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一藤七瓜（3）

　　“轰隆隆”一串春雷炸响在天空，紧接着便是一片厚厚的乌云滚动着扑过来。豆大的雨点近三年来第一次砸在干裂的黑土地上。先是将厚厚的尘土砸得冒起了黄烟，不一会儿便溅起了泥浆；随着黑土地的裂缝被雨水灌满，大地才渐渐看到了流淌的水痕。这一场瓢泼般的大雨，浇在干渴贪婪的大地上，在人们的心里，刹时生出了一片绿色的希望。
　　这几年里，一切似乎都凝固了，没有任何的变化。除了孩子们豆芽菜一样长大外，唯一的变化，就是学校盖了一栋家属房，文治家也分了两间。邻居虽然增加了几户，可仲英和周姐、李妹子的关系依然是最好的。
　　
　　“周姐，挑水呢？”明知故问的问候，更显示出姐妹们的亲切，没话找话，方显关系热络。
　　“是呀，妹子，这孩子多就是费水，一天天洗了上头洗下头，这死崽子的衣服一天不洗都不成。”周姐摇着辘轳，“吱吜吜”山响。
　　“可不是咋的，我那几个还是丫头，可也不省心。今天补这个，明天缝那个的，那还大窟窿小眼子的呢。”仲英放下水桶。
　　“妹子，你就知足吧。我那几个小子给你一个试试，要你半条命。”“哗”一声，一只柳条斗从井里被提了上来，水倒进了桶里，接着又传来辘轳“吱吜吜”滚动的声音。“哎，一会儿上我那拿几根茄子秧，栽上两垄，也能吃一阵子。”周姐没回头，话却不断。
　　“成，我后园子地方大着呢。”仲英把扁担往两桶上一架，坐了上去。
　　“对了，妹子，你家养狗不？我亲戚家母狗下了一窝，小狗崽虎头虎脑的，可招人稀罕了。”乡下人实在厚道，有什么好事都不会忘了好姐妹。
　　“丫头不喜欢狗。”
　　“嗐，儿子不也眼瞅着大了，整一个，明天我给你送来。”“哗”又是一桶水灌满。
　　“姐，听说狗可能吃了，喂狗还不如养个猪鸡鸭的，还能吃肉蛋。”仲英主意不定。
　　“得了吧，你没听说这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吗？养那玩意都给你割掉了，可没听说割狗尾巴的。走了，明天给你送去。”周姐粗腰杆子一挺，满满两桶水稳稳当当担了起来，飞一般离去。
　　仲英也不磨叽，她还得做午饭，大丫、二丫上了学，中午回来就叫唤。她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可总是觉得永远也满足不了孩子们嗷嗷待哺的小嘴……
　　
　　青山绿了，又黄了；园子里的茄子长了又老了。一九六二年的宁静，让死守田园的仲英心里敞亮了不少。
　　白天两个女儿上学去了，丈夫上班去了，三丫和儿子也是无忧无虑地在院里院外地疯，东家西家地窜，倒让仲英紧忙活的两腿总算有了片刻的消停时间。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老话，着实让她心中装着一件事，而且已经长成了一块心病。儿子小时候一哭便抽的结果，似乎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了一块硬伤——脑袋有些不及同龄孩子灵活，总是慢着半拍。张家唯一的“户口本”让当母亲的心悬乎着。
　　手中这织了两个月的毛裤，可依然差着半条腿。在拆了织、织了拆的反复中，一声声的叹息被一针针织了进去；又慢慢腾腾地一寸一寸拆开，如同薅出肚子里的肠子。
　　
　　“咣”的一声门被重重撞开，半大的狗先跟着闯进屋，紧接着是文治气呼呼、铁青的脸。许是狗挡道了，飞起一脚踢去，“嗷”的一声，黑狗钻到了柴禾堆里。
　　“没法干了，真他妈的憋气！”一句粗鲁的骂声。
　　“这又是咋了？哪来的邪火？”明知丈夫一定是在学校受了气，仲英还是习惯地问下。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查！查呗，脚正不怕鞋歪！”还是没头没脑的话。文治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炕沿边溅起了一股淡淡的灰尘。
　　“查？查啥？”
　　“查咱家的细粮。”一口烟吐出来，烟味夹杂着恶气。
　　“咱家细粮关他们啥事？他们查啥？”仲英觉得奇怪。
　　“说我贪污的。查！查清更好。”
　　“谁那么缺德？眼皮浅腚沟深！”仲英也生气了。
　　“谁？还能有谁了解咱家？还不是周……”文治止住了话。
　　“周姐老头？他不就是食堂做饭的吗？”仲英诧异。她和周姐是好姐妹，总不会因为男人而闹出什么事吧？
　　“哼，知人知面……”又一口烟。
　　“周姐多善良呀，怎么会……”
　　“周姐是周姐，她老头是她老头，人心隔肚皮。你可得……”文治瞄了眼仲英，“别走得太近乎。”
　　“我就说周姐不会。再说那大米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关他们屁事？小人。”多年乡下生活，粗话也会随时溜出仲英的口。
　　“所以憋气。不干了！”文治摔了烟头。
　　“不干？那你干啥去？家咋养活？”
　　沉默，死一般地沉默，只有淡淡的烟丝在漂，浓浓的烟味在散……
　　
