睡而去。

　　喝毕汤（吃完饭）时天已黑定。走进房间，祝永达没有即刻就上炕，他给黄菊芬说：“你先睡吧，我去子凯叔家，一会儿就回来了。”黄菊芬已暖好了被子，她坐在被窝里说：“你今晚上不去行不？”他说：“有啥不行的，我没有要紧事，只是想和子凯叔说说话。”黄菊芬说：“那你就改天去吧。”他一看，黄菊芬脸上有了点红晕，瞳仁里闪动着异样的光，就说：“又胡思乱想了？这样对身体不好。”黄菊芬说：“我今天很高兴，没有胡思乱想，我只是想，要是早几年不讲成分，你就会娶一个好媳妇。”他说：“你看你，又来了？谁说你不是一个好媳妇？”她苦笑一声：“你不要抬举我了，我是咋样的人，我知道。”她低下头去拉被子。他说：“不要翻那些陈芝麻烂套子了，我去去就回来。”黄菊芬说：“你去吧，我知道子凯叔是个好人，听他说说话，对你有好处。”

　　祝永达径直走进了马子凯的房子。他一看，马子凯不在，他的大孙子马宏科伏在案头练毛笔字，二孙子马林科趴在炕上做作业。马子凯很疼爱这两个孙子，他们和爷爷住一个房间。他问马宏科，爷爷去哪儿了？马宏科说他爷爷去县文化馆还没有回来。他一听，正要回去，马英年进来了。３０多岁的马英年中等身材，胖胖的，十分健壮。马英年问他，找他的父亲有要紧事没有。他说没有。马英年叫他坐下来等一等，他就坐下了。他说：“宏科和林科还挺乖的，就知道学习。”马英年说：“咱让成分害得把书没念成，就看两个娃能不能给咱争上这口气。”当年，马英年是凤山县中学的尖子学生，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政审不合格，没有上大学。他说：“我看宏科和林科没麻达。”马英年说：“我爸啥都好，就是惯孙子，我怕他们被惯坏了。”他说：“娃还小，越大越懂事。”祝永达等了一会儿，不见马子凯回来，就走了。

　　走在街道上，祝永达抬头一看，缺了一牙的月亮安详地高悬在天空，月光如雨丝一般轻轻地飘落而下，挂在树梢上，挂在泥皮斑驳的土墙上。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夜声像月光一样细致入微，意味深长。祝永达似乎第一次发觉春天的夜晚原来是这么美好！他慢悠悠地踏着月光向回走，眼眶里有点潮湿了。

　　祝永达进了房间顺手关上了门。他回头看时，只见赤身裸体的黄菊芬从被窝里爬出来，双腿跪在炕上向前挪了挪，去炕那头取他的枕头。黄菊芬将他的枕头搬过来，和她自己的枕头并排放在了一起。祝永达一看心里就明白了，他没说什么，上了炕，脱了衣服，躺在了黄菊芬的身旁。

　　房间里静如银针，能听见电灯泡儿发出的光亮声和从黄菊芬体内逸散出来的芳香、甘美、蓬勃生长的欲望声。她的呼吸尤其畅亮，跟母亲从纺车上抽出来的细线一样布满了房间。祝永达要去关灯，黄菊芬不叫他关。黄菊芬将被子撩到一边：“今夜晚，你要好好地看看我。”他笑了：“我不是没见过你。”她说：“你啥时候见过？”他说：“天天见。”她说：“我说的是精身子。”是的，４年了，他只是触摸过她的裸体，到她的里面进入过，除过他第一次解开她的纽扣看了她几眼以外，他没有仔细地看过她的裸体，更没有欣赏过，玩味过。他说：“我不看也知道奶头长在胸脯上，肚脐眼长在肚子上。”她说：“你一看，就更亮清了，我身上除了奶头和肚脐眼以外，还有啥东西。”他说：“睡觉吧，改天再看。”她说：“得是嫌我难看？”他急忙说：“不是不是，谁说你难看？”她虽然不是美人胚子，但脸蛋儿确实很耐看，五官摆布得很和谐，很周到。他说：“我看，好好地看你一遍。”他爬起来跪在她跟前目光直直地投向她平躺着的精身子，亢奋地阅读着她，把她的双腿并拢，目光顺着她那修长的双腿一直看到了脚指头。他撩起了被子，要给她盖上，她伸出手断然挡住了，她说：“亲亲我。”他满足了她，也是为了满足自己。他从她的额头一直亲下去，一寸一寸向下挪。他没有抬头，一路亲下去，仿佛能听见她身体的声音就来自她那儿，来自生命的源头：是诉说是挣扎是哭泣是呐喊是歌唱。所有的声音合在一起，传达着一个意思：欲望！人是为了欲望而活着的，人有了欲望才有了活下去的动力。祝永达为她的生命发出的最强音而震撼。她的活力来自她的心劲，她虽然是病人一个，但她的心未死，激情尚在燃烧。他抬起头来看时，黄菊芬已是眼泪长淌了。

　　“我真有福气，真的。”她含着眼泪说。

　　“睡觉吧。”

　　“不。我高兴，我也要叫你高兴高兴。”

　　“我高兴着哩。”

　　“那是两回事。我要给你，我很想。”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摸一摸就知道了。”

　　她捉住他的手，将他的右手按在了那个地方。她的那个地方很湿润很温热。

　　“不行，越是高兴，越要能管住自己。”

　　“我不要你管，要你来。”

　　“等以后吧。”

　　“不，我不等。我就是今晚死在你身底下，也是活得最好的一个，一点儿也不冤枉。”

　　“不要胡说，等我有了钱，带你去西安看病，你要好好地活着。”

　　黄菊芬不再说什么，她将他揽住，向她身上揽。祝永达一看，她的双眼放着光，一脸的妩媚，呼吸急迫，似乎迫不及待了。此刻，他那顽固的理智在汹涌的激情面前崩溃了，他爬上了她的裸体。忽然他听见，隔壁房间里的父亲狠劲地咳嗽。他屏住气息，不再动弹了。静夜里，父亲的咳嗽分外响亮，跟木椽一样粗。父亲大概还没有入睡，这时候的咳嗽是不是具有暗示的意思呢？祝永达只停顿了一瞬间，再一次疯狂了……

