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引子
　　
　　据《乐亭县志》记载，“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八年)，河北乐亭县曹庄有一落举禀生，姓刘名景阳，字春桥【1】。景阳公自幼失怙，事母克孝。少时苦读孔、孟之书，虽学高八斗，竟终未得志于名场。承祖业，家境殷实【2】”。
　　时年景阳公大兴土木，建三进三出髙宅大院，取名“永和堂”。刘景阳膝下两子：长子刘成儒，字清明；次子刘成诵，字浚泉。相继成婚，父与两子三户人家按头道院、二道院、三道院分居永和堂三层宅院。
　　又有记载，“公廷名师，课子侄二十余载，诚敬不稍懈，其子亦不怠，冷红幔，暖秉烛，采芹食饩，登贤书，捷南宫者踵相接。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刘成诵殿试考取功名三甲四十名进士，受朝廷重用继而进京贡职,历任刑部主事、郎中等职，官及正五品，领管刑部山西司【3】”。
　　此记载抄录于《乐亭县志》，其后刘成诵升迁、罢贬诸事不详。
　　大人功成名就时，锦衣还乡，父母欣然，不久二老相继安心故去。然大人久居京城，疏于曹庄老宅，在京城或山西为官其间可曾另添妻妾家眷亦不得而知。
　　一晃十几年过去，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刘大人喜得贵子。京、曹两地上下达官，親朋好友，乡绅显贵争相祝贺，永和堂大摆延蓆连三日通宵达旦，庄里人尽受喜礼，醉酒者比比皆是。
　　进士爷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便尽显与众不同。此童眉清目秀，两耳奇大，白白胖胖，性情乖巧，是极富贵相的。刘大人视此子如掌上明珠，更期盼日后培养其子成为著书立传，做学问的人，故取名刘炳章。
　　刘炳章先生自幼继承了前辈乐学好读的传统，拜师京城名教，用功苦学，熟读《四书》《五经》诸子之书，博览古今百家文章；更能命题著作八股文章，见景生情填词作赋；挥毫运峰，小大由之，以“颜筋柳骨”为底蕴，学而实习之，尽而发扬光大，可谓满腹华章文采，人文合一至极。先生一生尊崇儒家思想，敬仰礼教，一日三省，中规中矩，与人处事宽厚仁义。
　　水无常态，天地有变。一九一一年国民革命（后称辛亥革命），大清王朝土崩瓦解。刘成诵在京任职三十多年，无奈解职归乡，不久一病不起，久治不愈，命归西天，至此刘家败落。
　　大清国灭亡，进而断送了刘炳章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途径，当然也断送掉了刘氏前辈对刘炳章继承、光大祖业的殷切期望。若干年后，到了晚年的刘炳章暗地里也会叹息自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刘炳章先生成年之时，由父母做主风风光光地迎娶了乐亭另一脉刘姓富豪的千金婚配为妻。婚后刘刘氏为刘家生下两女，三子，依次排序：长女刘素芹；长子刘增新(刘作民)；次女刘素兰；次子刘增田及三子刘增孝。此后，世道变迁永和堂每况愈下。刘炳章一介书生手不能提蓝，肩不能挑担，仅以开办私塾，教授四乡八村学童获得微薄收入，以维持家庭清平生活。多亏家中有贤惠之妻刘刘氏几十年精打细算，节俭度日，落得下永和堂风雨之中不曾断过炊烟。
　　然而，永和堂头道、二道两套宅院中的刘氏子孙在刘成儒、刘成诵先后故去之后，氏族家规败落，一家人意志颓废，生活糜烂，不务正业，终日无所事事。父子、妻女相继染上吸食雅片的恶习。当他们挥霍尽上辈人留下的积蓄后，便开始变卖家中古籍收藏，田亩地契及永和堂一、二层两套宅院的几十间房产。三十年的时间几只烟枪烧掉了刘景阳、刘成儒、刘成诵几位先辈留下的万贯财富。临近解放，这户刘氏后人积恶甚深，竟然沦落到挖开上辈人的坟墓，盗卖墓中的葬品，以换得一时的快乐。呜呼哀哉！那生养他们的父母在地下的用品统统化作了青烟，反倒供他们乐享其成、亦幻亦仙，此等本末倒置之辈，全沒有了一点点祖先的德性。
