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211-T228天

　　1959年10月13日星期一晴（第1211天）
　　午后开全体团干部会，是团委召集的，布置如何开展学习运动的事情。
　　文学创作不能放弃，既然不是为了名利，就不要急于求成，应当用文学的事业感激励自己，请看，党的各条战线的胜利都写到诗里去，而教育呢，可以说没有，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亲身体验教育方针的贯彻，人民给了我们知识，反而没有奔放的热情，难道不惭愧吗？
　　对别人也不要指手画脚，总以为你的修养比别人强。
　　
　　1959年10月14日星期三晴（第1212天）
　　大约是得了肠炎，便里的粘液似的东西。
　　读屠格涅夫的作品，亲切得很。每一个文字都成为烘托人物性格的有机生命。
　　
　　1959年10月15日星期四晴（第1213天）
　　午后学习八中全会文件。滕云阁书记了讲了前几天的学习情况。他用了相声的语言：“我也没啥说的呀！满那我对稀粥有些意见，我都提了，还让我说啥？对了，我哪买了瓶牙膏，我需要它嘛，不在抢购之类吧？”
　　这是全面鸣放的阶段。大家就城市产生盲流的原因，充分地发表了见解，找出根源，历史的、经济的、思想的……
　　“既然都要表示态度，我也只好发表意见了。”小马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说，“我举一个例子，唉，还是不举例子吧，因为事实已经被肯定下来了，我想在理论上阐明一下。因为理论是科学，而科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应当被肯定的。如果问人民公社好不好，我的回答是：好！因为你就是这样问的嘛！
　　王作昌说：“我午后总打瞌睡是怎么的？”
　　我说：“你晚上晚睡，早晨早起，怎么能不困？”
　　他说：“我知道。我从来就没睡过八小时，也就是六七个小时。”
　　“不过，你总会在白天补上缺的那一两个小时。”
　　“你得了吧！我多咱白天睡觉来的？那天我用手电照了一下宿玉堂的表，那算是早起了一天。”
　　“你别影响别人哪！”
　　“我从来就没影响别人。”
　　“我说‘你总像赶火车似的’那天早晨，你没说话？”
　　“那是李耀才，根本不是我。那天早晨我气坏了。”
　　“那你为啥不辩明一下？”
　　“我打了手电，影响了大家休息，说啥？”
　　“我真佩服你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
　　他不计小愤，尤其那种顽强的学习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
　　
　　1959年10月16日星期五晴（第1214天）
　　星期三的政治学习挪到今天来。
　　我在《文学知识》刊物上看了几篇青年作家写的感想。关于党的培养和端正写作态度这两点，几乎每个人都谈到了。
　　身上虽然穿着秋衣，晚上下自习走回宿舍时，还是感觉像浸在冷水里一样，凉得慌。光滑清平的天空上，月轮高挂，稀拉拉的星星，三五相聚。银光向四处弥漫，一群学生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议论郁达夫的轶事。
　　
　　1959年10月17日星期六晴（第1215天）
　　午后给鲍景翔和王再善写了信。
　　大家纷纷谈着科研题目。我想选择谈周立波的创作这个题目，目的在于学习创作技巧。
　　“你选儿童文学得了！”小赵这样劝我，“儿童文学现在是最薄弱的一环。”
　　张宏毅也说：“我看你选儿童文学好，这方面与你还近一些。”
　　我原先是选了个题目的，但我被一种怕失败的心里支配着，研究它的目的是为了创作，创作不成呢？就不如在大学里任课。我在患得患失。
　　后来我还是下了决心：搞儿童文学。对我来说，走这条路比走任何一条路都要艰难。有性格上的原因，孩子会不会认为我太严肃？思想上，我又不十分坚强，个人主义的思潮经常侵蚀着我，创作上，鬼知道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只要有一份责任感，就不会泄气。
　　
　　1959年10月18日星期日晴（第1216天）
　　早饭前去看电影，共三个影片：《风暴》、《国庆十周年》和《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后两部是纪录片。《风暴》观后使人感动，使人流泪，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
　　终于把《小胡德和九爷爷》写成了，结构太松散，只把素材汇拢到一起。但我很喜欢它，有信心把它改好。
　　张峰德也想研究儿童文学。但他说，材料太少了，一半年看不出什么效果来。我说，咱们就做个长期打算，材料可以随时摸摸。就这样，我们俩决定搞一行，他搞儿童诗，我搞小说，十六班还有个搞童话的，这已经很全面了。但有时还想到自己会吃亏，这是很可耻的想法。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个中篇小说《出路》，有读者说它写得不好。今晚我看了一遍，还不错。它让人看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丑恶灵魂。