　　这是一个骚动不安的夜晚。

　　在松陵村，没有入睡的不仅仅是祝永达和黄菊芬，不仅仅是祝义和一家。


４

　　马生奇家里的灯光还没有熄灭。房间里的灯光跟黑黢黢的厦房上的一双眼睛一样，那双眼睛圆圆地大睁着，目睹着房间里的三个人。

　　靠住房子门蹲着的马生奇吸了一支烟，没有扔烟屁股，又续上了一支。薛翠芳坐在炕沿，低垂着头。靠着木柜而站的马秀萍不时地瞟一眼父亲，她猜不透父亲又将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父亲的暴虐常常使她措手不及，有点害怕。三个人都不说话。房间里的气氛僵硬而冷漠。这气氛是马生奇一手制造的，这气氛就跟他口中吐出来的烟一样飘散在房间里的角角落落，有呛人的味道。马生奇将纸烟从嘴唇上摘下来，捏在手中。他横扫了薛翠芳一眼。

　　“你说！叫你说话哩，你咋不说了？嘴叫驴踢了，得是？”马生奇紧盯住薛翠芳。

　　薛翠芳没有看他。薛翠芳的目光在自己的鞋上：紫红色的方口条绒鞋干干净净，几乎是一尘不染；鞋是她自己做的，很俊样，穿在脚上挺合适。她弯下腰用手在鞋帮上弹了弹，仿佛马生奇那不怀好意的目光就沾在她那体面的鞋上，她必须弹掉。

　　“你说秀萍是不是我的女儿？”马生奇重复着白天的话题。

　　“你说娃是谁的，就是谁的。”

　　“是我的女儿，他田广荣就不该管那么宽，他还说要找我们的局长，他找去，看局长把我的球咬得了吗？”马生奇显得很凶。

　　“你那么恶，局长把你能咋样？”

　　“你以为我怕谁，得是？”

　　“我知道你谁也不怕，你闹去。”

　　马生奇站起来，向薛翠芳跟前逼了一步，他将没有吸完的纸烟扔在脚地。薛翠芳打了一个呵欠，她褪掉鞋，准备上炕去睡觉。还没等她把腿屈上去，马生奇一把拽住了她。马生奇的脚踩在薛翠芳的一只鞋上，体面而干净的条绒鞋被他踩出了一个脏印儿。她的另一只鞋被马生奇一脚踢翻了，那只鞋可怜巴巴地趴在炕墙跟前，鞋底朝上，线条分明的鞋口看不见了。

　　“你没说亮清，就别想睡觉。”

　　“叫我咋说？秀萍不能退学，我就是这话。”

　　“秀萍，你说。”

　　马生奇将目光转向了女儿。马秀萍未开口，眼泪先流下来了：

　　“我不念书也行，你不要再欺负我妈了。”

　　“啥？你说啥？是我欺负她，还是她欺负我？我马生奇娶婆娘是为了叫她跟别人睡觉吗？啊？”

　　马生奇的右手在炕边上连续拍了几把，他冤枉得简直要跳崖要杀人。

　　“你不要满嘴胡说，我跟谁睡觉来？”

　　薛翠芳用一只脚将扣在炕墙跟前的鞋拨正，又穿上了鞋。鞋被马生奇弄脏了，她顾不上弹鞋上的土。

　　“跟谁睡觉？你还来问我？跟田广荣睡觉来，跟马英年睡觉来，跟田玉常睡觉来，你以为我不知道，得是？”马生奇漫无边际地给薛翠芳张扬坏名声。

　　“走走走，咱去找田支书对质。”

　　“你还有脸去对质？走就走。”

　　马生奇一把拽住了薛翠芳的领口，将她拽出了房间。他顺手摘下了挂在厦房檐墙上的一把镰刀。马秀萍跟在父母亲后边，走了出来。

　　“我今日个要把田广荣的老二割下来喂狗，看他还胡日不胡日？”

　　不知为什么，马生奇一口咬定田广荣睡了他的女人。如果说因为田广荣常来他家调解，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说他只是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毫无根据。薛翠芳觉得马生奇出口伤害田广荣是举足轻重的事情，田广荣不是轻易可以诽谤的，假如闹到田广荣那里去，闹出个事来怎么办？马生奇的脾气她知道，他一旦耍起二杆子什么话也敢说什么事也敢做。薛翠芳有点害怕，她站在房檐台底下不动了。马生奇不丢手，一拉一扯，将她硬向院门跟前拉。薛翠芳极力去掰马生奇的手。马生奇的手紧紧地抓着薛翠芳的领口不放。薛翠芳叫马生奇放开手，马生奇死不松手，扯得薛翠芳脚步踉跄，身子站也站不稳当。她的一只鞋掉在院子里，翻了个过儿，颜色很饱的鞋面儿上尘土斑斑，鞋尖对着后院，鞋口如同张开的嘴巴，喘息着。马秀萍一看，急了，扑上去，抱住了父亲的腰。她哭着说：“爸，你们不要闹了，我不念书了，我去做小工。”马生奇向前一摔，没有摔脱马秀萍，由于薛翠芳被他紧揪着不放，随之倒向了他，三个人同时扑倒在院子里。他们滚成了一团。马生奇先爬起来，右手还紧握着镰刀。他不再去撕扯薛翠芳，一脚将薛翠芳蹬开，去开院门。薛翠芳爬起来，撵上来，抱住了他：“你在家里咋闹都行，不要去惹田支书，他的大拇指头比你的腰都粗，我们惹不起他，还要在他手底下活人哩。”薛翠芳恳求马生奇。马生奇大了嗓门吆喝：“他是村支书，就该睡我的婆娘？啊？”薛翠芳哭了：“人家田支书清清白白的，你不要胡咬了。”马生奇用镰刀指住薛翠芳：“他没有日过你，我就不姓马了，那些当干部的没有几个好 ，我知道。”他在家里啥话都敢说，见了田广荣他恐怕连个响屁也放不出来。薛翠芳哭着说：“你就饶了我们娘母俩吧，我没有脸，秀萍还有脸哩。”这时的马生奇哪里还顾及妻子和女儿的脸面？他用一双大脚在妻子和女儿的自尊上随意地踩踏，似乎踩得越狠他越心安理得。

