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嫁鸡随鸡（5）

　　俩人正逛得起劲，迎面一堵墙似的一个人挡住了去路。都说不是冤家不聚首，这话可真有道理，有时候越想躲开的，却越是撞上门来；而越是在熟人面前，人还就越要面子，这便会演绎一出出不可避免的口舌之战。
　　“哎哟，这不是俩妹子吗？也逛集蹓跶呀？”听到这粗犷的大嗓门，俩人不约而同地驻足抬头。胖嫂挎着一筐土豆和白菜，站在她俩面前。
　　仲英与胖嫂接触不多，本来就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再说一向善待他人的本质也让她并没有多想，冲着胖嫂善意地一笑：“胖嫂逛集呀？真巧。”然后上下打量着眼前的主任夫人。一件过膝的淡黄色的连衣裙，套在水桶般的身上，箍着往外鼓胀的肉，半截袖勒得胳膊一道深深的沟；花边的小翻领里，钻出一条短粗的脖子，勒得有些令人窒息；“五号头”倒是很干净，又配上圆圆的饼子脸，给人一种球体之感；脚上的黑布鞋，也被撑得鼓鼓胀胀。仲英心里暗笑：裙子倒不错，可就是有些“短斤少两”了。
　　“哈哈，妹子，看啥看，再看咱这体型也不如人家哟。”胖嫂瞟了一眼没吱声的黄姐，“你这也够粗的，更要注意，没事别出来瞎逛。”满是一副关切的口气。但听话听音，总是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而且还很有针对性。
　　“谢谢胖嫂，这总窝在家都发霉了，偶而出来走走，没事。”
　　“瞅瞅，这文绉绉的，就是会说话。”胖嫂把筐换了一只胳膊。
　　
　　“阿唷，妹子，咱回去吧，也逛差不多了。”一直未与胖嫂说话的黄姐，显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态。也不知这两个人有多深的积怨，见面就觉得别扭。
　　“哎哟哟，这不是大上海的美人吗？下放好几年了，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这高粮米咋还没把你催肥了呢。”胖嫂撇了黄姐一眼。
　　“阿唷，阿拉也不晓得，这高粮米咋就对某些人管用，跟打了气似的。”黄姐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女人的战争并不需要理由。
　　“哼！还是改造得少，灵魂深处没真正闹革命！”胖嫂文化没多少，口号却记得清，也用得准。
　　“阿唷，是呀是呀，我要闹革命了，还能当校长呢！”
　　黄姐戳到了胖嫂的痛处。她的主任丈夫就是整了前任才爬上来的。此时被揭了伤疤，瞬间变得恼羞成怒起来：“有啥可嘚瑟地，不就是会教语文嘛，那也挡不住喂猪去。白专典型没好果子吃，呸！”胖嫂狠狠啐了一口，又补上一句，“这是哪股歪风邪气，吹老娘嘴里土坷垃了。”
　　胖嫂这句话，也同样给了黄姐一刀，刺中了心脏。丈夫书教得好，但却说话直，所以，一直被戴着“白专”的帽子。从上海发配到东北，这一路就不顺；现在又听死婆娘说什么“喂猪”这类的话，这急和恨一股脑涌了上来。气得怒视着胖嫂，狠狠地吐了一句：“喂猪也喂不出你这样的！”
　　胖嫂也气得连衣裙几乎胀开，怒吼一声：“走着瞧！小妖精！”一转身，脚下一股尘土；黄姐也是一仰头，嘴一撇，扭着腰肢走向另一方向。仲英看着一东一西的俩人，咬着嘴唇无奈何地摇着头……
　　
　　都说时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可不同“阶级成份”的两个女人，却如同永不融化的两块冰。几个月过去了，在仲英的视线里，俩人就没在同一个时空中出现过。倒是黄姐的丈夫几次从门前经过，也并非穿得如同过去一样整洁干净了。难道真的从讲台走向了猪舍？学校的事，仲英从不打听，文治也丝毫不透露，神秘暗淡，越来越让本该阳光生机的校园更加冷酷。也是肚里的孩子越来越重，她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文治虽不重男轻女，可儿女双全总是好于一屋的丫头片子。