　　
　　1969年10月19日星期一晴（第1217天）
　　午饭又吃高粱米面窝窝头了，我说“这是吃珍珠翡翠白玉汤（明太祖朱元璋当乞丐时，一老妪用剩饭、豆腐、菠菜给他做一碗汤）的前奏了”。对炊事员大有的意见。宿玉堂说：“进食堂就连喘气你都得小心。”郭铢说：“他们闹鬼，你不知道？你还敢给他提意见？不顺毛摩挲那能行吗？”
　　“怎么搞的？辽宁农业翻身把高粱米都翻上来了？”
　　在选科研题目上，我又动摇了。我现在缺少的是对文学的全面了解。从创作的意义上来讲，我还没有从比较中找到一位我最喜欢的作家，不妨研究一下这个一个题目：《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人物创造》。
　　
　　1959年10月20日星期二晴（第1218天）
　　午后看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编剧，洋溢乐观的情绪，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我受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劳动是必须的，对爱情、食欲的要求是次要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没有私心的人是最容易发挥威力的人。
　　午间对小组的的学习态度分析了一下，便于今后工作。对另两个组亦予督促。
　　
　　1959年10月21日星期三晴（第1219天）
　　午后本来是学习文件的时间，把星期五的团日挪到今天来进行。我召开了非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他们谈了一些对进步、对组织的看法，认为组织没有很好地帮助他们，自己没有奋起直追的决心。
　　我说：“怎样才能奋勇前进？是你对生命的看法如何。如果你连自己生命都不爱，觉得它是平平常常的，那还能谈得上有什么进步吗？为什么进步？怎样进步？”
　　今天把《安那•卡列尼那》第二卷看完了。生命和秘密过去有人探索过。然而，安那却因为生命受到了压抑而悲惨地死去。列文呢，只找到了一个虚无飘渺的上帝作为生存的依靠。
　　在当代，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在为人民、为革命英勇无私的奋斗中。
　　为大家做事是多么快乐哟，它把我的全部幸福都占有了，然而这幸福却仍然是我的！
　　
　　1959年10月22日星期四晴（第1220天）
　　午后听陈放校长关于开展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学习运动的启发报告。
　　陈放校长双目失明，被人领到扩音器前，他就像一尊塑像那样，硬挺挺地站在那里。他虽然看不到大家，当他那沉撼的声音发出来以后，在一片寂静中，可以感到他的力量和听众对他的尊敬之情。每一个句子都贯穿着坚定的党性，使人信服。他对人们的思想做出了合乎实际的分析，说明这是可以改造的，使听者充满了信心。他讲话的唯一动作就是抽烟，稍有停顿的时候，是他把思想按逻辑整理一下的时候，左手夹的烟卷递上来吸了一下，烟头红了，很大的一块烟灰掉了下来。
　　“同志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大学生，就没有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我们物理系的一个新生，考上大学，这可不得了，于是跑到锦州，领着一个女朋友住上旅馆了。师范学院的院长是个民主人士，就对他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好，这个学生就跟人家干起架来了，说人家封建。人家说：我再怎么封建也不能让你们搞破鞋、打野鸡呀！又有的商店打电话给我，说有的学生在那里‘刷浆’，我说刷浆就别刷了，刷了一次就干净一次呗，哈哈。不是那回事儿，刷浆原来是耍流氓！还有一件事，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和一个女生恋爱，恋了恋了就不干了。不干了，从他那边讲，就是失恋了。失恋就拉倒呗，你再恋嘛！继续跃进嘛。可是这位同学不，寻死觅活的，家里人没看住，他从后墙跳出去，躺在铁轨上，火车过后，他就完了。”
　　人群里发出惋惜的咂咂声。陈校长长长抽了一口烟，把灰色外套的扣子解开来，露出里面雪白的衬衫领子和毛衣。
　　“我们说，这是可惜的。可是，这样的人有多么渺小啊，多么埋汰啊！