　　两个人正在纠缠着，只听马秀萍高叫一声：“爸呀！”

　　女孩儿清脆尖利的叫声仿佛把黑夜割开了一道带血的口子。马生奇和薛翠芳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只见站在房檐台上的马秀萍手里端着一个敌敌畏农药瓶子正向嘴边按。一刹那间，马生奇和薛翠芳都愣住了。当薛翠芳意识到女儿要干什么时，丢开了马生奇，叫了一声萍儿，向女儿扑过去了。马生奇看见女儿的嘴已按在农药瓶子上，才慌了神，他三步并做两步走过去，一镰刀将马秀萍手中的农药瓶子打掉了。这时候，马秀萍已喝下去两口农药。薛翠芳失声大叫：“秀萍！秀萍！”刚才还很凶的马生奇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薛翠芳哭喊道：“你要眼看着娃死吗？快去医疗站！”马生奇抓起了马秀萍的两条胳膊抡向了脊背，背着马秀萍出了院门。

　　松陵村的赤脚医生祝正平在薛翠芳的哭喊声中，丢鞋落帽地出了院门，急匆匆地进了医疗站。



　　居住在村子东头的马子凯蹲在炕头正在弹拨他的三弦。他还没有睡觉。

　　从县文化馆出来后已是暮色四合了。韩文轩要留他的老师住一宿，马子凯执意要回去，就没有强留他。他将马子凯送到了县城西关，两个人在桥头上分了手。

　　从县城到松陵村这３公里多路程，马子凯走惯了，走熟了，走了半个多世纪，闭上眼睛也能走回去的。无论他是在县城中心小学当校长，还是出任了县政府教育科的科长，每隔几天，他就要走回去，在松陵村睡一觉。在家里的土炕上在自己的女人身旁他才能睡稳当，睡踏实。令他痛心的是他的女人过世太早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次斗争会上，他的女人被红卫兵活活地打死了，女人死的时候才４３岁。在女人下世的最初几年里他孤独极了，每当孤寂难耐十分思念之时就抱起了三弦，将他对女人的全部情感糅进了丝弦之中。后来，他将爱转移到两个孙子身上了，孙子成了他梦想的一部分。

　　马子凯和凤山县文化馆的馆长韩文轩有将近４０年的交往。马子凯从省立师范毕业回到凤山县城中心小学任教时，就看中了韩文轩。韩文轩勤奋好学，诚实谦恭。在他的眼里，韩文轩将来会大有作为，因此，他对韩文轩特别关爱特别照顾。他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来钱，给韩文轩买书籍买笔墨纸砚；在县城街道上，他给韩文轩租了一间房子，叫他住在城里，教他练毛笔字教他弹三弦教他做人的道理。从那时起，他们就建立了笃厚的师生之情，以至后来成了至交。

　　在马子凯“戴帽子”的那些日子里，韩文轩没有和这个地主兼反革命分子断绝往来，过几天就要到松陵村看望他，给他带一些书籍，包括史书和有关汉语言文字的书籍。马子凯一生不嫖不赌，不抽鸦片，他只偏爱两样东西，一样是书本，一样是他手中的那把三弦。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对汉语言文字和民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地里劳动回来，或者从批斗会上下来，尽管他已筋疲力尽、腰酸腿困，躺在炕上，还是要翻看几页书。他吃下去的文字和他吃过的粮食一样多。

　　从韩文轩那里回来时，早睡的庄稼人已钻进了被窝。马英年两口以为父亲不回来了，关上了院门。是儿媳朱乖巧给他开开院门的。朱乖巧问马子凯，是不是出了啥事情，回来得这么晚？他说没有，他说出县城时天就黑了。跟马英年一样，朱乖巧也是胖胖的，肤色有点黑，大脸盘，黑眼窝，看人时，眼皮似乎懒得张。朱乖巧关院门时给马子凯说，巷道里黑，你小心点。儿媳比儿子还孝顺，这使马子凯觉得很安慰。

　　马子凯没有丝毫睡意。他从韩文轩那儿得知，上面将有大动作，原来的那些事情要全部翻个过儿。世事的变化在一年前他就能感觉到，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暗暗地期待。当他从韩文轩那里证实自己的感觉没有错之后，就像娃娃一样高兴。上了炕，他从墙上取下来挂着的三弦，擦净了落在上面的尘埃，调好了丝弦，开始拨动。三弦声从窗口里飘出去，飘出院门，月光一般在松陵村淅淅沥沥地飘洒着，那声音凄婉而幽长，洪亮而低沉，粗犷而细腻；柔和的声音中交融着惨淡与肃穆，它使人回味、回想、回忆，回去又回来。人生的画卷是从丝弦上展开的：道路坎坷不平，但波澜壮阔；虽九死一生，也有柳暗花明之处。这些年来，他也有黯然伤神的时候，一次是女人被活活地打死以后，坐在棺材前，他流泪了，心中仿佛被猛刺了一下，那痛疼久久不肯消失。一次是二儿子马英俊自杀以后。马英俊是在他的母亲过两周年那天突然不见了的。英俊比英年聪明，有灵气，敏感，整日沉默寡言。儿子从井里捞上来以后，他坐在井边，一把又一把地抹眼泪。他觉得，这些灾难是他给儿子带来的，这么一想，心里就如刀剜一般。他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儿子，这才是最痛心的。然而他没有被灾难击败，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

