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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天遂人愿(2)

作品名称:二兰      作者:高研      发布时间:2019-06-21 18:49:15      字数:3648

  宋大钟思维敏捷,政策性强,有领袖范儿,他拍了板就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人们信赖他。他受拥戴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果敢刚毅。但在形成某种决定之前,绝对是让你畅所欲言,欢迎你提反对意见,坚决执行毛主席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指示。
  几十年来战争和地方工作的经验告诉他,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自于天、地、人的综合考量。而一个人的意见总难免有疏漏的地方,像在砧板上剁肉馅儿要换角度剁要颠覆着剁才容易剁碎;又像煎饼要正反面烘烤才容易熟又不焦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基于这样的认识,大钟从来不做堵塞言路的蠢事。
  大钟的身份也比较特殊,在全县五十多个公社、农场的党委书记中,他是唯一兼任县委常委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防公社的做法在全县具有旗帜性标杆性的作用,体现着县委县政府的意志和精神。
  大钟很讨厌眼下这样的区划行政设置,即在县和公社之间还设置区,一个区下辖六到七个公社。区委书记和区长大多数不是县委委员,甭说常委了。江防公社隶属江防区,区委的领导到江防公社就很尴尬,因为大钟书记是县委常委是他们的上级,而面对大钟,是布置检查工作,还是请示上级指示精神?有点不知所措。大钟很低调,从不盛气凌人,表示听从区领导指示,可区领导们不敢放肆呢!这让他很为难,他向县委几次提出辞去常委的职务,县委、地委都不同意。
  他辞职的理由是利于基层开展工作,至于说是否有不愿掛一个空衔,要么就干脆到县委上班的想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县委办公会议上几次提出,必须具有垂直的指挥系统,像部队一样,共产党人应该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并诚恳而诙谐地说,把自己放在县委班子里边,不是自己能力强,而是因为从部队转过来的级别稍高一点吧,混乱的级别设置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他还举例说,县中是县处级,县教育局是科局级,局长怎么去领导县中校长?再说,县中的校长调到只有科局级的中学去任校长,级别是降还是不降?他提出这些尖锐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只是笑笑,县委书记也笑笑说着再说再说这样含混过去的胡话。
  每每想起这些,他心里就添堵就要闷好长时间的气,心底长叹一声,老子抛头洒血奋斗得来的政权组织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个要权力要荣誉连命都不要,见困难和麻烦立马退避三舍,是应该这样的吗?凡是开会,哪怕是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会,都要先来一个主旨发言为会议定调,别人还怎么提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
  对学礼,大钟是怀着三分敬重七分信赖的。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私塾教师,突出的特点就是稳重。他调来任公社书记之前,学礼就是公社委员,他任职五年来,没有听到学礼说过半句怨言,坚守在大队支书的岗位上,不管什么工作,从不出风头冲在前边,也从没说过半句什么怕苦为难的话。对公社层面的工作只提建设性的意见,并不过多干预,这对自己兼任县委常委职务似乎是有启发的,但是这样做就对吗?
  不轻易拿困难说事的人,提出来的困难往往是棘手和麻烦的。学礼的寻思是,二兰办厂是赚得起赔不起的买卖,小船经不起大的风浪,不比烧砖瓦养桑蚕,赔本也不会伤了元气。办厂可不一样,一动手就要成千上万块钱的成本,本在哪里,利又在何方?令他意外的是,公社干部们没有一条声的反对,倒是兴趣特浓,争论激烈,支持者是多数;当然,更多的是看到困难,诸如是否符合政策,还有人员技术销路等成本问题,可是只有人提出质疑,没有一个泼冷水的。
  大钟在其间也参与了讨论,但没有拿出倾向性的意见,一是事先没有准备,二也确实非同小可,不宜轻易表态。一个讨论秋后是否开放永平街自由市场的会议,转变成了是否支持二兰办厂的研讨。开放自由市场是大势所趋,主要是维持秩序,防止偷盗、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的发生,不是开放与否,而是怎样培育市场盘活经济稳定社会的目的,落实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精神,实现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农民办厂搞工业,尤其是和上海联合搞,这是个新情况,鲁莽上马不妥,盲目拒之门外也不对。大钟跳动着眉毛,脑子里急速翻转,大家静下来听他意见的时候,他说:“毛主席讲过,鸡毛为什么能够上天?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要保护,要扶持,不能打击。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又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不能超越战争允许的条件去争取战争的胜利,高圩一队张二兰当队长时间不长,比原来的高得江搞得还好,得江当队长是我在那里拍板的,是吧学礼?”
