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没想到

　　桂芹通过好一通折腾，总算是把手术做完了。
　　
　　在公安医院拍片显示是脚脖子粉碎性骨折。当时一个亲属提醒她：“一定要求人把手术做好，马虎一点，怕将来落残疾。脚脖子是承载人身体的重要部位，一旦落残疾，今后的生活就不便了。”那个亲属又补充说，“无论去求谁，都要给人家一千块钱的红包。主刀医生五百，麻醉师五百，这是行情。你要是答对不好，人家就要认为你不懂事，会调理你的。”
　　
　　她随后还给桂芹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要剖宫的产妇，没给麻醉师上红包，麻药打的不够量，做手术时疼的产妇嗷嗷直叫。
　　
　　打架造成的粉碎性骨折，按国家法律规定，属于刑事案件。这就牵涉一个大问题，胡大鹏触犯了法律，要负刑事责任，桂芹也要牵涉一场官司。
　　
　　还是桂芹的亲属：“现在官司难打，听说对方在这一带非常强势，为了防备有人在这里做文章，到三家权威医院拍片，这样比较把握。”
　　
　　桂芹听信了亲属的话，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之下，在公安医院拍完片以后，又到全市唯一一家骨科医院和非常著名的一家权威医院拍了片。
　　
　　三家医院拍的片子非常一致，桂芹是“粉碎性骨折”。据医生说：患者年岁大了，骨质逐渐疏松，女性还早于男性。胡大鹏先踢桂芹那脚就把骨头踢折了，后来桂芹又用屁股坐了一下，让受伤的部位更加严重了。
　　
　　从三家权威医院拿到了第一手证据后，桂芹及时了做手术。由于是粉碎性骨折，还是脚脖子的部位，手术起来非常复杂，做了好几个小时，连住院再做手术就花去了五六万元。
　　
　　手术做完以后，要做伤残鉴定，伤残鉴定下来后，才能给这起案件定性。
　　
　　从打完人，胡大鹏家连一个人都没有过来看看，做完手术，胡大鹏也一分钱都没有给拿，这让桂芹连遭罪再憋气，还上火。
　　
　　既然胡大鹏不露面，那就得走法律程序。桂芹委托亲属上派出所去问，并要求派出所给出个手续好去做司法鉴定。亲属对派出所的人说：“受害人手术都做完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没做司法鉴定呢。”
　　
　　桂琴的亲属拿着三家大医院的片子和诊断书，交给当地派出所的办案人员。办案警察叫郑阳，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白净脸，不大不小的眼睛，单眼皮。眉毛很黑，眉眼都算俊朗。鼻子也很挺，嘴唇略微丰满，不善言笑，但面目还算平和。戴副黑框眼镜，更显出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相，让人一看就会感觉出这是一个严谨缜密，城府很深的人。
　　
　　郑阳拿着三家医院拍的片子，走到窗台前仔细地看着，看完片子就看三家医院三个专家给做出的诊断书。看完后，郑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嗯，都是粉碎性骨折。够轻伤害（罪）了。”
　　
　　郑阳坐回原处，喝了一口茶杯里的茶水，把一只手放在办公桌上，用另一只手捧着下巴，沉思了一会，慢条斯理的对桂芹的亲属说：“看片子是粉碎性骨折，三家大医院的片子几乎一致，够轻伤害。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是专家，到做司法鉴定时，专家怎么看我就不知道了。”
　　
　　郑阳说完又沉默了好一会，用拄在桌子上的右手挠挠脑门，还是慢条斯理地对桂芹的亲属说：“粉碎性骨折，做手术时得受不少罪吧？”
　　
　　桂芹的亲属：“可不是怎的，做了好几个小时的手术，遭了不少罪。过一段时间还得做康复，听人家说更遭罪。你说怎么整，老伴死了，儿子也没有了，女儿工作没有时间，姑爷在部队，也回不来。你说这样一大堆麻烦事，谁给办呢？郑警官，你可得多帮忙啊！”
　　
　　“是，是，谈不上帮忙，这是俺们的职责。”听了桂芹亲属的话，郑阳一连说了好几个是，还连连的点头。他用一只手围胸，用另一只手搓着自己没有胡须光秃秃的下巴，把身子靠在沙发椅子上，沉思了好一会后，对桂芹的亲属说：“我很同情被害人的遭遇，可这是两个部门，本着多年跟他们打交道的关系，我尽量给你们疏通疏通，争取把司法鉴定早日做下来。”
　　
　　说完，郑阳站起身，对桂琴的亲属说：“我还有事，你先回去吧，有事通知你们。”
　　
　　伤筋动骨一百天，可桂芹是粉碎性骨折，再加上年岁大了，这些年身体还不好，骨质也疏松，要不然也不会造成粉碎性骨折。如今自己动不了，女儿从校门出来被分配到城南工作，虽然不算太远，但城南城北的也不方便。
　　
　　现在自己办事就得求人，打官司又是一件麻烦事，在大多数都是临时工、合同工又是一职难求的今天，谁都怕丢掉饭碗子。无论何种岗位，你稍一欠缝，楔子马上就挤进来了，人们个个都充满了危机感，谁还有闲工夫老给别人跑事呀。哪个人不得靠紧忙乎去生存，靠紧忙乎去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呢。
　　
　　本来腿不爱好，还总上火，嘴上不是起泡就是烂嘴丫子。撒尿焦黄，大便干燥。吃不香，睡不好，原来得了好几年的心脑血管病，也跟着凑热闹。桂芹现在就是一个遭罪呀。因身体不好，就得总跑医院和吃药，医药费要不上来，案子还没有眉目，让桂芹一天总是以泪洗面。
　　
　　“喂，郑警官吗？什么时候做司法鉴定啊？”桂芹给负责她案件的郑阳警官挂电话。
　　