　　这把三弦已陪伴他半个世纪了。那时候，在省城里读书的马子凯省吃俭用买了这把三弦；他是学校文艺队里一名很活跃的成员，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演出。在学校里，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而这把三弦就成为他和组织单线联系的信号。星期天，他抱着三弦去护城河边弹弄，在悠扬而缠绵的三弦声中，他给他的联系人汇报工作。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他离开了学校，负责三个县的大车队，组织了３００多辆木轱辘大车向前线运送粮食。任何艰难困苦的境况都不曾磨掉他的锐气和激情。而他这种坚定、坚毅、坚强的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７岁时进山割柴卖柴，１１岁时扶着犁耙开始犁地。临解放那一年，他的土地只有２０多亩，家里也只有５间厦房，地主的帽子却硬给他戴上了。儿子责备他刚愎自用，太固执，落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认输。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如此下场。在大车队的两年里，他差不多天天在路上和民工们一起艰难地行走，年轻的他坐在粮食口袋上吆喝着，指挥着。每到一地，他都要把民工们的吃住安顿好把牲畜安顿好。他的从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从事的是国民党的政治，渐渐地脱离了共产党。在他看来，无论参加什么党派，都是抗战，都是革命；在政治上，他还很幼稚。１９４８年夏收后，他不再做凤山县的教育科长，出任了凤山县雍川乡的乡长（其实，他当雍川乡的乡长还不到一年）。当了乡长以后，他的身后有了背枪的乡丁，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得一塌糊涂。虽然，在他当乡长期间也没有什么恶行，还暗地里配合过西府游击队，解放后，他还是被归入到历史反革命中去了。

　　进入老境之后，马子凯的三弦越发弹得老练了，音调富于变化，深沉厚重，跌宕飘逸。南堡公社有个西府曲子队，他自然是曲子队里的第一把三弦。每逢阴雨天，曲子队里的老老少少常聚到他家里来念曲子。这西府曲子以三弦作为领头乐器，它的调子比东府的阿宫腔宽阔悠长，比眉户深沉婉转。可以说，马子凯是西府曲子的又一代传人，他给年青一代传下去了曲艺，也使自己的人生有了乐趣。他就是这样的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恐慌，不急躁，不沮丧。在批斗会上，他被打得浑身是伤，回到家，不是看书，就是弹三弦，似乎那些伤痛离他很遥远。尽管生活如同城墙一样，他看不透，但依旧怀着憧憬，在多么艰难的境况下都未曾动过自杀的念头，他要活着，活下去是唯一的目的。他妄图用他的人生态度去影响马英年，可是，办不到。艰苦、艰辛的生活和艰难、艰涩的人生使马英年的人生态度变了，尤其是弟弟马英俊自杀后，马英年心上所布下的阴影如同斑点一般剜也剜不掉，他变得狭隘而短见，缺少与人为善的心理，妒嫉每一个比他幸福的人，妒嫉他周围人的生活。

　　马子凯弹罢一曲，回过头来看看马宏科和马林科。两个孙子睡得很不安稳，被子蹬到了一边。马宏科将两条胳膊撂在了肩膀以上，两个拳头紧攥着；马林科蜷曲着身子，将枕头抱在了怀里。每次一看见孙子，老汉心里就滋润了。两个孙子比儿子有福气，高考制度已恢复，不再推荐上学，世事的变化使孙子辈有了公平竞争的权力。就算儿子是中间的断代层，孙子可以从他那儿续接上“耕读传家”的遗脉。他无论如何也要供孙子上大学，进入仕途。

　　马子凯重新抱起了三弦，重新调弦，他抓住“扭手”，轻轻一扭，“叭”地一声，一根弦断了。他觉得有点晦气。“把他的，我没有使多少劲，弦咋能断了呢？”他在心里嘀咕了一声。看看断了的丝弦，他没有再续接，下了炕，把三弦放在了脚地那张四方桌子上，准备睡觉。


５

　　就在马子凯眯着眼睛神情专注地弹拨三弦的时候，祝永达和黄菊芬在尽情地交欢之中。

　　黄菊芬轻声叫着永达永达。祝永达搂住黄菊芬，却不动弹了。

　　“永达，你弄呀，咋不弄了呢？得是不受活？”

　　“不，不是。爹，爹还没有睡哩，我怕他听见了……”

　　“听见了就听见了，怕啥？”

　　“爹知道你有病哩。”

　　“我现在好好的，你弄你的。”

　　黄菊芬搂住了他的腰。他在黄菊芬的嘴唇上亲吻着，他将她的舌头噙在了嘴里有滋有味地吸吮。更强烈的欲望通过味觉传遍了全身，他的血液在奔流身体在鼓胀体内仿佛万马奔腾。这一刻，祝永达处在忘乎所以的状态中，自然而然地忘记了他身底下的女人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他只觉得她是一个鲜活的女人，使他的爱欲有处搁置的女人，使他能够在她的田野上自由驰骋的女人，使他快活得神魂颠倒几乎晕厥的女人。他被身底下的这具肉体陶醉了，他看不见黄菊芬急剧变化的脸庞听不见黄菊芬急剧喘息的声音。结婚４年了，他第一次体验了男女交欢的巅峰状态。如果说，男女交欢有形态的话，那形态便是支撑人世间的一根擎天柱；如果说，男女交欢有色彩的话，那色彩夺目耀眼、五彩缤纷；如果说，男女交欢有味道的话，那味道极其刺激，最好的厨师也调不出来。他只是觉得好，好得要命，仿佛是在酷日炎炎之中一头扑进了涝池里的清水之中，仿佛是在砭人肌骨的三九天把双脚和双手塞进了暖烘烘的被窝里。此刻，他渴望的是留住这感觉，让这饱满的感觉随着他的血液一起流淌，让这感觉渗进他的肌肤、神经、骨骼，盘踞在他的脑海里。他渴望的是能天天和黄菊芬好，好一辈子，爱一辈子。在一阵酣畅淋漓之后，他轻轻地吻着黄菊芬，呵护她的情感特别强烈，双手捧着她的脸庞的举动十分轻柔。黄菊芬说：“我算是做过一回女人了。”他说：“我要叫你做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黄菊芬说：“那我就是松陵村最有福气的女人了。”她的眼里闪出了泪花，不由得哽咽了。他说：“你咋啦？”她说：“我高兴。”她用手推了推他长出了一口气，她说她胸口有点闷。他赶紧从她的身上下来了。他这才注意到，黄菊芬的脸色苍白，头发被汗水沾在了两鬓，他一摸，她浑身上下好像在水里浸泡着。他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大概觉得这时候不该使他扫兴，就说：“好，和你一样好。”他说：“你咋是一身汗呢？”她说了实话：“我心里难受得很。”她的泪水喷涌而出。他把手放在她的心口，紧紧地按住才能感觉到，她的心脏跳动失去了节奏，快得没有间隙。他说：“你快吃几片药吧。”她说：“没有药了。”他说：“我去医疗站叫正平哥来给你看看。”“不。”她揽住了他，“你不要离开我，我害怕，害怕得很。”那模样，把他给吓住了：她面无血色，连眼睛也懒得睁开了，两行眼泪衰弱地挂在脸庞上，她于一刹那间垮架了。他说：“不行，我得赶快去叫正平哥。”他能感觉到，她大口大口地向出呼气，听不见她向腔子里吸气。他穿衣服时，双臂在颤抖，两条腿伸进了一条裤腿里。他已经下了炕，回过头来，撩起被子，给她穿上了裤头，他在向上提短裤时，飞快地在她的那个地方瞭了一眼，她的那个地方好像暴雨过后的一片庄稼地，青青的禾苗被打得七零八落，一片颓败，满目凄凉。他走出了房间，站在父亲和母亲的窗子底下犹豫了一瞬间，没有惊动父母亲。他出了院门，直奔赤脚医生祝正平家中去了。