  学礼点点头后,大钟继续说:“得江把每个劳动日从两毛多钱搞到了两块多钱,现在提拔到大队主任的位置上,我们学礼是个福将,原来宇凌给你造成了一些麻烦,得江做主任你轻松多了是不是?得江是一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可我没有想到,二兰也是个能人啊!她是个红军家属,丈夫高宇清是我们金城县唯一在中央政府任职的高官,在他和二兰离婚后;尤其是去世后,怎么莫名其妙地给人家戴了几年富农分子的帽子,说富农成份的家庭里总得找一个人做代表,荒唐啊!现在教育局的朱红明局长,当时在高圩任工作组长时,根据群众推荐,和学礼两个人把她推到生产队长的位置上。说实话,我是犹豫过的,有点对不起人家啊,都有点对不起已经离世的宇清同志,也对不起她父亲张蔚民这个一代名医啊!”
  大钟说得很动情,一帮子公社干部们听得都很难过。学礼更是显出惭愧的颜色。
  顿了一顿,大钟继续说:“二兰同志在得江工作的基础上,要做出更大的发展,其积极性无疑是肯定的,但我们依然要帮她把好脉把握好方向。这样,我们不急于持肯定和否定的态度,既然得江和得河已到上海去和人家谈了,我们一个要看上海方面的态度,提供的条件怎样;另一个,我明天去县里开会,再和县里主抓工商的王副县长谈一谈农村办厂的有关规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优惠政策。如果县里不同意办,我们也可以趁早收兵,啊。”
  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大钟书记的意见。
  学礼散会回到圩子里找二兰说了公社意见后,二兰笑笑说:“谢谢大队公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砖窑等几样已经落实到人开始动手了,对我们向土地要饭吃的种田人来说,赢得起输不起。远跑不如近扒,摸鱼不如摸虾,泥卖不到钱,烧成砖块就值了钱啊,是吧?反正不能闲着坐家里扒脚丫儿,没有人送钱上门。至于说办厂,等得江得河去上海谈的情况回来再说,不管上级批准不批准,也不管办得成办不成,我是风摇水不动。我只能出地方和人力,最多烧出的砖头建厂房,生产技术销售都得人家来,我要的是人力工钱和利润分成,别的我不管。吴书记你说是不是?”
  学礼听了笑笑,肚子里想着:这个张二兰真狠,豁边子碗里的汤都不想泼掉一滴,一般人哪里是她的对手?
  隔了一刻儿,二兰压低声音说:“还有个事和你商量一下,当然还属于捞水田的交易,现在说还早了点!”
  “你说,没事的。”学礼点点头答应。
  二兰说:“砖窑,桑场,鱼塘,木船运输等都专门有人负责,现在宇凌被处分在家也想找个差事,我想纺织厂如果建起来,是不是可以叫他负责呢?”
  学礼惊讶得像泥塑的菩萨呆在那里半天没动。
  二兰知道学礼信不过他,于是说了想用宇凌的理由:“宇凌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个罪人,但可以让他戴罪立功啊,古人说知耻而后勇呗。宇凌有宇凌的长处,工于算计,人说上海人门槛精,和上海人打交道还真用得上宇凌这样的人。好的人才就是一把快刀,可以行凶杀人,也可以切瓜劈柴。我想用其所长,你如果觉得可以的话,请你帮我和他做做思想工作,既表示对他的信任,也要对他敲敲警钟。”
  “好的。”学礼答应二兰说。他对二兰很感动,同时内心也觉得多少年来对宇凌要求不够严格,即使批评也是浮笔潦草,没有触痛了他的灵魂,致使宇凌一错再错。世上真有多少与生俱来的坏人?宇凌的一步步堕落应该说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当时,大钟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农民想办厂是否符合政策的问题时,县委书记周逸仙很快就表态:“不违法不违纪,想让农民致富有什么问题?再说,上海支持合作方就不怕有政策问题?一句话,要走的稳,送上门的财不发,人家要骂我们傻的。再说,人家真的有意输出资金、人才和技术,你不要,肯定有人会抢过去的。只要不影响农业生产,抽出部分劳力办厂我看完全可以,一工一农一世不穷嘛。哦,我看这样,以生产队和人家谈恐怕不妥,宋书记啊,你看是不是以公社的名义还是以我们县里的名义掛名建厂,具体会后你再和王县长谈一谈。为保证这个生产队社员集体的利益,用人用工用土地以他们为主,我们可以给予支持的。”
  大钟听了很受鼓舞,只担心得江他们去上海无功而返。他回到公社没有休息,就赶到了高圩,恰好得江得河回到圩子里,还请到了前来考察的上海客人,一个副厂长和一个副总工程师。居于闹市区的上棉二十八厂,在城市建设规划中有向江北疏散和转移的计划。大钟的到来,提高了接待规格,以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的身份和来客进行洽谈,双方很快达成了资金投入土地厂房设备人员培训等项协议,并且议定了厂名,挂两块牌子,“国营上棉二十八厂江防分厂”、“金城县江防棉纺织厂”。
  一年以后,一幢高大的厂房就在江边耸立起来了,设备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后就投产了。冒国栋夜不能寐,浪漫地吟诗一首,“百丈楼房灯接天,农村办厂轧新棉。夜风传送机声美,笑入睡乡梦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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