　　土地改革，共产党把全中国广大民众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解放出来，但其中不乏一些泼皮牛二等流氓无产者浑水摸鱼，占尽了好大的便宜。奇巧的是刘氏家族中那好逸恶劳，毁誉祖德的家庭，竟然堂而煌之的划定为“贫下中农”。更可悲的是也正是这户“贫下中农”借土改之势，还分得了永和堂刘炳章名下的三间厢房。无奈这等烂人，非但没能重新生活，反倒添加了痴迷赌博之新恶，不久便把分得的三间厢房输了个片瓦无存，以至全家人再次搬迁回农业社的破旧仓房里。一家人贫困交加，到头来男主人竟因饥寒交迫惨死在破席冷炕的土屋中，其结果也有些过分凄凉。正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此前，刘炳章老先生的子女陆续成年，相继离家，或远嫁异地他乡，或关外经商谋生，直到曹庄解放老先生夫妇身边已经无人伺奉，全凭两位老人朝暮相扶，孤独度日。
　　土改时，老先生家中薄田十三亩，永和堂老宅院一座。庄里的一些人为达到分掉老宅院中空置的三间西厢房的目的，竟不清不楚地将刘炳章划为“富农成份”。哪曾想到这一定性，在此后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阶级斗争中，正是“富农成份”的“烙印”使得刘炳章及其后代子孙许多年低于人下，惶惶不可终日，如同犯下了不赦之罪。
　　刘炳章清灯苦守几十年的第三道老宅，原本五间正房，东、西各三间厢房及大门房、二门房等自成一套完整院落。自打土改永和堂被分掉三间厢房，且厢房再度易主、拆毁，那房木、基石也很快化为他人的赌资，于是乎永和堂那唯一仅存的第三道老宅院便终于破败，曹庄周围方圆百里最为古老高大的民居建筑在庄里人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原本一方幽静的深宅大院，古树参天的青砖瓦舍到头来只剩下孤零零的几间大屋，就连院落里的青石板也被抠掉，裸露出泛黄的泥土。
　　永和堂一片凄凉，刘炳章老人几乎难于接受那残酷的不公正的现实，许多时间不得不躲到城里的儿女家。眼不见心不烦，直到晚年终因年老体衰，竟也顾不得儿女苦留，于是回到老宅便不再离开故土一步。此后二十多年，老人家常常持杖呆痴，心中的苦闷难以言喻，直到逝去。
　　刘炳章逝世八年后，一九七七年，年逾八十七岁的刘刘氏仍然居住在屋顶蓬草蔽瓦、四壁断砖遮风的永和堂，那老宅终因年代久远难于修缮，便不得不拆掉了。同年，风烛残年的刘刘氏与苍凉中驾鹤西去，老人家带着对百年永和堂的眷恋，一步一回头的追逐老先生去了。
　　刘炳章、刘刘氏便是我的爷爷、奶奶。这对宽厚慈祥、勤俭守业的老人步履蹒跚走过了清贫而不幸的晚年。就像衰败的永和堂在历时了一百零八年的风雨历程后，永远地消失了……
　　斗转星移，一百零八年的大段光阴从曹庄飞云流逝。冥冥之中，如先辈有知，除怒斥那一家背祖丧德不孝子孙的不齿行为外，百年永和堂到头来不曾留下一砖一瓦；不曾留下几辈先儒的诗词文作、行草楷帖、家书信札等一页遗作；不曾留下登贤书，捷南宫者的一篇文章、一字墨迹，这深深的遗憾一定会令后人为之扼腕挽惜。
　　从清同治初年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又解放后二十多年，永和堂历经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和解放后的新中国几个时期，上下历时一百零八年的岁月光阴。上四十年，先辈名刻京城孔庙碑林，又有事迹光照地方县志汗青，正所谓先人的功德释然；下六十多年，刘炳章饱学圣贤之书，深受仁义道德、传统礼教之熏陶，身体力行，教书育人，更重教子育女宽仁厚德，传承中华古老文明；无奈生不逢时，可惜空有一身的正气、满腹的学问，却淡然一生。
　　解放后，刘炳章的五位子女：刘素芹、刘作民、刘增田、刘素兰、刘增孝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期，因受“家庭出身”的束缚，许多年夹起尾巴做人，衔尾相随于人后，默默无所作为。好在五位子女都已相继成婚，生儿育女，而后子孙满堂，都尽享过天伦之乐，倒也聊以自慰。