　　马子凯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三弦断了弦，他只是觉得扫兴，并没有把这点儿事搁在心里。马子凯不是那种遇事就思量不尽、盘算不已的人。他总觉得耳边有女人的哭泣声，扰乱得他难以入睡。后来，他细听，确实是有一个女人在院门外啜泣，就趿上鞋，拉开了院门，走上了街道。街道上空荡荡的，没有女人，也没有女人的哭泣声，他觉得蹊跷，怀疑自己听岔了。正要回去，只见头顶上闪现出一道细长的亮光，仿佛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放出的夺目耀眼的光彩。那光芒由灿白灿白而变得五彩缤纷，他定睛看时，一只什么鸟儿驮着一个年轻女人从那亮光中飞出来了。悲声来自天空。那女人泪水涟涟，他用手一抹，自己的头顶上也湿了。他再看时，天际高远而深沉，只有星星在眨眼，他以为是幻觉，心里抽扯着，没有防顾，差点儿和迎面而来的一个人撞在一起。原来是祝永达只顾急急地向前跑，差点儿和马子凯撞上。

　　“永达，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呀？”

　　“我媳妇病犯了，我去叫正平哥。”

　　“要紧吗？”

　　“要紧。”

　　“那你快去，正平晚上不一定在医疗站睡，你去家里找他。”

　　“知道了。”

　　祝永达顾不上和马子凯多说，一路小跑着，向北而去。

　　马子凯知道永达的媳妇是个病罐罐，那女人究竟是啥病，他还不知底细。他看得出，永达自结婚以后，常常是郁郁闷闷的。如果不是成分害了娃，娃能娶这么一个媳妇吗？在那个年月里，尽管好姑娘成千上万，对于地主富农的娃来说，只要是个女人，哪怕是哑巴、聋子、跛子、瞎子；哪怕是寡妇、二婚，只要人家愿意就拾掇，对此，马子凯太清楚了。祝永达在他面前什么话都说过，就是没有言及过他的媳妇。祝永达刚才神色慌张，他的媳妇大概病得不轻。他想等祝永达返回来再问一问。马子凯在院门前的石头上坐了片刻，还不见祝永达和祝医生过来，就回去了。

　　祝正平回到家，脱了衣服刚躺下，就听见有人在院门外喊他。已是午夜１点多了他还没有合眼。前半夜是薛翠芳大呼小叫地把他喊起来的。到了医疗站，他才知道，是马生奇的女儿喝了敌敌畏。幸亏那农药放得久了，已没有多少毒性，马秀萍也喝下去不多，没有闹出人命来。她给马秀萍用了催吐剂，等吐过之后，给她挂上了液体，从１０点钟折腾到快到凌晨１点，这一家三口才离开了医疗站。临出门时，薛翠芳问祝正平：“娃要紧不要紧？”祝正平说：“没事了，明天可以去上课。”薛翠芳说：“还去上啥课哩，她爸不叫娃念书了。”祝正平说：“娃就是为这事喝的药？”薛翠芳眼睛潮湿了，没有吭声。祝正平在马生奇脸上戳了一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是个二杆子，咋能不叫娃念书哩？”４０岁的祝正平言语不多，深沉练达，那张四方脸经常沉得很平。他待人诚恳、正直，医术好，腿脚勤，很受人尊敬，威信也高，他就是骂马生奇几句，马生奇只能忍受，不敢还嘴。祝正平给马生奇说：“明天把娃送到学校去，你给校长认个错。”马生奇嘴里胡支吾。祝正平说：“咋样？我说得不对？”马生奇是那种吃硬不吃软的货，他说：“我送，我一定送娃去学校。”

　　祝正平一边勾鞋，一边在院门里问是谁。祝永达说是我。祝正平拉开了院门。祝正平的爷爷和祝永达的爷爷是两兄弟，三四十年代，祝正平的爷爷是个半路子医生，在县城里开一家药铺。祝正平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在村里做了赤脚医生。

　　“谁病了？”祝正平的鼻音较重。

　　“我媳妇的心脏病又犯了。”

　　祝正平一听，连院门也没顾上拉，匆匆忙忙地向医疗站走。进了门，他向出诊包里装上了该装的药物，将出诊包给祝永达，拿上了血压计和听诊器，跟着祝永达一路小跑着到了祝永达家里。