　　落日即将隐没在远处的山丘下，一抹惨淡的斜阳透过窗户照进屋来。窗前的几棵向日葵在微风中轻晃着笑脸，把光线切割得零碎。正在织着小毛衣的仲英，手指灵活地穿针引线，一条小腿已初见轮廓。
　　忽然，“咣当”一声房门响，文治喘着粗气进了屋。铁青的脸掺杂着惨白，呼吸有些急促，神情也不同于平常，似乎比以往都疲惫。直接一屁股坐在炕沿边，从兜儿里摸出一支烟，划了三次火柴才算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缓解一下情绪。
　　“回来了！光顾着给儿子织衣服了，马上做饭。”仲英瞟了眼丈夫。虽然觉得有些异常，可并没多问，缓慢起身。
　　文治没回应，依然狠狠地吸着烟，脸上如同泥塑木雕。
　　“哎！咋了？今天不对劲呀！”仲英停下脚步，摸着滚圆的肚子，盯着丈夫。
　　“死人了！死人了！”文治突然冒出这句话，接着又是狠劲地吸烟。
　　“死人了？谁？咋死的？啥时候……”仲英摸肚子的手猛地一抽搐，使劲抠了一下肚皮。
　　“猪倌。喂猪的。不！是语文老师。”
　　“黄姐丈夫？”
　　“嗯。”
　　“他去喂猪了？”
　　“嗯。”
　　“咋死的？”
　　“吃包子吃的。”
　　“啥？吃包子撑死的？！”仲英瞪大眼珠，这个死因她咋会相信呢。
　　“哎呀，不是。是今天中午食堂吃包子，他吃了几个后往猪舍走，突然倒在道上，等发现已经不行了。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脑出血。”文治把烟头扔在地上。
　　“没听黄姐说他有这病呀？”
　　“嗨，啥病？还不都是窝囊的。好端端下放了，又好端端不让讲课了，再去喂猪，搁谁都……唉！命呀。我说你别乱嚼舌头，这事可不能乱说。”文治瞪了一眼仲英。
　　“黄姐知道不？”
　　“被学校叫去了。”
　　“现在咋样？”
　　“不知道。”
　　“她可咋活哟。”
　　“不知道。”
　　“我得去看看她。”
　　“别去！”
　　“为啥？”
　　“你不怕摊事呀？有人躲还来不及呢。”文治又瞪了一眼仲英。
　　“人都死了，有啥怕的？”
　　“没下结论，你先别去。”
　　“这和结论有啥关系？黄姐是好人，我不能……”仲英的犟劲也上来了。
　　“好好，先做饭，晚上咱俩一起去……”文治妥协了。他虽然知道黄姐两口子的为人，可身份的不同，总是担心着被牵连到什么。人人谨慎行事、个个如履薄冰，或许正是那个时候人们的处事想法。
　　
　　几天后，黄姐带着“丈夫”回了上海。依然是一身的旗袍，却是一袭的黑色，柳条似的身材在旗袍里更显得空荡；干净利索的头发依然绾在脑后，只是好像灰了一些；脸上依然是惨白，但却更多了一层愁云。
　　淫淫细雨不紧不慢地飘着，一把油纸伞撑起巴掌大的一块天。黄姐登车的瞬间，仲英落泪了。她知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黄姐，但她更知道黄姐今生今世永远失去了语文老师的丈夫。汽车开去的刹那，仲英似乎在供销社的后窗里看到那个粗壮的身影，突然心里一惊：“难道胖嫂早知道黄姐丈夫工作将要调动？”这念头一闪而过。仲英的心“刷”地凉了半截。墙上的大字块标语“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在细雨的浸淫下，流下了斑斑墨迹……
　　