　　“还有一个学生，放假后，跑到本溪去对一个高中女学生讲，说大学里叫他到苏联去留学，回国就是博士，马上要出国，现在干不干？一言为定。女的寻思，现在是高中生，怎么能结婚呢？又一想，他马上要出国了，回来人家就是博士了，不要我了怎么办？只好答应吧！这不都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的明证吗？教育不好，记过的记过，开除的开除，枪毙的还是得枪毙。你如果能在政治上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就不会去想这些歪门邪道。共产主义有多少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呀？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你就不会有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风格。
　　“我们先从尊重个人开始，时刻拿这些例子来警惕自己，使我们都团结起来，向自然开战。别那样小气，个人得失一旦破灭，爹也不顾，娘也不顾，国家也不要了，地球也碎了……
　　“我们学校4775名学生当中，有3718名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你工农还得往祖宗三代是查。国民党统治下的警察、自由民、解放后不是有许多当了工人了吗？即使你是真正的工人，也是个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过来的工人，你能没有旧事物的影响吗？”
　　本来都要散会了，陈校长又起来讲了几句：“同学们，这个屋子是我借的，事前也没有交涉好，我们同学就跟工友吵架，把那个门也用脚踢开了。这是国家的财产啊！我们不来爱护谁来爱护？我们大家都起来与这种不良倾向做斗争！”
　　晚上小组座谈。我检查了个人主义思想。在《红旗》看了康生同志写的文章，说到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小资产阶级不是抱着要把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愿望参加革命的，只是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革命任务和他们要求的革命任务统一起来，才与党走了同一道路。本来嘛，我就是看到这是自己的唯一出路，才在运动中做了促进派。
　　
　　1959年10月23日星期五晴（第1221天）
　　年级主任张庆绵在总结最近的学习情况时说：“我们太紧张了，见面连说句话的工夫都没有，上厕所带小跑……把选科研题看得与选择志愿、决定前途一样重要。你何必担心这个？将来还可能叫你当俱乐部主任呢！”
　　午后政治学习、鸣放。我仍然说公社化运动的缺点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作怪。
　　近来每天早晨去练拳，天气凉得很。那时，黎明的光刚刚出现，对面看人还不十分清楚，柳树立在朝雾里。三星当空，天狼星明亮亮的。中央广播电台在音乐节目里播送着各地的小曲、民歌，操场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读着，看着，写着，觉得生活充满了诗意。
　　
　　1959年10月24日星期日晴（第1222天）
　　读完了《前夜》，我找到了我所喜欢的风格。
　　
　　1959年10月25日星期日晴（第1223天）
　　早饭后一直写到晚饭前。我很喜欢这篇东西。一想到名利上去，我就小瞧了自己。
　　早晨起来，又与小赵去练拳。白杨树的叶子黄了，落在榆树墙上和地上，恰似黄花满地。
　　人如果没有思想，就很难活得好。食欲和爱情不会长久给人以力量，因为获得了那种新奇之后，就会产生“不过如此而已”的感觉，跟着人民的历史长河，任其激荡，就会永无止境地使自己更加完美。
　　晚上读完了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其中有几句：
　　人民的力量，
　　强大无比——
　　坦然的良心，
　　永恒的真理。
　　当你拿起笔来，首先想到的就是你负有改造人也改造己的责任。
　　
　　1959年10月26日星期一晴（第1224天）
　　只是想写，但是写什么，仍然没有自己划定的范围。歌颂党的政策的胜利，这仍然是迫切需要描写的主题，因为生活里充满了党的光辉。
　　看《贵族之家》，意识里涌现了许多生动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是我身边的事情。当书中的描写唤醒个人的生活时，令人亢奋不已，跃跃欲试……
　　
　　1959年10月27日星期二晴（第1225天）
　　伙食最近有些改善。从前，同学不体谅工友，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人家早晨三点就起来，很晚才睡觉。职工的住宅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工友住在市内，工友说：孩子都不认得爸爸了，因为他下班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了；早晨上班，孩子还没醒。有的同学看到吃咸菜时，就当面质问人家：“为什么吃咸菜？”
　　“没有别的菜。”