　　进了房间，祝永达一看，父亲和母亲起来了。父亲在脚地走动着，母亲坐在炕上，将黄菊芬搂在怀里，黄菊芬闭着双眼，气息十分微弱。房间里的气氛如弦一样紧绷着，祝永达已嗅出了那紧张不安的味道，他心里毛扎毛扎的。祝正平叫吕桂香撩起被子，用听诊器在她的心脏上听了听，然后，量血压，摸脉搏。一家人谁也不敢开口问，都屏住气息等着祝正平发话。祝正平打开出诊包，给黄菊芬注射了一支肌肉针。

　　处理完毕，祝正平把祝义和一家叫到隔壁祝永达的房间里，他开门见山地给祝义和说：“三爸，人是没救了，怕是撑不到天亮，快给她准备老衣吧。”祝永达一听，立时哭了：“正平哥，你救救她。”祝正平说：“不是我不救，没法救了，她的病，你不亮清，还是我不亮清？她能活到今日个，临床上已很少见了。”祝义和说：“正平，你看现在还能不能去县医院？”吕桂香说：“人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去县医院？你得是不想叫娃再进祝家的门了？”（按照关中西府的习俗，一旦亲人死在院门外边，二次不能再抬进来的）祝正平说：“去不去，你们再商量一下。”吕桂香说：“不听你三爸的，听你的，你是自己人，还能不尽心吗？”祝义和叫祝永达说话，祝永达左一把右一把地抹眼泪，他已是万分悲痛心中乱成了一团糟，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吕桂香说：“都这时候了，你还逼儿子？快给娃准备后事吧，这是命，你真是老糊涂了。”

　　祝正平又给黄菊芬打了一针。

　　吕桂香翻箱倒柜地给黄菊芬找衣服。祝永达把黄菊芬搂在怀里，忍不住哭出了声，他一面哭，一面在自己的头上捶打。他心如刀绞：假如他今夜不和她同房，也许，她再能活三年五载或者十年八年的。自责、悔恨、内疚、伤心、痛心、揪心……各种情绪扭结在一起，皮鞭一样抽打着他。他紧紧地搂着黄菊芬。刚才，她还在他的身底下痛快地呻吟；刚才，她还是鲜活鲜活的一个女人，怎么说没就要没了？他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喊着：“菊芬菊芬，你醒醒！”处于半昏迷状态的黄菊芬从闭实的眼角里挤出来了几滴泪珠，他俯下身去，用舌头将那几滴泪水给她舔干后，在她的脸庞上抚摸。吕桂香从箱子里找出来了黄菊芬还没有上过身的一身衬衣和棉衣。祝永达搂住黄菊芬，不叫母亲给她穿老衣。他放声大哭，不可自主。吕桂香也止不住地哭了，她将衣服抱在怀里，站在脚地，伤心地哭着。祝义和靠着房子门蹲着，垂下头去，任凭眼泪无声地滴。祝正平一看这情景，说：“永达，你听话，咋像娃娃一样？等一会儿，人断了气，衣服就不好穿了。”祝正平动手将祝永达从炕上拉下来了。

　　祝正平将祝永达叫到院子里，他说：“永达，你不要惹你爹和你娘伤心了。你要承受得起，人生的路长着哩。你再难受，也是于事无益。”祝永达止住了哭，他说：“我真没想到，她会这么快……”祝正平说：“我给你说过了，这病说完，人就完了。快去给她准备后事吧，我回去了。”祝永达要送祝正平回去，祝正平摆摆手，不叫他出来。

　　吕桂香进了灶房烧水，准备给儿媳净身子。

　　祝义和出了院门，去找赵烈梅来给吕桂香帮忙。

　　祝永达从炕上的针线笸篮里找出来一把剪刀给黄菊芬剪指甲。结婚４年来，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她剪指甲。祝永达知道，黄菊芬虽然是病身子，但她很爱干净，很整洁，很爱美，祝永达小心翼翼地把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有样子。剪完了手指甲，又剪脚趾甲。

　　等吕桂香烧好了水，赵烈梅来了。

　　赵烈梅一进屋就开始给吕桂香帮忙，她端着一盆水站在炕跟前，吕桂香蘸着水用毛巾在儿媳身上揩擦。吕桂香是第一次目睹儿媳这小巧玲珑的肉身子，黄菊芬一身的细皮嫩肉，浑身上下像十五的月光一样发亮，吕桂香似乎不敢看她，看一眼，眼泪就止不住地向下流。从黄菊芬进门那天起，她就把她当做女儿看待，她知道儿媳有病，就疼惜她，不叫她下地劳动。生产队长田水祥来催黄菊芬去水利工地，威胁说，一天不去就扣一斤口粮。没有办法，她就顶替儿媳去了水利工地。一旦儿媳病倒，她就给她端吃端喝，即使是粗粮，也要给她把味道调剂好。冬天里，她从场间提回来麦糠，给儿媳煨上炕，点上火；夏天里，她用艾蒿将房间里的蚊子熏走，才叫儿媳进屋睡觉。她再疼惜，也疼惜不了她的命，她这么年轻就走了，使吕桂香痛心的是：作为女人，儿媳来到人世间一场，没有生儿育女没有留下后代没有享受过做母亲的乐趣；也许，她还没有解过裤带，连做女人的滋味也没尝过，她活得比松陵村任何一个女人都可怜。赵烈梅一看被庞大的悲痛扼住了的这一家人，也十分伤心，陪着吕桂香流眼泪。她虽然风风火火，说话无遮无拦，却极富同情心，人很善良。赵烈梅记得，祝永达和黄菊芬结婚没几天，她在街道上碰见了黄菊芬，没深没浅地问黄菊芬：“结婚好不好？”黄菊芬满脸羞得通红，没有言传。她说：“还害啥羞？给嫂子说说，是啥滋味？”黄菊芬垂下头说：“我身体不好。”她说：“照你说，永达还没有和你弄过？”黄菊芬垂下眼，点了点头。她说：“身体不好不要紧，女人能提得起一斗糠，就能挨得起男人。嫂子看你没麻达。”黄菊芬脸一红，“哧”地笑了。过了些时日，她再次碰见了黄菊芬，问她：“嫂子的话咋样？”黄菊芬说：“嫂子是过来人，还能说假话吗？”她不知道黄菊芬的病有多么严重，她希望这女人能享受到床上的乐趣，希望祝永达和她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吕桂香给黄菊芬揩擦下身时发觉从儿媳那里流出来了那东西。吕桂香刹那间明白了什么，儿媳大概是在极其快乐之后离开人世的。赵烈梅也注意到了。这个快嘴女人说：“是不是他们耍得过头了？”吕桂香说：“哪有经不起男人耍的女人？这是命。”赵烈梅说：“我也不信，她就没有提一斗糠的力气。”吕桂香又拧了一把毛巾，将黄菊芬的那儿擦了一遍。吕桂香不由得叹息：人生寡味得很，活在世上，只是活那一时时。赵烈梅也跟着吕桂香感叹：人在世上争来斗去，到头来脚一蹬，腿一展，都是一样的。两个女人给黄菊芬净了身子，穿上了老衣。可是，在穿鞋时遇到了点麻烦。鞋是从黄菊芬的箱子里找出来的，一双是方口黑条绒鞋，一双是紫红色方口平绒鞋。两双鞋都没有楦开，都有点小。吕桂香比试了一下，黑条绒鞋比方口平绒鞋大一点，就决定给黄菊芬穿黑条绒鞋。赵烈梅就按住了黄菊芬的脚，由吕桂香穿鞋。鞋没穿上，吕桂香反而跌倒在脚地了。赵烈梅嘴快：“妹子，你还蹬啥哩？鞋太小了，不是你脚大，你就将就点。”吕桂香摇摇头，不叫赵烈梅说，她取来了黄铜色的鞋“溜子”，硬给黄菊芬穿上了鞋。