　　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将至，文治家里锦上添花，又一位千金降生，四口之家变成五人世界。三丫头的一声啼哭，似乎并没让当父亲的脸上有些许欣慰的笑容，倒是把大丫、二丫乐得围前围后。从卫生院生完孩子，一架手推车便把仲英和三丫送回了温馨的小火炕上。
　　“呀，妈妈，小妹妹好难看呀，耳朵上都是毛毛呢，像小人书上的孙猴子。”晓华瞧了半天，惊叹着。
　　“我要看看！躲开！”玉华有着一股的蛮力气，一把将姐姐推到一边，伸小手摸了一把襁褓中的三妹，“妈，像小鸡崽哟，在哪个粪坑捡的？”探寻的目光，极为认真。
　　“去！一边玩去，就你俩欠欠儿的。别把小妹摸坏了。”仲英虽然还是虚弱，可精神头却十足。一条毛巾包在头上，一床被子包裹着下身，依然掩盖不住瘦弱身体内强大精神的支撑。
　　“来，喝碗红糖水。一会儿我去给你炖鸡。”文治递过一只冒着热气的碗。
　　“别的，炖啥鸡，还下蛋呢。煮两个鸡蛋吧，多煮几个，这两个东西嘴都淌哈喇子了。”仲英瞅了眼“吧嗒”嘴的两个丫头。
　　大丫脸一红，羞怯地捂住了小眼睛；二丫则伸着小舌头，“嘿嘿”傻笑着，显出一副馋相。
　　“人多力量大”这句话，似乎一直在激励着国人，不厌其烦地创造着生命。一家一户，三两个孩子或许只是一个基数；“多子多福”的老观念，叠加到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中，让每一个家庭都在极速膨胀中。一只羊也是赶，两只也是放，多一张嘴并不会增加多少负担。所以，有了三个女儿的张家，并没有停止对儿子的追求。潜藏在文治内心的企盼，成了这个家、甚至是左邻右舍不公开的秘密。
　　
　　“嘿嘿，张会计，听说又得了一个千金？恭喜恭喜！”国庆节后一上班，后勤主任便向文治道喜。
　　“谢谢主任。喜啥哟，负担呀。”文治递给领导一支烟。
　　“瞧你说的，负担？啥负担？那叫攒福气。你这是老太太看地图——这才哪到哪呀。你看人家李大头，一口气六个丫头，最后‘哐当’一儿子，坚持就是胜利。”主任吸了一口烟，还挥了下拳头。
　　“主任呀，这可不对呀。新社会，男女平等，可不能重男轻女。”文治直率的性格显露出来。
　　主任心里一沉，脸色有些尴尬，“哈哈”一笑说：“对对，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我这思想得批斗。”
　　文治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戗人，急忙改口道：“主任，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顺其自然就好。生啥不都是自己的血脉吗？当然，儿女双全最好了，嘿嘿。”抹了一把铁青的胡茬子脸。
　　“看看，暴露思想了吧！我说张会计呀，这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急，那什么，家里孩子小，没事儿可以早走会儿。要不让你胖嫂帮帮忙去？”主任煞是关心。
　　文治心里一惊，手指夹着的烟头差点掉了，急忙吸了一口掩饰着说：“没事没事，能忙得过来。主任，那我干活了。”一屁股坐在桌前，翻开账本，“噼里啪啦”拨起了算盘。
　　主任“嘿嘿”笑了一下，脸上露出不易察觉地抽动，踱着步子走出办公室。
　　中国有句老话，“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这心不可无”。可人与人之间总是防着、欺着，那还如何相处呢？但这样的事情却总是屡见不鲜，在利益面前人的私性便会表现出来。怪不得仲英喜欢自己的天地，她不想防谁，也防不起，她需要畅快和自由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