　　“你们是干什么的？”
　　“喂猪的。”
　　工友正在插红旗。
　　午间吃的玉米面卷小豆。我多吃了一个，肚子痛得厉害，我急躁得很，点把火要烧着了似的。
　　共产主义人生观在我，越来越明确，自觉、坚定。我的全部理想、生活、幸福，都一古脑儿地放在为这个目的斗争上了，时刻都以全部的精力，自觉地投入战斗。
　　
　　1959年10月28日星期三晴（第1226天）
　　午后政治学习，读文件。根本问题在于立场。当你说话的时候，请你想想是在替谁说的。
　　晚上，经济研究所的一位同志，就他在台南和安国所得的材料，说明了公社产生的必然性和它的性质，与会的都是班级的支委和骨干分子。讲到九点多。加上于国凡布置辩论工作，到10点多才散会。我有些不耐烦了。这说明我对政治的兴趣还不够。
　　
　　1959年10月29日星期四晴（第1227天）
　　到了月末，大家的餐券都用完了，跑到生活委员栾文彦面前说：“赶紧救救驾吧！吃不上饭了！”今天10点钟才能发新券。栾文彦上午往伙食科跑了好几趟，人家不发；后来又打电话，说还不到时候。第五堂课下课之后，他急忙跑了出去，拿了一大把饭票回来，笑咧咧地对大家说：“有了救驾的了！”
　　晚上，刘承孝对我说，他不想修俄语了，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新来的广播员在工作中像玩儿似的。我说，将来教学，俄语也许用得着。你不一定住在广播室，你一住在那里，就有人找你，一耽误就是半个钟点。他说，最近招收新广播员，事先得向各系党总支联系，他们把人送来之后，还得选拔，选拔完了又得试播。学习一忙起来，大家就不负责了。每次开会，人都来不齐，先来的对他有意见，思想水平高的，班里还不撒手。有一个上学期当团支书的，这学期当了学艺委员，在这边他就不好好干，那意思就是：要他当个站长嘛，就可以把班里的工作辞掉了。有的人在广播室里上自习，公家的浆糊、大头针、稿纸随便用，唱片拿到班里使，“唉，我连个助手都没有！哪怕有个人跟我参谋一下呢！”
　　我说，工作目标得明确，主动争取校党委的领导，向上汇报并请求工作，把个人学习和广播员的有计划地安排一下。他是一张四方脸，显得很亲善和厚道，机灵。目光锐利，并且总是带着要取闹似的微笑。当他被工作热情激动的时候，脚就不停地、下意识地移动着，挥动着双手，仿佛全身所有器官都要呐喊起来。从一贯的表现看，他总是信心百倍的，对同志充满了爱护。
　　
　　1959年10月30日星期五晴（第1228天）
　　地上的浮沙被风吹起来，弥漫到个整个天空，专往人脸上有缝隙的地方灌。女生们捂着头在风里跑着；风沙却死缠着她们裤脚不放，终于把沙子塞进鞋子里去了。
　　晚上政治学习，发言开始的时候，有的翻着文件，用红笔在文字下面画着，有的人拿着本子，眼睛瞅着天棚，好像在构思斟酌着什么。有人发言道：“公社既然是我国人民觉悟提高以后才出现的，为什么会在公社化初期，有的杀鸡，有的抽存款，有的卖缝纫机？”
　　“是啊，银行是国家经济的指针，灵敏度很高的。我哥哥那里天天到街上宣传‘存款是你个人的！’”
　　宿玉堂想起了上面的具体问题，把会议主持得很好。王作昌发言说，他通过他家乡15户农民对他爸爸表示入社、又选他爸爸当队长一事，说明农民在入社以前，是有充分觉悟的。当然，这种觉悟还不是十分地高。
　　我说：“在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各个阶段都曾出现过农民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抵触的现象。互助组的时候，李家种完白家的地，就不管张家的地了，只顾去卖自家的菜；初级社的时候，有的撩大地头，上大堆粪，出现光棍垅；到高级社的时候，又出现了不积肥的现象，这难道不说明农民的觉悟确实有待提高吗？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农民最关心的面前的利益。党的教育要跟上去。”
　　李长庆说：“从银行往外取存款是资产阶级末日的情绪。”
　　深津纯子说：“日本农民利用了中国的‘八字宪法’（指党中央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取得了成功。”不过，她提出一个问题，“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个体农业不适应高度发展的工业需要、而工业又能向农业提供大量耕作机械的时候提出的。中国的工业并未达到这样的水平，为什么这么早的就改变了它的生产关系？”
　　他们那个组还就中国的生产力和美国的生产力谁高的问题展开了辩论。有的说，中国的生产力高，因为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人，在中国是进步的；另一部分人则反对这种意见。
　　看契诃夫的戏剧。呀！丑恶、世故、无所事事，在幻想中陶醉，永远在等待灭亡……旧的制度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们恰逢其时，要好好把握和怜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