　　凌晨３点２０分，２４岁的黄菊芬咽了气。

　　在如何安葬黄菊芬这件事情上祝义和和儿子发生了分歧。祝永达主张简单地安葬，越快越好，好像随着黄菊芬的入土他的悲痛才能减轻几分。祝义和不这样想，他要把安葬儿媳当做一件隆重的红白喜事来过，好像事情过得越大他的心里越安宁，也越能对得起早去的儿媳妇。吕桂香的想法和祝义和的一模一样，吕桂香给儿子说：“你的媳妇是咱明媒正娶来的，菊芬也没有啥过失，娃来世一场不容易，把丧事要给过好。”既然人也没了，为这事还计较什么？祝永达不愿意给两位老人痛上加痛，他怕自己执拗两位老人，惹他们伤心，就由了父亲来安排。

　　第二天清早，祝永达请来阴阳先生出了门牌（讣告）。吃毕早晨饭，马子凯腋下夹着一卷子烧纸进了祝义和的家门。祝永达接住烧纸，跪在黄菊芬的遗体前，烧了几张纸。马子凯安慰了祝永达几句。他问这父子俩，丧事咋过呀？祝义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马子凯说：“你们这样定了，就这样过。”祝义和说：“也不铺排，把心尽到就行了。”马子凯说：“需要我帮忙，就言传。”祝永达说：“子凯叔，你帮着给门上写一副对联吧。”马子凯说：“我回去就写。”没多少时辰，马子凯就将拟好写好的对联拿来了，上联是：菊归九天悲夜月，下联是：芬留三秦忆春风。

　　到了晚上，田广荣来了，田广荣也是拿着纸钱进了祝家院门的。好多年了，田广荣很少进这个院门。松陵村所有的地主富农家的院门田广荣几乎就没有进去过，除非是抄家分浮财。就是偶尔进了哪个地主富农的家，他只是站在前院吆喝一声再不向前走一步。从年轻时当上村干部，田广荣的阶级界限就划得很清，在他看来，在松陵村，有地主富农，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地主富农。他是共产党在松陵村的代表，共产党和阶级敌人永远势不两立。田广荣的到来使祝义和有点担待不起，他既惊诧又欣慰：连田广荣也看得起他们一家，给一个晚辈来致哀。到底是世事变了！如果儿媳早走两年，恐怕他们要铺排一下丧事也会被田广荣挡住的。他觉得，他安葬儿媳的打算没有错，即是铺排一下也不过分。田广荣拉住祝义和的手，对他说要节哀。祝义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来话只是连连点头。田广荣问祝永达经济上有没有困难。祝永达说没有。田广荣安慰了祝永达两句，就走了。祝义和将田广荣送出了院门，送上了街道。年过五十的祝义和骨架大，身坯大，背稍微有点驼，他趿着鞋，走起路来脚抬得很低。祝义和目送着田广荣走远了，才进了院门。他给吕桂香说：“田支书来了，刚走了。”吕桂香说：“知道咧。”他说：“田支书送了烧纸。”吕桂香说：“我见来。”他撵在吕桂香身后又说：“田支书……”吕桂香就说：“咕哝啥？”他说：“我是说田支书……”吕桂香说：“我知道他来给娃送了纸。”祝义和转身走开了。

　　田广荣走后，祝家的族人祝拴奎、祝拉劳、祝仁来和祝万良的媳妇何宁娟来送了纸钱。来送纸钱的，还有田家的田有志、田万劳、田兴国、田根根、田得安、田玉常；马家的马来锁、马仁义、马润绪；马志敬没有来，打发他的儿子马刚刚来送了纸钱。

　　安葬黄菊芬的日期由请来的阴阳先生确定，日子定在“头七”那天（人去世后的第七天）；墓穴的位置也是阴阳先生给勾的。祝义和要把去年才给自己买来的一副上好的松木板给儿媳做棺材，吕桂香不情愿，她说：“给娃去县城里抬一副棺材，省心。”祝义和一听就躁了：“你是为了省心吗？你是痛惜那松木板，娃在人世上一场，连一副好材板也背不去吗？县城里抬的棺材八面漏风，像火柴匣子一样，能行吗？这事儿将就不成。”吕桂香说：“不是我痛惜，你没了，装啥呀？”祝义和说：“我没了，你们随便捏就一个木匣匣子，你们没钱，裹一张席埋了也行。”不是祝义和发了躁，吕桂香就不犟嘴了，不是的；她被老汉所感动，她知道，老汉也像她一样疼爱儿媳，甚至比她更疼爱。她说：“就按你说的办。”