　　电话那边传来滴滴的忙音。桂芹一连挂了好几天电话，可就是挂不通。桂芹急了，一天，桂芹自己雇了一辆蹦蹦车，上下车在司机的帮助下，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桂芹柱着双拐，在司机的搀扶下走进派出所。桂芹进屋后，看到门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的年轻警察，后来听说是一名协警。高个子年轻警察很热情的问桂芹：“你找谁呀？有什么事？”
　　
　　桂芹问：“郑阳警官在吗？”
　　
　　高个子年轻警察一听桂芹打听郑阳警官，有些带理不理了。
　　
　　蹦蹦车司机搀扶桂芹，让桂芹坐在靠墙的铁凳子上。司机出去把自己车内的坐垫拿来让桂芹坐下。司机说：“姨，做个垫，要不时间长了你会受不了的。”
　　
　　桂芹坐了有半个小时的时候，桂芹又问那个站在门旁边的高个子年轻小伙：“郑警官什么时候能来？听说今天他应该在班上。”
　　
　　那个高个子年轻小伙可能是嫌桂芹絮叨了，有点不耐烦地回答说：“没告诉你吗，我不知道。”
　　
　　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一进屋就嚷嚷着要找郑阳警官。他对站在门旁边的那个高个子年轻小伙说：“我那天来，你就对我说不知道，让我在这等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晚上有饭局，我看到郑阳警官和好几个人，一起从派出所出来上车走了。”
　　
　　那个六十多岁的老者说完，那个站岗的高个小伙不乐意了：“我说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事多呢？我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说他没在了？”
　　
　　“我看竟是你们有理了，那你站在这是管什么的？是在接待外来办事的人，还是在堵截外来办事的人？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国家拿钱给你开工资，就是为了让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老头沉着脸，大声地质问那个“站岗”的高个子年轻小伙。高个小伙这回没接老者的话，只是用眼睛瞪了老头一眼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把头扭向一边，站在那里像尊雕塑一样，一动也不动。
　　
　　老头看那个高个年轻小伙怎说也不搭理他了，就气呼呼的坐到了离桂芹不远的铁凳子上，举了一下手里拎的一包东西，说：“看看，我把吃的东西都带来了，我今天不走了，看什么时候能见到郑阳警官。”
　　
　　也在等郑阳警官的桂芹，问还在喘着粗气的那个老者：“大哥，你也找郑阳警官呐？”
　　
　　老头看了一眼桂芹，嗯了一声。
　　
　　桂芹又问：“大哥，你因为什么事找他呀？”老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桂芹说：“我老伴胳膊被人家打骨折了，现在都落下了残疾，右胳膊不能打弯，做什么都费劲。伤残鉴定都做下来了，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可派出所到现在还没有给结案。犯罪嫌疑人一直逍遥法外，医疗费到现在一分都没给拿。”
　　
　　桂芹吃惊的哎呀了一声，问老头：“大哥，因为什么被打这样啊？”
　　
　　老头说：“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呀！就是因为地界，张二家说我们挤他家垄了。我与他们辩争，脾气暴躁的张二推了我一把，把我推个屁股墩。我老伴心疼了，骂了张二几句。张二拿着鞭杆子就抽我老伴，我老伴用胳膊一搪，鞭杆子头打在我老伴胳膊肘上，把骨头打坏了。正是关节的地方，落下了残疾。可派出所就是不给解决，不是说证人没找到，就是说分局不批等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给你往下这么拖呀，一直拖到现在。”
　　
　　老头咽口吐沫后，叹了口气，又继续说：“实际上，俺们也没有过分难为对方。寻思我们都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想把谁怎样。让他们给赔个礼，道个歉，让俺们下个台阶，再把医疗费给俺们，就算得啦，也不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可这他都不答应，就打算白打。还到处扬言，说什么，就打她了，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有能耐让他们告去吧。”
　　
　　离老头不远，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接过话茬说：“这是人家使上钱了，再不就是上边有人，不敢得罪人家，就得用你搓球。还不说不给你办，但就是不办。把你拖得精疲力尽，万般无奈，最后只好缴戒投降，让案件不了了之。”
　　
　　老头又叹了口气说：“老百姓打官司太难了，派出所的人不正经办事呀！把上头的好政策都给糟蹋了。”
　　
　　接待室里的人越来越多，正当大伙七嘴八舌唠的时候，蹦蹦车司机对桂芹说：“大姨呀，咱们回去吧，现在已经五点都过了，我回家还有事呢。”
　　
　　桂芹无奈地说：“是呀，五点都过了，都到下班时间了，怎么还没看出来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