　　是呀，不干上哪去？老婆孩子吃啥喝啥？这一代人从出生开始，便一直生存在组织之下，一直被吸附在公章的周边。离开了这个组织，必进那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公章不盖，那个组织的公章也不印。人们已经习惯了、顺从了在组织的护佑下活着，也就自然而然地依赖了组织、顺从了组织。
　　曾经文治的一位老友，在省城为他找了一份电影厂的会计工作，收入也颇为诱人。但就因为组织的不放而夭折。当朋友提出啥关系也不要，人先过来就成时，他还是因惧怕组织的威力而委曲求全。看来“不干了”也只是一种发泄，第二天，办公室依然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只是铁青的脸多了一层冰霜。
　　
　　“妈，今年的酸菜腌得比去年多呀。”又到了腌菜的季节，前几年的大灾，酸菜缸也都是刚刚盖上了底儿。
　　“傻瓜，前几年野菜都吃不着，哪来的那么多白菜？再说，人多喽，不多腌点哪够吃。就你们这几张小嘴，总也填不满。来，再递一棵。”仲英直起腰，把头从缸里拔出来。
　　“就二姐能吃，属猪的。”大丫递给母亲一棵晒好的白菜。
　　“烦人，就知道说我。小弟才四岁，就比我能吃，咋不说他？”二丫抱着两棵菜，她的力气比姐姐大。
　　“小弟是男的，能吃应该！”
　　“男的咋地，傻了巴叽的，就知道吃！”二丫噘起了嘴。
　　“闭嘴！不许说弟弟。就你精。”大丫一瞪眼。
　　“妈，你看我姐！不干了！”“呯”二丫把两棵白菜往锅台上一摔。
　　“敢！不干别吃饭！”仲英发火了，怒斥着二丫。心疼地把摔掉的一片白菜帮拾了起来。
　　“妈偏心眼，护犊子。”
　　“小崽子，你们不都是小犊子吗？我哪个没护？”仲英又把头扎进了缸里。
　　“该！不骂你就嘚瑟！”大丫偷偷一乐，得意地晃着头，两个小辫子悠悠荡荡，像摇晃的拨浪鼓。
　　“我就吃了，咋地？”二丫抱起一棵白菜，“咔嚓”咬了一口。圆圆的脸蛋立即变成了扁平状。
　　“妈，二妹她……”
　　“别掐了，没一个省心的。”大丫的话，被从缸里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没一个省心的”成了仲英呵斥孩子们的口头语，这也真的反映出她的心愿。什么时候自己能省心了，或许她这一辈子也就到终点了……
　　
　　“掐”似乎在国人的生活中，是一个不能缺少的字。哪一个家庭里的几个孩子不掐？哪一个组织内部的人不掐？整个社会都在相互掐来掐去、打来打去。
　　文治是早早地去上班，又晚晚地归来，身上总是带着永不消退的疲倦；脸上也长时间没有了笑容，一直铁青。孩子常常开始躲着他，对父亲是既敬又畏，但就是少了“爱”。
　　“我说你这天天黑着脸，谁欠你钱了？”夜深人静，几个黑脑袋瓜排成一排睡着了，仲英缝着袜子，问摸着下巴的文治。
　　“不黑还能咋地？”文治声音低沉冷漠。
　　“又咋了？”仲英停了手中的针线。
　　“唉，这运动可是没完没了了。”
　　“这我知道哇，不就是表红心、跳忠字舞啥的。你看咱家不是灯泡也涂红了，窗户也挂红布了，像框也上墙了。这还有啥愁的，真是的。”仲英觉得她响应号召做得挺细的。
　　“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没看现在大字报越贴越多了，听说又要搞什么‘四清’‘五反’啥的，而且还要搞什么‘革命’，反正问题多着呢。哎，我可跟你说，以后少往娘家跑，小心给你也贴上一张大字报。”文治瞟了眼仲英。
　　“哎哟哎哟，瞅瞅，你是不是草木皆兵了？回趟娘家还能走上资本主义路？”仲英撇着嘴，继续缝着。
　　“糊涂！那都是没准的事儿。你爸都差点当了台湾特务呢。”文治是无心的一句话，也是实话。
　　“你爸才是皇军走狗呢！”仲英一急，脱口而出。只觉得手指尖一痛，冒出了血筋。
　　“好好，甭说了，也说不清楚。我可告诉你，把几个孩子看好，外面乱着呢。学校要停课闹革命，又是这派那派的，哪一派都说是革命，唉！乱哟。”文治摸出了烟。
　　仲英吸吮了一下指上的血，又继续缝她的袜子：“外面的事儿咱管不了，可家里的事你也不能不过问吧？”
　　“我过问啥？哪有那个精神头。你就多操心吧。”“呲”的一声，火柴划着了。
　　“别抽了，大半夜的。”仲英“噗”地一口吹灭了文治手中的火柴，“儿子这脑袋真的不太灵光，你说得咋办？”
　　“那能咋办？天生笨，有啥招。”文治把烟放在鼻子下闻着。
　　“这可是张家的根，不能就……”仲英低下头，咬断最后一针上的线。
　　“要不再生一个？”
　　“那要是丫头呢？”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这不是一拨一拨的吗？”
　　“迷信！‘四旧’！该破除。”仲英点了下丈夫的额头。
　　“看命吧！睡觉。”文治一口吹灭了油灯。舍不得用电，油灯一直燃烧着黑黝黝的芯，它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它还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记着百姓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