　　大木匠请来了。松木板从楼上抬下来，开始做棺材。松木板是大二五的（大头厚度２．５寸，小头厚度是１．７寸）十页板子。全（做）棺材前，放了鞭炮。墓是生产队派人给打的。墓打好以后，祝义和提出来要用砖头箍墓，吕桂香和祝永达不再拦他，吕桂香把自己攒的私房钱拿出来叫永达去买砖头。第五天，棺材就做好了，墓也箍好了。棺材是用洋漆漆的一锭黑，棺材内和棺材外面吊上了２００瓦的灯泡儿，进行烘干。

　　下午，祝义和拿了一把笤帚，扛着一把铁锨，进了公坟地。他下到墓穴中，拿铁锨把残留的碎砖头渣和石头渣清理了出来，用笤帚把整个墓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爬上了墓穴。这项工作本来该由永达来做，可是，他不放心，自己动手来干。坐在墓穴口，老汉流了一阵子眼泪。

　　黄菊芬刚去世那天，祝义和就打发族人给亲戚们报了丧，散了孝布。他特别叮咛自己的两个女儿祝永梅和祝永婷，要给外孙子做一身孝衫，要娃们给他们的妗子穿白戴孝。他给几家的亲戚都叮咛：儿媳没有子女，晚辈们一定要给她穿白戴孝。

　　吹鼓手也是祝义和打发人请来的。

　　悲凄苍凉的唢呐声从安葬的前一天下午一直吹到安葬的那天午后，低沉忧伤的哀乐把整个松陵村吹得流泪了。似乎是，人生的悲凉和庄严全都交织在哀乐声中，这哀乐声把不少庄稼人吹灵醒了，好像他们自己的人生、生命和生活与这音乐有着丝丝缕缕的牵挂；似乎是，当人们从人世间离开时，留下的只有那能够唤起使人悲痛不已的哀乐声了。悲伤的气氛笼罩在整个松陵村，尤其是那些扯着棺材上的几丈白布啼哭不止的娃娃们，惹得松陵村的女人们不住地淌眼抹泪，扼腕叹息。

　　当天傍晚，祝永达从墓地里烧纸回来之后，祝义和拿着一卷子烧纸，进了公坟地。老汉一进儿媳的新坟地就“哇”地一声哭了，他扑在儿媳的坟前头，点上了烧纸，一张一张地烧着。他一边抹眼泪一边用树枝儿拨弄着纸灰，那纸灰在坟墓上空不停地飞舞、飞旋、飞翔、飞跃。纸灰并没有带走老汉的哀伤和哀痛。老汉从内心里疼爱这个言语不多、柔弱腼腆、一副病容的儿媳妇。他目睹着儿媳妇在这个家里受了４年疾病的折磨。他不止一次地责备自己，不该让儿子和黄菊芬完婚，他明白，这桩婚姻加快了她离开人世间的速度。他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痛心地谴责自己痛骂自己折磨自己。几天来，强忍着悲痛，把满腹的心事深藏着，一口一口地吞咽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

　　说起来，当初，祝义和也是出于无奈。

　　祝永达刚过了２０岁，祝义和就开始给他张罗媳妇，在松陵村，像祝永达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打了光棍的有好几个。祝义和也试图让祝永达到山里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但作为父母的独子，祝永达宁肯没媳妇也不愿意离开父母亲。祝义和两口为儿子的媳妇犯愁，他们一提起来就叹息不止，愁眉不展。祝永达２１岁那年，祝义和将上门要饭吃的一个甘肃寡妇领进了家门，这个大祝永达６岁的女人在家里只睡了两个晚上，还没等圆房，就被田广荣派的几个民兵赶走了。

　　在祝义和很无望的时候，他在县城街道上碰见了和他在县城小学读过书的同学黄炳仁。黄炳仁１９５７年被打成了右派，回家当了农民。两个人已有２０多年没见面了，相互说起了自己的生存状况，祝义和就把儿子没有媳妇的事说给了黄炳仁，黄炳仁听罢后说，你不嫌弃，就把我那女儿给你儿子。祝义和一听，急忙说：“我还嫌弃啥？儿子眼看要打光棍了。”黄炳仁实话实说：“我的女儿有心脏病。”祝义和就问：“要紧不要紧？”黄炳仁说：“那是慢性病，时好时坏的，看起来倒不像个病人。”两个同学就在街道上订了儿女婚事。没几天，祝义和两口和儿子一同去马江公社黄炳仁家相亲。看面相，黄菊芬是个乖巧的姑娘，确实不像个病人，她脸上有气色，也长得端正。祝永达对黄菊芬的第一印象不错，这门亲事就订下了。１９７６年正月初三，祝义和给儿子完了婚。假如，这女孩儿和祝永达不结婚，是不是可以多活几年？祝义和去问他的侄儿祝正平，他要祝正平给他实话实说，祝正平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那样的。他一听，越发觉得，这件事他做错了，为了他的儿子，他使这女孩儿早早地走上了不归之路。

　　祝义和看着久久不肯落地的纸灰，悲痛万分，老泪纵横。他越哭越伤心，越伤心眼泪越多，以至匍匐在地，双手抓住黄土，大哭不止。

　　一直到暮色浓重了，祝义和才摇摇摆摆地回到了家。吕桂香一看祝义和脸色很难看，就劝他节哀。祝义和嘶哑着声音说：“我把心里的事全倒出去，就好些了。”吕桂香说：“娃就是那瞎瞎命了，刚不讲成分了，她还没活好人哩，老早就走了。”祝义和感叹道：“人是一节一节活，谁一辈子也把好事占不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