　　时乖命蹇，迫于政治环境的桎梏，刘炳章的后代子女许多年噤若寒蝉，很少向后人谈叙曹庄的过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过古稀之年“增”字辈的五位老人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也相继离开这个纷杂的世界。永和堂支离破碎的往事越发让后人难能拼凑起来，我们对祖辈的印迹也只能在《乐亭县志》和北京成贤街的孔庙中找到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幸好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目睹了父辈背井离乡从永和堂走出来以后的生活经历，目睹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人和事，好多好多的事情至今记忆忧新。思前想后，惟恐刘氏后代子女忘记先辈往事，今拙笔记下那段时间发生的人和事也好给后人留些念想，如有更多的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更是在下求之不得的了。
　　由于对祖辈先人的事迹和老家曹庄的人情变故知之甚少，故此书中多半不敢贸然涉笔曾经发生在那幢老宅中的人和事，他们走得太远了。尽我所能，讲述的往事仅以沈阳解放前夕至今发生在我们家周围的人和事为主。大体分成沈阳解放前期，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二十年这三个阶段，时间跨度近六十年。
　　上个世纪，爷爷刘炳章夫妇及其子女一家七口人生活在永和堂的第三道宅院里，当时与头道、二道院子里的同宗眷属还往来尚密。虽说永和堂已经开始走向衰败，但仍然完整髙大，曹庄远近几十里的庄稼人依然敬而仰望之。父亲刘增孝生于二十年代，家中五个姐弟中排行老幺。父亲自小生性伶俐，四岁时进爷爷的私塾馆识字读书，三年后父亲便能将大明朝进士王熬著“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4】及康熙状元韩菼著“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5】等多篇明、清八股范文搖头晃脑地背诵如流。
　　爷爷见父亲天资聪慧，七岁时爷爷将父亲送进乐亭县城的洋学堂接受新文化教育。中学毕业，十四岁那年，父亲告别父母及曹庄众乡亲奔赴关外——奉天，投奔父亲的长兄刘作民(刘增新)处继续读书。当时大爷（我们北方人称大伯为大爷）刘作民先期离家已经在奉天经商几年之久，生活尚且优裕。此后几年父亲相继就读于“奉天民兴中学”和长春“新京商务专科学校”(校名可能有误)，其生活、学习各种费用尽数由其长兄刘作民按期支付，从未间断。直到父亲修完学业，自立劳作，后来父亲与我母亲岳国珍相识，相恋，其兄刘作民仍对父亲一直训教如子，可谓长兄如父也。
　　大爷对父亲几十年管教有加，父亲对大爷始终敬重如深，每每遇事父亲都要倾听大爷的指教，即便有误父亲也是细细听其说教，从无反对。直到有几次母亲与大妈，妯娌间发生了口角，背地里母亲说些埋怨父亲的话，父亲仍然不改对大爷的敬重。当然，母亲对大爷、大妈的不敬终究事出有因，这些都是后话。
　　我出生在沈阳，不曾到过乐亭老家。小时候爷爷、奶奶来过咱家，也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年龄还小，两位老人家留给我的记忆尚且朦胧，而千里以外曹庄的父辈或祖辈们印象更是少之又少，相比永和堂那幢硕大空旷的祖宅在我看来远比不上姥姥家的火炕会更熟悉、更亲切。
　　好多年前，姥爷、姥姥、大舅、二舅、老姨那些长辈们摸着我的脑瓜顶，看着我一天天长大，那记忆甚是神奇，时至今日依然魂牵梦绕。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留给我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竟然铸成了方方正正的汉字，日积月累排成版，往事就印在了我的心底里。
　　说起我的姥爷岳保忠要讲述的故事会多一些、远一些。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坐在炕头上听姥爷讲北方岳姓家族的故事。据说中国人口中岳姓的人口所占比例很小，但分布却很广，他们中的许多人应该与北宋爱国将领岳飞有血缘关系，或者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就是岳飞的后代。北宋时期岳飞遇害以后，其子女及后人大部分居住在湖北，安徽两省。明末清初有一些岳飞后人从鄂、皖两地迁徙北上。
　　相传明末，湖北江州一名赴京任职的岳氏后人因犯科而丢官，他冒杀头之罪弃家出逃，历经艰难坎坷迁居到关外，此人可能就是北方岳姓人的先祖，经过两百多年世代繁衍就有了我的姥爷—岳保忠。
　　姥爷说这话是有据可查的，他打炕上下来从板柜里拿出一个紫色泛光二碗大小的铜香炉，好多好多年前姥爷的老祖宗在袁崇焕手下做副将，镇守绥远城，曾屡立战功，崇祯皇帝亲自把这尊大明宣德香炉奖励给姥爷的老祖宗。明末崇祯皇帝生性多疑，这样的表奖在当时可是最高的荣誉。姥爷还告诉我，如今真品大明朝的宣德炉存世量少之又少，而这尊炉底镌“大明宣德年制”，侧面铸苍劲有力的金文“天承平寇”四字，这只香炉在当今社会上恐怕不会有第二件。
　　我在姥爷身边生活了好多年，印象中老人的面孔永远是一副沉闷的神情，那会儿姥爷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来未曾见到过的，于是这一刻情景也就成为我多年难以忘却的一幕。
　　母亲岳国珍毕业于“沈阳同泽高级中学女子部”，老沈阳习惯称为“同泽女高”。岳国珍年轻时极具爱国情怀，崇信文化救国，最反对暴利斗争。内战期间，曾多次参加青年学生反对内战的请愿遊行，并试图上谏天书阻止国、共两军毁灭人寰的国内战争。尽管出于感情冲动、其作法亦幼稚，然而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过早就怀有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感，其精神不会不令人肃然起敬。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沈阳地区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刘增孝、岳国珍一对青年男女带着对新中国美好生活的向往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走向风雨同舟却异常坎坷的未来。再后来有了我们兄妹五人。
　　我小的时候每次去沈阳故宫，走北顺城进小北城墙门必定经过一段坍塌的城墙。残破中，城墙底下一层一层，一块一块长满苔藓的青砖依然排列整齐。它们历时三百个春夏秋冬，任凭风雨霜雪的磨砺，尽管斑剝仓桑，却仍然存在。
　　时光逝去，时代变迁，城墙底层那一块块饱经沧桑的青砖目睹了大清国的兴盛，衰亡；记录了日寇铁骑对这片土地的践踏，蹂躏；见证过国民党的腐败昏暗，以及那个政权在中国大地上的土崩瓦解。毫无疑问，它们同样记录了沈阳解放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也会不无遗憾地记录下国内多次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
　　是的，皇城根下的青砖一层一层，一块一块，它们不曾停歇地记载着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要始终不渝的延续下去。
　　今天，当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循着残败的城墙去寻找，无意间会惊异的发现那里真的记载了许许多多的陈年旧事。
　　……总要感谢那些挂着苔藓、湿漉漉的，见证过那么多大段历史的——青砖。
　　我相信，总有一块一定刻下了我的记忆。
　　
　　注释：
　　【1】、【2】出自乐亭县志
　　【3】出自北京成贤街孔庙
　　【4】王熬，明朝，吴县人，进士出身，官作内阁大学士。其科举所作八股文《百姓足孰于不足》刊登于贤书，被列为后代学子的八股范文。
　　【5】韩菼，清朝，苏州人，康熙十二年荣登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尚书。所作《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八股文章为后世人誉为八股文之首。